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光美访谈录-第4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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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日，中南海电话局的人来到我们家里，要拆少奇同志办公室的电话。这部电话是少奇同志同周总理、党中央联系的唯一工具。少奇很生气，不让他们拆，坚持要得到总理或主席的批准才能拆。来人只好回去了。第二天，又来了两个人，不管三七二十一，将电话强行拆去。在电话被撤的前两天的深夜，总理给我打电话，说：“光美呀，要经得起考验。”我一听是总理，很感动。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只说了一句：“总理，你真好。”有一次，我看到中南海里的大字报上，污蔑朱老总和陈云、小平等同志，语言不堪入目。回家后我讲给少奇同志听，并说：“我实在看不下去了。”说着拿起安眠药瓶向少奇示意。他摇了摇头说：“不能自己作结论。主席说过，罗长子要不是自杀，问题还不至于那么严重。”直到这时，少奇仍是相信主席的。刘源：有一阵子，是我去医务室为爸爸妈妈取药，包括安眠药。爸爸妈妈每天都要吃安眠药才能入睡，而且用量比较大，但医务室不多给，总是不够。有一天妈妈开了个单子，让我到街上买药，大概有五六种，其中也有安眠药，舒乐安定之类。我去了同仁堂等几个药店，还是没有买齐，只买到三种。但安眠药倒是买来了，一共6瓶，回来交给了妈妈。那时我和郝苗叔叔住一个屋子，饭后坐在床上聊天，我就说起上街买药的事。郝苗问买什么药，我说安眠药最多，6瓶。郝苗一听大惊，责备我说：“你怎么干这傻事呀？”我愣了，说：“我怎么啦？”一时没醒过神来。等我明白后，吓了一跳，立时觉得浑身发麻，赶紧跑去向妈妈要药。妈妈明白了我的意思，说：“爸爸妈妈不会走那条路的，你放心。”可我还是不干，坚决要求把安眠药拿回来，我说：“药我拿着，你们要，我随时给。”黄峥：毛主席在1967年2月中旬还讲过，九大时还要选少奇同志为中央委员。可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根据我的分析，1967年3月份以后，处理刘少奇问题的大权逐渐被江青一伙所控制。毛主席也改变了原来的态度。王光美：1967年3月份，一份造反小报揭发少奇吹捧电影《清宫秘史》，说少奇讲过这部电影是爱国主义的。少奇同志看到后，于3月28日给毛主席写了封信，回忆当时看这部电影的经过，说明自己根本没有讲过“《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的”这样的话。4月1日，各报刊发表戚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一文，大肆攻击污蔑少奇。少奇同志看后气愤地说：“这篇文章讲了许多假话，党内斗争从来没有这么不严肃过。”有一天，我们家的一个卫士不知为什么事一生气，把家里几个房间的门都锁了。平时，我们家的房门都不锁，对身边工作人员是公开的。这样一来，弄得我们进不去卧室。少奇同志给周总理写了封信，要秘书送去。信上说：我看了中南海的一些大字报，感到很不安，这里是中央所在地，很不严肃；我现在的处境很困难，已经没有说话的权利了，他们已经把我当敌人了，怎么办？第二天收到了总理的回信：“少奇同志：要克制自己，好好休息。你提出的问题，我已报告了毛主席。”4月6日晚，在当时的政治高压下，身边工作人员成立了“南海卫东造反队”，到少奇同志办公室，面对面地质问戚本禹文章中提出的八个为什么，要求写出书面材料。他们还要少奇同志改变作息时间、打扫卫生、自己打饭等。4月13日，他们见少奇还没有写出书面交待，再次批斗了少奇。少奇在回答问题时争辩说：“我不反革命，也不反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是我提出来的，我宣传毛泽东思想不比别人少。”“我现在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审判我，要经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撤职。”当问到所谓“61人叛徒集团”问题时，少奇发了脾气，说：“提这个问题简直是岂有此理。61人出狱之事，是经过党中央批准的。在日寇就要进攻华北时，必须保护这批干部，不能让日寇把他们杀了。当时王明路线使白区党组织大部分受到破坏，这些同志是极宝贵的。中央许多同志都知道，早有定论嘛！”他们还问，这事是中央谁批准的？少奇说：是当时的总书记张闻天，毛主席也知道。4月8日，中央通知我，常委同意我去清华大学作检查。少奇和我预感到这是一个严重信号。由于改变作息时间，安眠药给得少，少奇同志几天没有睡好觉，再加上这件事的刺激，4月8日晚上突发神经性昏厥，面色青灰，嘴唇发黑。我赶紧通知门诊部。大夫来给了几片药。