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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下私有财产的存在，而在于具体地揭示其实质。
在这里，我们需要对中世纪私有财产的实质作辩证的理解。一方面，从
一般的广泛的意义而言，封建私有财产是作为所有权的表现形式来看待的。
马克思谈到中世纪的私有财产时，曾用讽刺式的语气描写它的特征，曾把私
有财产的涵义扩展到这样的程度，以至精神、法权、人的活动都列入私有财
产的对象之内。然而中世纪的私有财产之成为“一个普遍的范畴”，反而是
这样的特定的权力所表现的所有权：
“各种类型的商业和工业是各种特殊的同业公会的私有财产。宫廷
官职和审判权等等是各个特殊等级的私有财产。各个省是各别的诸侯等
等的私有财产。掌管国家大事的权利等是统治者的私有财产。精神是僧
侣的私有财产。我履行自己义务的活动是别人的私有财产，同样，我的
权利也是特殊的私有财产。主权——这里指民族──是皇帝的私有财
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版，页三八一；德文第
兹版，页三一四）
但另一方面，我们不能单看封建的私有财产所表现的外观，既然什么也是私
有财产，那就好象没有问题了。其实不然，马克思已经在上文反复地强调这
种私有财产的等级的、特权的实质，指出它是“某等级的私有财产”、“各
个特殊等级的私有财产”、甚至最后指出“主权是皇帝的私有财产”等等。
马克思还这样写道：
“人们常常说，在中世纪，权利、自由和社会存在的每一种形式都
表现为一种特权，一种脱离常规的例外。在这里不能不指出这样一个经
验事实，就是这些特权都以私有财产的形式表现出来。这种吻合的一
般基础是什么呢？ 就是：私有财产是特权即例外权的类存在
（Gattungdasein）。
凡是在国王（如法国）侵犯私有财产的独立性的地方，国王总是在
侵犯个人财产以前先侵犯同业公会的财产。但是，侵犯同业公会的私有
财产，同时也就是侵犯作为同业公会、作为社会联系的私有财产。
在封建制度中正好显示出王权就是私有财产的权力，显示出王权
中既隐藏着一般权力的秘密，也隐藏着各个国家集团的权力的秘密。”
（同上，重点是引者加的。）
从这些经典的论断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世纪的私有财产或所有权，
跟严格意义的近代的私有财产和所有权比较起来，其实质是如何的不同。在
近代，是“真正的私有权”、“自由的土地私有权”，这是说，它在法权上
有形式的自由和平等，而在中世纪，私有财产就不具有这种“真正的私有权”
性质，而实质上是特权、例外权的同义语，不过从经验的事实看来，以私有
财产的形式表现出来而已。科学的分析不能满足于经验的事实，所谓私有财
产的封建形式——“特权、例外权的类存在”①即是特权、例外权的品级存
在。中世纪经院哲学把自然分别成若干“类”，这便是形而上学的幻想的虚
构，把居民分别成若干“品类”，这便是所谓“法律虚构”的人格划分（顺
便提一下，冯友兰先生的四种境界说，即是这个古老的传统）。例外权表现
得最明显的是所谓宗法的长子继承制、封建国家的职官制，以至最高的君权
或国家主权，即上引文说的王权所隐藏着的权力，或作为皇帝的私有权的所
谓主权。因此，马克思又这样写道：
“在长子继承制中，私有财产是对国家官职的关系这一事实竟使国
家的存在成了直接的私有财产即地产（Grundbesitz，即土地占有）的
属性、偶性。这样一来，国家就在自己的顶峰上表现为私有财产，其实
在这里本来应当是私有财产成为国家财产。”（同上，页三八三；德
文第兹版，页三一六）
可见在封建制社会的“私有财产”本来应该是“国家财产”，在有些国
家如封建专制主义表现得突出，而在有些国家表现得隐藏罢了。研究封建主
义，能够离开王权的隐藏的权力形式和王权的公开的权力形式么？为什么要
把封建的主权作为所有权来规定的形式否定了呢？
这里已涉及封建主义在土地权力上的法律虚构与品级结构问题，这些问
题将在下面作进一步的探讨。
土地买卖的现象在中世纪怎样理解 把握了这些总的原理，我们再探
索中世纪土地买卖的历史意义。
在封建制社会，有土地买卖，在资产阶级社会，也有土地买卖。其买卖
的形式都体现着法权的形式。前者以形式的不平等（超经济的）为依据；后
者以形式的平等（商品形态）为依据。然而在二者，法权形式都是骗局。结
果是：土地在买卖的名义之下为支配阶级所垄断。在封建制社会是“安定的
垄断”，在资产阶级社会是“不安定的垄断”。所谓“安定的垄断”，即是
如马克思所说的缺乏“自由的私有权”的表现，同时又是土地所有权依于军
