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愈、汤和诸将屯陕西、彰德、汝宁、北平，徙山西真定民屯凤阳。又因海运
饷辽，有溺死者，遂益讲屯政。天下卫所，州县军民，皆事垦辟矣。”到了
明代中叶，“官庄军屯多，而民田寡矣”（学庵类稿食货志田制）。明史食
货志又说：“诸王外戚求请及夺民田者无算，。。盖中叶以后，庄田侵夺民
业，与国相终云。”大约明代屯田，在一个时候占全国可耕地十分之一强，
且多良田和交通便利的土地。以所收的租入而论，约占国家收入的三分之一。
这样大规模的屯田，说明旧式的封建土地所有权在均田破坏后仍然存在，并
占重要的地位。而宋、明的屯田，不少是以官庄形式来经营的。这制度到了
一条鞭法的时代才有改变。
这种封建的土地所有制的意义不仅在于直接支配的屯田、营田的数目，
而且在于最高所有者的主权如何对待贵族豪强的势力。例如封建专制主义国
家对贵族官僚的赐田、永业田等，大都是从官田中拨给的。因此，封建法律
对此可特许其买卖，也可不准其买卖。唐会要卷四五功臣说：
“（元和）四年（公元八○九年）三月，上览贞观故事，嘉魏徵谏
诤匪躬，诏令京兆尹访其子孙及故居，则质卖更数姓，析为九家矣。上
愍之，出内库钱二百万赎之，以赐其孙稠及善冯等，禁其质卖。”
宋、元、明各代的移民法令更显示出封建专制主义国家直接对待大土地
占有者的权力。史例很多，例如明太祖移江南富户，就是这样。
依上所说，均田制破坏后，贵族官僚对于赐田、永业田等的占有，从法
律上讲来，和前代没有多大区别。除赐田、永业田外，官吏的职田、公廨田
等，其所有权也在封建国家手中。这类职田所占面积也很大。唐宪宗的诏书
中说：“百官职田，其数甚广。”（全唐文卷六○宪宗令百官职田权充度支
诏）以后各代的职田，与此同为封建国家所掌握的土地。
至于一般农民，对于他们的耕地，更没有所有权。我们从敦煌县残户籍
中，看到唐大顺、宋雍熙、至道年间的户籍，和大历以前的户籍来比较，显
然不同。唐末至宋的户籍没有注明应受田若干，已受若干，也没有分别口分
田、永业田，这是均田制破坏的确证。但是所有大顺、雍熙、至道的户籍上，
都注明了“都受田”若干。如宋至道元年（公元九九五年）户籍〔伯：三二
九○（1）〕
“都受田伍拾柒亩，请河东鹘渠地一段，共伍拾柒亩，东至道，西
至小户地，南至姚丑儿，北至张宁儿。
至道元年乙未岁正月一日人户陈残祐（原照片如此）户”
这种“都受田”当是向当时封建政府请来的。正因为如此，所以封建政府可
以任意支配农民的土地。如宋淳祐八年（公元一二四八年），大括围田为公
田。吹剑四录说：
“淳祐八年，史宅之以签书枢密院事领财计，建议括浙西围田及湖
荡为公田，置田事所，选差官属。。。州县乡镇，所在置局，官吏四出，
奔走阡陌间。凡濒湖田亩，虽非围田，一例抄括。。。又追集里正，供
具数十年前绝户，并废寺观、废庵舍，产去而名存者，悉行追究，连逮
承买之家而捃拾之。或倍价以偿，或重赂以免，一路骚动，怨嗟沸腾。”
明神宗亦曾以河南庄田及所括民田，计得四万顷以封赐第三子福王。封建政
府的这种权力是略当于欧洲封建国家的早期王权。完整的土地所有权是属于
皇帝的，而各类品级性和带有非品级性色彩的地主从法律而领受不同等级的
荣光，因而他们是土地所有权的不完整的分享者。
根据上述屯田、营田，官僚的赐田、职田，以及民田的情况来说，在均
田制破坏后，旧式的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并未因此而根本改变，不过它的经营
形式起了变化，如上面所讲的庄园经济之下的官田。到了明代的一条鞭法和
清代的更名田，旧制度才发生了一定的变化。
另一方面，唐代特别从九等户定籍以来，官田散为民田的记载多了起来。
这样不能以官庄、皇庄和屯田、营田的方式来支配并管理的土地，必须以另
一种方式来征取地租。从实质上讲来，那些散为“民田”的土地，不是所有
权的让渡，而仅是在程度上以及形式上的占有权的放宽。例如玄宗置劝农使
时，已经这样规定：“先是逋逃，并宜自首，仍能服勤垄亩，肆力耕耘，所
在闲田，劝其开辟。逐土任宜收税，勿令州县差科，征役租庸，一皆蠲放。”
（全唐文卷二九置劝农使诏）这里“所在闲田”给与逃户耕种，所谓“收税”
的比例（似按两税来收租）不明白，但已经不提按均田办法给授，也不按租
庸调方法来征取了。玄宗不久又颁布了弛陂泽入官诏，全唐文卷三○载：
“所在陂泽，元合官收。至于编氓，不合自占。然以为政之道，贵