少奇几个小时后才恢复。4月9日中午吃饭的时候，平平、源源、亭亭三个孩子来说，外面空气紧张，到处传言清华大学组织了30万人大会，明天批斗王光美。少奇听了十分气愤，大声说：“错误我自己担，为什么不让我去检讨？工作组是中央派的，光美没有责任，为什么让她代我受过？”我忙说：“清华大学的运动是我直接参加了的，应该我去向群众作检查。”少奇说：“你是执行者，决策的不是你嘛！”“要我承担责任，可以，但错误要自己改。”“有人在逼我当反革命。我过去不是反革命，现在不当反革命，永远不当反革命。”“去年8月，我就不再过问中央工作，从那以后，错误仍在继续。将来，群众斗群众的情况还会更厉害，不改，后果更严重。责任不能再推到我身上。”少奇预感到情况严重，作好了最坏的打算，郑重地对我和三个孩子作了遗嘱。他说：“将来，我死了以后，你们要把我的骨灰撒在大海里，像恩格斯一样。大海连着五大洋，我要看着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你们要记住，这就是我给你们的遗嘱。”尽管少奇以前曾多次向我说过“死后把骨灰撒在大海里”，但这时听到这个话，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我还是忍不住哭了。我说：“还不知道孩子们能不能看到你的骨灰呢？”少奇平静亲切地望着孩子们，肯定地说：“会把骨灰给你们的。你们是我的儿子、女儿嘛。这一点无论什么人还是能够做到的。你们放心，我不会自杀的，除非把我枪毙或斗死。你们，也一定要活下去，一定要在群众中活下去，要在各种锻炼中成长。你们要记住：爸爸是个无产者，你们也一定要做个无产者。爸爸是人民的儿子，你们也一定要做人民的好儿女，永远跟着党，永远为人民。”少奇从来没有对孩子们说过这样严肃沉重的话，因为孩子们还小啊！说完这些，少奇好像做完了一件大事，从桌旁站起来，坚定地一字一句地说；“共产主义事业万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共产党万岁！”然后，在孩子们的注视下，离开饭厅，走向自己的办公室。4月10日清晨，清华大学的造反派扣了我们的三个孩子作人质，到中南海揪我。那天我已经作好了被关起来的准备，把毛巾、牙刷等生活用品都带上了。大约早晨6点半左右，造反派把我带到清华大学主楼一间屋子里。那里早已坐满了造反派，摆开阵势要审问我。他们一上来就气势汹汹地问：“刘少奇为什么说《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的？”我针锋相对地说：“我从来没有听少奇同志讲过这个片子是爱国主义的。少奇同志肯定没有讲过。我相信毛主席，毛主席总会调查清楚的。”没问几句，造反派要我穿上出访印尼时穿的衣服，以便拉到外面去斗。一开始我还天真，反复和他们讲道理。我认为中央只是同意我来检查，我检查可以，为什么要穿那个衣服呢？而且4月初的北京还挺冷，那些绸子衣服是夏衣，穿上太凉。哪知造反派根本不跟你讲道理，上来几个人强行给我穿上旗袍，还在我的脖子上套上一串乒乓球，说这是项链。我向他们抗议：“你们这是武斗，违反毛主席指示。”可他们根本不管。造反派又七嘴八舌地问我这样那样的问题，我尽可能据实回答。那时《红旗》杂志刚发表一篇文章，说清华大学工作组推行了“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于是造反派反复逼我，要我对这篇文章表态。我说：“这篇文章就是有很大的片面性。”这下子可惹火造反派了，大吵大嚷起来，威胁说要把我的话记录在案，今后算总账。我也顾不得许多了，大声说：“记就记，我说的，怕什么！‘怀疑一切’肯定不是工作组搞的，更不是刘少奇搞的。我没有‘怀疑一切’这个思想，刘少奇也没有这个思想。”他们没有办法，只好大骂我是反动的资产阶级分子。我顶他们说：“我不是反动的资产阶级分子，我是共产党员。”“如果你们摆事实讲道理，就让我把话说完。毛主席说：好话，坏话，反对的话，都要听，要让人把话讲完。你们要是不摆事实讲道理，那我就不讲了，你们斗吧！”造反派将我拉到大操场。中央通知我是来检查，可会场上完全是批斗，自始至终不让我讲一句话。整个场面极为混乱，吵吵嚷嚷的，我什么也没听清。我在批斗会上看到，彭真、薄一波、陆定一、蒋南翔同志等好多老干部老同志，也被造反派押在台子上陪斗，心里难过极了。批斗会后，造反派将我押回房间里，又审问了两次。周总理为保护我的安全，派了一位秘书与我同去，晚7时陪我一起回中南海。造反派扣下了他们从我家里抄去的衣物。回家后，我对少奇同志讲了批斗会的情况。当少奇同志听说那么多老同志同时陪斗，忧心忡忡，心里很不好受，晚饭一点也没吃。4月14日，少奇同志向“南海卫东造反队”交出一份书面答辩。他们把少奇的答辩抄成大字报，贴在中南海院里，将原件上交并写了汇报。这份大字报两个小时后就被人撕掉。几天后，传达了毛主席的话：以后不要搞面对面的斗争。此后，“南海卫东造反队”没有再当面批斗。林彪、江青一伙也借此剥夺了少奇同志发言和申辩的机会。4月15日和20日，我抱着一线希望，先后给毛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