事的以及行政的特权的表现。
因此，在封建制社会，土地也曾通过买卖或让渡的形式。然而自耕农民
的小土地买卖或他的份地的出卖，正是大土地垄断的温床。最使人困惑不解
的是：封建国家的法令还时常反对这种土地所有权的某些“运动的”倾向，
责骂“民得买卖”是一种反常现象，好象造成土地兼并的原因不是由于封建
“特权、例外权的类存在”，而是由于土地买卖。
但问题是可以理解的。在“安定的垄断”之下，是被法律所限制的土地
买卖，这就有别于“不安定的垄断”之下的商品式的土地买卖。
在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写道：
“浪漫派关于这种情形流着伤感的眼泪，我们不去参预。浪漫
派经常把潜存在土地之诡诈买卖（Verschacherung derErde）中的可耻
情形，和包含在土地私有权之诡诈买卖（ Ver －schacherung des
Privateigentums an der Erde）中的完全合理的、在私有制里面必然的
并且被期望着的后果，混淆起来。首先封建土地所有权在本质上已经是
由诡诈买卖得来的土地（die verschacherte Erde），这种土地是对人
异化了的（dem Menschen entfremdete 指例行逆施了的）、并且是以少
数大主人公的姿态站在人的对面的土地。”（马克思、恩格斯经济学短
篇论文集，德文第兹一九五五年版，页九一；参看经济学—哲学手稿，
人民出版社版，页四五——四六）①
这里，马克思指的是：“在衰落的中世纪和兴旺的资本主义生产时期，
产业资本家的富的急速增加，都有一部分要由他们直接诈欺地主的事情来说
明”（剩余价值学说史，第一卷，三联书店版，页三五三），在这种土地的
诡诈买卖和土地私有权的诡诈买卖中，则包含着必然的、合理的后果，即土
地所有权转化为商品、旧贵族的复灭、货币量族底最后完成。马克思讥笑浪
漫派的西斯蒙第只看见土地之诡诈买卖的可耻情形而伤感主义地批评资本主
义（参看列宁评经济浪漫主义，中译本，页七六——七七），并把这种可耻
情形和其合理后果混淆起来。在这里同时指出了，在中世纪，土地已经在本
质上是由诡诈买卖，即巧取豪夺得来的土地，而不是商品交易的土地。
这一论断向我们所提示的是：（一）在衰落的中世纪，土地的买卖是诡
诈性的，而中世纪的土地买卖更在本质上早已就是诡诈的，它决不能和资本
主义土地买卖的商品形式相类比。（二）在衰落的中世纪，土地买卖的诡诈
性是暴露到表面上来了，但它却由土地私有权的诡诈交易而导致出了所谓合
理的后果；至于中世纪，土地买卖的诡诈性是“本质”的，它虽然隐藏在道
德的、荣誉的外观之中，但如俄译本所正确意译的，封建土地所有权已经是
“对土地进行卑劣阴谋之结果”。
即使是这样，中世纪的土地买卖还是在不同程度上和各种形式上受到法
律的限制。土地和特权联结在一起，领地被禁止出卖，因此，如恩格斯所指
出的，“资产阶级废除了长子继承权或不许出卖领地的禁令，取消了贵族的
一切特权，这样便消灭了特权贵族、土地贵族的权力”（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四卷，人民出版社版，页三六二）。和欧洲的情况不同，买卖的诡诈性，
在封建社会还可以看出另一种迷人的情况。例如在中国宋代，一方面国家的
土地可以出卖；另一方面，则通过职役的收夺，实际上又把土地权力收回到
国家手中。“普遍的职能”也可以出卖。国家主权者通过出卖“官告”让渡
了一种“官户”的特权，或通过出卖“度牒”让渡出另一种属于假相的僧道
的特权，因而把全国性的徭役转嫁于表面上已经取得了土地权利的占有者。
这样的土地买卖表明，如果没有同时以高价取得“官户”特权的地位，实质
上没有土地的权力。我们不能从表面上的现象，就渲染宋代已经在人民中间
确立了所谓土地私有权。
第三节 论封建主义在土
地权力上的品级结构
封建主义和国家法律规定的等级制 研究封建主义的历史规律，在政
治经济学、历史科学中，存在着便利的条件，也存在着比较困难的条件。
马克思说：“古代社会的生产有机体，比资产阶级的生产有机体，是更
简单得多，更容易理解得多”（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八年版，
页六三），但同时也指出，奴隶制和封建制时代的阶级矛盾却不象资产阶级
时代那样单纯而明显。如在上面所指出的，封建的财产关系是一种“特权、
例外权的类存在”，这一点反映在经院哲学上是这样的一种幻想的虚构，即
自然现象的所谓“地上、天上、超天上”的品类存在；而通过法律的折射时，
则表现为品级或等级的上下虚构。从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