在利人，庶宏益下，俾无失业。前令简括入官者，除昆明池外，馀并任
百姓佃食。”
闲田之变为民田或“永业”，按“收税”和“佃食”来说，所谓“民田”
的性质是可看出来的。这样的方式带有农奴解放的意义，而绝不是有些人说
的什么“向私有权的过渡”。按唐律本来规定障占陂泽者是犯罪的，现在却
允许“百姓佃食”，编氓可以“自占”了。“自占”即占有权之意，它过去
是在法律上不允许的，而此时由法令承认下来了。不过在“自占”的土地上
要“佃食”，即除维持其生计外，须负担封建的赋役。以后，就径直将逃户
绝户桑产与官健充永业。这里“充永业”的意义也不是“自由的私有权”，
而是一种占有权，例如“请射”的规定。唐会要卷八五逃户条：
“（代宗）广德二年（公元七六四年）四月敕：如有浮客情愿编附，
请射逃人物业者，便准式据丁口给授。如二年以上，种植家业成者，虽
本主到，不在却还限，任别给授。”
“（穆宗）长庆元年（公元八二一年）正月赦文：应诸道管内百姓，
或因水旱兵荒，流离死绝，见在桑产，如无近亲承佃，委本道观察使于
官健中取无庄田有人丁者，据多少给付，便与公验，任充永业，不得令
有力职掌人妄为请射。其官健仍借种粮，放三年租税。”
这样看来，一方面“永业”是一种占有权的性质，另一方面它又处在租
佃关系的支配之下。因此，农民就如马克思和列宁所说的，好象“在自己的
土地上”进行生产了。
还有一种按照劳动力来分配土地占有的规定。全唐文卷六六穆宗南郊改
元德音说：
“应诸道管内百姓，或因水旱兵荒，流离死绝，见在桑产，如无近
亲承佃，各委州县，切加检实。据桑地数，具本户姓名申本道观察使，
于官健中取无庄园有人丁者，量气力可及，据多少给付，便于公验，任
充永业。”
此后又将逃户田产分给百姓为永业。如会昌年间规定，逃户二年不归，其桑
田屋宇，即“召人给付承佃，仍给公验，任为永业”（唐会要卷八五逃户）。
农民对于土地得到了“公验”，成为自己的“永业”，这看起来好象是自己
的田地，实际上仅仅具有某种占有权，且对国家依然要负课责的。但经过这
样改变，也就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鼓励农民的幻想，如旧五代史卷一一
二后周太祖纪说：
“以天下系官庄田仅万计，悉以分赐见佃户充永业。是岁，出户三
万馀。百姓既得为己业，比户欣然，于是葺屋植树，敢致功力。”
这正说明了农民对于耕地取得了相对的占有权以后，对于耕地看起来好象是
“自己的”以后，劳动兴趣就大为提高了。以后宋朝，还是采用这个办法。
如宋史卷一七三食货志说：
“凡州县旷土，许民请佃为永业。蠲三岁租，三岁外输三分之一。”
这样看来，所谓“永业”的规定是以佃为前提，收获的一部分要无偿地归于
所有者。因此，在租佃剥削之下的所谓“永业”，不但不具备完整的占有权
的形式，而且更确切地说来，是种“永久使用权”罢了。这种使用权显得比
过去均田制之下的暂时使用权更有利于统治阶级进一步剥削的胃口。
农民看起来好象是在“自己的土地”上进行耕种了，这种历史变化，不
但给两税法之下的以实物地租形态为主的剥削制度提供了条件，而且也可能
更多地承担封建国家的“色役”。因此，“客户”劳动力定籍的再编制也就
成了历史的必然的倾向了。因为如列宁所指出的，“农民被牢牢地封闭在‘格
特’（按指禁止移住）以内，被牢牢地封闭在份地的占有制以内”（列宁文
集第三册，页八○），是中世纪妨碍经济发展之一特征，而在份地以内有些
开放是有利于经济的发展的。
这种“民田”或“永业”，到了宋代，在五等户制之下更有所发展，五
等户中的高户，不少成了“富民之家”，一方面在他们的占地上“募召浮客，
分耕其中，鞭笞驱役，视以奴仆”（嘉祐集卷五田制），其非法的实际占有
权之可观，好象仅在法律上与所有权有所区别。然而另一方面，这些“富民
之家”不但无免役权，而且是在各方面负担贡物和沉重的“职役”义务的人，
有时他们因役重而破产。所以，因了地租权的被分割，法律上规定的所有权
的排他性的实质也就削弱了。从这一点讲，党争的阶级背景或社会根源就更
容易理解了。
从唐代以至宋代，一方面因了等级制度的再规定，和以前各代有些不同，
如唐太宗以官爵高下分作等级，对庶族地主大为让步，以致封建主义的特权
也倾向于层层的分散。宋史食货志曾明白指出：“曰公田之赋，凡田之在官
赋民耕而收其租者是也。曰民田之赋，百姓各得专之者是也。”这里后一句
话，因了课役，所谓“各得专之”并不能完全专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