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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九年），张载经吕公著荐举入朝，除崇文院棱书，据行状记：
“既入见，上问治道，皆以渐复三代为对。上悦之，曰：‘卿每日
见二府议事，朕且将大用卿。’先生谢曰：‘臣自外官赴召，未测朝廷
新政所安，愿徐观旬日，继有所献。’上然之。
他日见执政（王安石），执政尝语曰：‘新政之更，惧不能任事，
求助于子何如？’先生对曰：‘朝廷将大有为，天下之士愿与下风。若
与人为善，则孰敢不尽？如教玉人追琢，则人亦故有不能。’执政默然，
而语多不合，寖不悦。”
可知张载的态度虽比较和缓些，但也是不愿为新政服务的。
张戬就不甚相同了，他也在熙宁初入任御史，反对新法最为激烈，曾“章
十数上”（伊洛渊源录卷六行状）。据河南程氏遗书第二上的记载，王安石
当时以青苗法是否实行决定去就，程颢与孙觉了解到神宗意袒王安石，本来
是准备迂回一时的，只是由于张戬在中书“大悖”，新旧两党于是归于决裂。
按照司马光温公日录，这件事的经过是这样的：
“张戬为监察里行，请罢条例司，因诣中书，极陈其事，辞气甚厉。
介甫（王安石）以扇掩面而笑。戬怒曰：‘参政笑戬，戬亦笑参政所为
事耳！岂惟戬笑，天下谁不笑之者？’暘叔解之曰：‘察院不须如此。’
戬顾曰：‘只相公得为无过邪？’退而家居，申台不视事而待罪。”（伊
洛渊源录卷六引）
邵雍是另一类型的人物，他的特点是从未在政治舞台上粉墨登场。仁宗
嘉祐时，王拱辰曾推荐他；神宗熙宁初，吕公著、祖无择、吴充也曾加以荐
举。富弼曾屡次举荐邵雍，但为王安石所沮（闻见前录卷一八）。我们必须
指出，邵雍所以不仕，“称疾不之官”，决不是由于宁静澹泊，而是因为他
以隐逸的身分居住洛阳有其特殊的便利。邵雍在诗中说：“居洛八九载，投
心唯二三，相逢各白首，共坐多清谈”（击壤集卷一闲吟四首之一），决非
真实的情况。实际上邵雍经常奔走于豪贵之门，甚至“其家妇姑妯娌婢妾有
争竞，经时不决者，自陈于前，先生（邵雍）逐一为分别之，人人皆得其欢
心，于是酒肴竞进，饜饫数日，复游一家”（马永卿嬾真子，亦见闻见前录
卷二○），这正是门前食客的生活。嘉祐时，王拱辰给他修屋，富弼给他买
园；熙宁时，行买官田法，司马光等二十余家替他买下“七千余步平流水”
的大宅园。因此，邵雍的“安乐窝”，宅契是司马光户名，园契是富弼户名，
庄契是王拱辰户名，借以避免科调（闻见前录卷一八）。由此可见，邵雍“隐
居”洛阳，其实是由世家豪族供养，他热爱地租并不下于其他豪族。
翻阅邵雍的诗集，马上可以发现他与旧党诸人的密合无间。例如邵雍赋
安乐窝中好打乖吟，和诗者就有富弼、王拱辰、司马光、程颢、吕希哲等七
人。因此，邵雍在政治见解上站在旧党一面，是毫不足怪的。据邵伯温记，
邵雍和第一个反对王安石的吕诲友善，吕诲赴召时，邵雍与论天下事，“无
一不如所言者”。邵伯温还提到，新法初行时，一些旧党官吏“欲投劾而归，
以书问康节先公（邵雍），康节先公曰：‘正贤者所当尽力之时，新法固严，
能宽一分，则民受一分之赐矣，投劾而去何益？’”（闻见前录卷一九）这
种策划和程颢是相似的。
击壤集中很多是讥评新法的政治诗。例如和富弼的一首诗中说：“杯觞
限新法，何故便能倾？”（卷九）又如闻见前录卷二十所载题枕屏诗，讽刺
新政为“儿戏”。卷十六的毛头吟“忧国心深为爱君”和卷三的秋忆三十六
首中“国命在乎民”二首也都是这一类的影射诗。总之，邵雍的脐带是牢牢
生附在豪族的基盘上的，正如他的知幸吟所老实说出的：
“鸡职在司晨，犬职在守御，二者皆有功，一归于报主。我饥亦享
食，我寒亦受衣，如何无纤毫，功德补于时？”（击壤集卷九）
事实上这位冒名“官户”而衣食于主人的邵雍，确实尽了他对于豪族的“鸡
犬”“报主”的力量。
以上所述着重在神宗朝。从神宗到哲宗，庶族与豪族的斗争有两个转折。
元祐初，太皇太后高氏听政，起复司马光吕公著等旧党，废弃新法，皇权与
豪族结合起来，是第一次转折；元祐八年（公元一○九三年），哲宗亲政，
重新由章惇蔡卞等新党执政，是第二次转折。元祐元年至八年旧党执政时期，
一时豪族代表人物纷纷上台，政治上的洛党和道学中的洛学即完成于这一时
期，而程颐便是这两方面的实陈领袖。
旧党复辟时，熙宁道学的领袖程颢、邵雍都已死了。程颢的死对于旧党
是一大损失。司马光、吕公著执政后，曾立即召程颢为宗正丞，“执政日须
其来，将大用之，讣至京师，诸公人人叹嗟，为朝廷惜”（伊洛渊源录卷二
