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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比少奇这些话更高尚的吗？我们今天的党员、干部、青年是不是应当好好重温这早已被淡忘了的教诲呢？
1962年，针对我们的各级领导，少奇同志从另一个角度又讲：
近几年来，由于某些领导机关和领导人的错误，有些说老实话、做老实事、敢于反映真实情况、敢于实事求是地说出自己意见的人，没有受到应有的表扬，反而受到了不应有的批评和打击；有些不说老实话、作假报告、夸张成绩、隐瞒缺点的入，没有受到应有的批评和处分，反而受到不应有的表扬和提拔。这就在党内不少干部的心目中，造成了一种不正常的印象，以为“谁老实谁就吃亏”。有些人甚至把作假当作聪明，把老实当作愚蠢。我们必须用很大的努力，彻底改变这种情况。那些犯了上述错误的领导机关和领导人，应该首先纠正自己的错误，表扬那些受过批评和打击的老实人，并且向他们道歉；批评那些不说老实话、作假报告的人，并且要他们切实改正错误。只有这样做，我们才能把干部中的那种不正常的印象改变过来。
王光美：与君同舟风雨无悔（10）
我们要正告那些不老实的人，必须迅速地彻底地改正错误，做一个真正有共产主义思想的共产党员。否则，他们的前途是很危险的。那些不老实的人，虽然在某些时候可能占点小便宜，但是，在我们党内，在人民中，终究是要吃大亏的。那些说老实话、做老实事的老实人，虽然在某些时候可能吃点亏，但是，最后是决不吃亏的，他们一定会取得我们党和人民群众的最大的信任。
我们所有领导干部，都应该听老实话，听老实人的话。同时，必须在党员中间，大力提倡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当老实人，坚决反对弄虚作假。对于一贯作假、屡教不改的人，必须给以纪律处分《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第1版，第399～400页。
少奇一向把人民的信任视为最高的荣誉，他极为珍视人民对于他的信任，从不滥用这种信任。他说：“人民信任你，你就决不能辜负人民的信任，人民给你多大的权力，你就要负多大的责任。”1962年初夏，正当少奇与绝大多数领导人和全国人民共度国难，全力挽救已经崩溃的经济时，有的同志批评他过分着急，矫枉过正，犯了右倾错误，说：“你急什么，压不
住阵脚了，为什么不顶住？我死了怎么办！”少奇回答：“人相食，要上书的！”《王光美谈话纪录》，1994年。那时候，沉重的责任感使他下定决心：宁肯被罢官，也要坚持继续在经济上进行调整，反“五风”。接着，他对当时的问题承担了全部责任，主动做检查，并同意接受抓阶级斗争的指导思想。毕竟，经济的调整坚持下来，并且很快见了效。
1962年至1966年这段时期，我看到他不分巨细地抓建设，研讨、思考各项方针和具体政策，并把这一切凝聚在“现代化”这一目标口号上。他最先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经与毛泽东、周恩来反复共同地推敲，确定下来，并在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写进周恩来同志的《政府工作报告》，号召全党、全民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
1965年底，少奇同志患了重病，未愈又继续工作，致使几次反复。可他总是说：“我的时间不多了，更要抓紧工作，只要马克思再给我10年时间，一定和同志们、和人民一起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得繁荣富强起来。”
可谁能想到，就在他全心全意规划未来，为人民一丝不苟地工作的时候，一场大阴谋正在策划。仅半年之后，他所热爱的党、国家和人民与他一样，在本应是飞速发展的10年中，遭受到难以想像的大灾难，陷入狂热的混乱之中。
处在震天撼地席卷中国的风暴中心，少奇的名字竟被作为一切罪恶的代名词。无数诽谤、侮辱都加在他身上，无限地信任霎时变成“刻骨仇恨”，人妖颠倒，忠奸不分，是非混淆，真伪莫辨。少奇的痛心难以言喻。
有一次他说：“我过去常对你们讲，对一个人来说，最大的幸福是得到人民的信任。今天，我还得加一句话，就是对一个人来说，人民误解你，那是最大的痛苦啊。”《胜利的鲜花献给您》，1980年。见《缅怀刘少奇》，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8月第1版，第437页。说到这里，他的声音颤抖了。
1967年，“一月夺权”之后，各地党组织全部瘫痪，政局混乱，生产停滞，武斗开始发展起来，许多无辜的生命倒在血泊中。少奇的焦虑日甚一日。
一天，他似乎在自言自语：“这样下去不行，我是不是该给主席写封信呢？国家要毁了，这不是搞马列主义，行不通的。”
我接过他的话：“愈是行不通，你的罪过愈大，你不能再说了。”
“可我是一名共产党员！”
这个坚定而响亮的声音，震动着我的心。