邢恕语）。邵伯温说如果程颢不死，在元祐时名位必与范纯仁相等，是可信
的。此后，程颢的地位便由程颐来代替了。
程颐在元祐以前并没有较高的政治地位，但他早已为吕公著等所重视。
英宗时，吕公著曾上疏请对程颐“不次旌用”（吕申公家传，年谱引）。神
宗时，程颐在旧党中已享有很高声望，文彦博、富弼、司马光、吕公著和范
镇等对他都很尊礼（冯忠恕涪陵纪善录）。元丰八年（公元一○八三年）十
一月，哲宗刚刚嗣位，新起的旧党领袖司马光、吕公著以及王岩叟、朱光庭
等就同时举荐程颐，授汝州团练推官，充西京国子监教授。元祐元年（公元
一○八六年）闰二月，程颐至京师，除秘书省校书郎，随即召对，授祟政殿
说书，八月又差兼判登闻鼓院。象程颐这样的直上青云，在宋代还是罕见的，
也正说明旧党对他的殷切期望，故起用诰词说：“孔子曰：‘举逸民，天下
之民归心焉’，吾思起草茅岩穴，以粉泽太平，。。故加以爵命，起尔为洛
人矜式。”（叶绍翁四朝闻见录丙集褒赠伊川）
元祐初年，程颐是旧党中首要的活动人物。他在经筵上宣讲“道学”，
同时对朝政“论议褒贬，无所顾避”，实际上已经成了吕公著的策士，如：
“时吕申公（公著）为相，凡事所疑，必质于伊川（程颐）。”（伊
洛渊源录卷四）
因此，蜀党苏轼等对程颐深为嫉恶。
元祐时代的洛党、蜀党，是封建的“品级联合”之中旧党豪贵内部依地
方势力而结合的互相倾轧的集团。洛党即以程颐为领袖，以朱光庭、贾易、
尹焞、张绎等为羽翼；蜀党以苏轼、苏辙为领袖，吕陶、孔文仲、孔平仲等
为羽翼。此外尚有包括刘挚、梁焘、王岩叟、刘安世等的朔党，则依违于洛
蜀之间，而更多地倾向洛党。元祐二年（公元一○八七年），蜀党对以程颐
为首的洛党发动政治攻势。苏轼在奏状中自称：“臣素疾程颐之奸，未尝假
以辞色。”刘安世论称，程颐与欧阳棐（欧阳修之子）、毕仲游、杨国宝、
孙朴交结执政子弟，号为“五鬼”；孔文仲也论称程颐为“五鬼”之魁，请
放还田里，以示典刑。八月，差程颐管句西京国子监，这一阶段的洛蜀党争
遂以蜀党的胜利告一结束。
我们必须指出，洛蜀党争乃是旧党内部的宗派倾轧，和新旧党争是不同
的。不论是洛党还是蜀党，他们都共同反对新党。蜀党的核心二苏，在神宗
朝均因对抗王安石新法被贬；旧党取得政权后，同时召入，先后任翰林学士。
苏轼于元祐时任至兵部尚书；苏辙权吏部尚书，使契丹还，为御史中丞。当
时吕大防和刘挚曾拟对新党稍作让步，称为“调停”，苏辙便力加反对。他
们的政治态度是极鲜明的。
洛蜀党争也反映为洛学与蜀学的学术宗派之争。全祖望在宋元学案中把
苏氏蜀学和王氏新学一同摈于正书之外，附于卷尾，这正是继承洛学的道学
正宗的偏见。但南宋道学家虽然不齿蜀学，却总认为蜀学犹胜于新学。所谓
“粹然一出于正”的张九成门人汪应辰，在给朱熹的书信中便说：
“东坡初年力辟禅学，如盐宫县安国寺大悲阁记，省记不分明，其
中引‘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之类。其后读释氏书，见其汗漫而
无极，从文关西等游，又见其辩博不可屈服也，始悔其少作，于是凡释
氏之说，尽欲以智虑亿度，以文字解说，如论成佛难易而引孟子‘仁义
不可胜用’，子由又有传灯录解；而子由晚作老子解，乃欲和会三家为
一。此盖气习之弊，窃以为无邪心，谓其不知道可也。君欲指其失以示
人，则如某事某说，明其不然可也，若概而言之，以与王氏同贬，恐或
太甚，论法者必原其情，愿更察之也。”（文定集卷一五与朱元晦书第
九）
朱熹虽曾在杂学辨中对蜀学作了些枝节的批评，也说苏轼“大体段尚自好耳，
放饭流歠而问无齿决，吾于东坡宜若无罪焉。”在道学家心目中，蜀学是可
以原谅的，而王安石的新学则是不共戴天的死对头。这和洛蜀在政治上的关
系正相符合。
根据上面的分析，可以作出这样的结论：北宋道学是代表品级性地主的
正宗思想。
其次，还可以从宋代豪族的世家常常就是道学的世家来作些分析。如全
祖望在宋元学案札记中所统计，学案中的北宋相家，范镇一家有六世八人，
吕公著一家有七世十七人。程颐最推尊韩维，曾向他求撰程颢墓志，说：“智
足以知其道学，文足以彰其才德，言足以取信后世，莫如阁下。”（伊川文
集卷五）韩维这一“北宋相家”中人，在学案中，除韩维本人列为程颢同调
外，其从孙瓘是刘安世弟子，璜是胡安国弟子，玄孙元吉是尹焞门人，吕祖
谦即其壻，而元吉子淲又是清江刘氏门人。按韩吕两家是北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