两天以后，少奇同志直接向毛泽东主席提出了他的两项要求：
一、这次路线错误的责任在我，广大干部是好的，特别是许多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主要责任由我来承担，尽快把广大干部解放出来，使党少受损失；二、辞去国家主席、中央常委和《毛泽东选集》编委会主任职务，和妻子儿女去延安或老家种地，以便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胜利的鲜花献给您》，1980年。见《缅怀刘少奇》，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8月第1版，第438页。
王光美：与君同舟风雨无悔（11）
身处旋涡中心的他，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
冬去春来，已是花放叶萌之季，我们家里依然像严冬。4月里的一天，他说：“党内斗争从来没有这样不严肃过。我早在去年8月的会议上就讲过“五不怕”，如果这些人无所畏惧，光明正大，可以辩论嘛！在中央委员会辩论，在人民群众中辩论嘛！我还要为国家、人民，为我们党和广大干部讲几句话！”……“工作是大家一起做的，要我承担责任，可以！但
得你自己去改！别人就是一贯正确吗？要一分为二。”《胜利的鲜花献给您》，1980年。见《缅怀刘少奇》，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8月第1版，第441页。
入夏黄昏，我问少奇同志，为什么我们都被描绘得那么丑恶，简直成了罪犯，可彼此却没有怨言呢？少奇同志说：“因为相互信任。”我当时心情很激动，因为这是指政治上的信任。
在工作上，多年来总是他教导我该做什么和怎样去做，就像一位耐心而严厉的老师对一个小学生。我做错事时，他不留情地批评；做对时，他只表示同意，或只点点头，很少听到几句表扬的话。他早就明确规定，替他看报告或转达同志们的意见时，哪些是报告原意，哪些是自己个人的意见，必须分清。有几次他说过：“在工作上，老婆的话应少听，党内早有教训。”听到这话，我的自尊心真有些受不了，就说：“我也是一个党员嘛。”其实，我心里一直敬爱他，从没有奢望他也给我以同样程度的信任。而在共同的苦难和战斗中，少奇同志说出了“相互信任”。我是多么珍视他这句话的含义呀！
我永远不能忘记，正是对人民的爱，对人民的信任，支持他走完最后的路程。1967年7月18日早上，平平和源源匆匆跑来，告诉我们：“今天要在中南海里再次开批斗大会，批斗爸爸和妈妈。”当时，正是百万人“围攻中南海，批斗刘少奇”的高潮，成百个高音喇叭日夜喧嚣，群众已被煽动到狂热程度。形势的确严峻，我们预感到分别的时刻已经来临，今后我
们将要各自单独奋斗了。
一年来，种种恶毒的攻击袭向少奇同志，像挖我的心一样，我只有起而为他辩护。各种侮辱强加在我身上，对一个妇女来说无论如何也是难以忍受的。但我在他面前总是强忍痛苦，平静泰然，不能再给他增加负担了。此时，我只对他说了一句：“这回真要和你分别了！”就怎么也忍不住，眼泪流了下来……
傍晚，我完全平静下来，等着来人揪斗了。少奇生平惟一的一次为我打点行装，拿出我的衣服放好，整整齐齐。在最后的几分钟，我们面对面地坐着，谁说革命战士没有温情脉脉？没有儿女情长？但真理高于一切，面对要经受的考验，少奇同志满怀信心地迎向要打倒他的人。这时，一向不爱说笑的他，却说：倒像是等着上花轿的样子。我不禁想起他说过的另一句
话：“只要我们不脱离群众，是为大多数人民谋幸福的，我们就什么都不怕。”他的无私无畏感染了我，我也跟着他笑起来。
“王光美！”进来的人一声吼叫，打断了我们的笑声。我心里感到幸运：“是我先走，否则，我看少奇先走会挺不住的……”现在看来，我当时那种幸运感是多么自私呀！
少奇同志看着我走，他作为丈夫，看着妻子受凌辱；作为父亲，看着儿女受残害；作为领袖，看着党处在浩劫中；作为国家主席，看着人民沦落于互相残害。对这些，他都无能为力，内心会有多么痛苦啊！
我站了起来，少奇同志也站了起来，我们握了一下手，他又用深情的目光看着我，轻声对我说：
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
是啊，历史是人民写的。无论人民受到多大的挫折、危难，最后终归是人民推动历史前进，而且人民要让历史恢复它的真实面貌。这一点，现在已经完全得到证明了！
我们通过多年的寻访，特别是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正式调查，知道了少奇同志是怎样走完最后路程的。我们为他自豪。他在与林彪、江青一伙最险恶敌人的殊死搏斗中殉职。他
王光美：与君同舟风雨无悔（12）
光明磊落，至死而对敌人，保持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气节，经受住了一个共产党员所能经受的最严格的考验。
过去，少奇同志和我，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