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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对她说：“少奇同志在世的时候，我知道当时党中央很信任你，对你评价很高。现在小平同志、耀邦同志等也都对你有很高的评价。当年你曾当面对少奇同志提出过入党要求，不知道你现在是不是还有这个要求？如果有，我立刻报告党中央。”她“嗯”了一声，点点头。当时有很多人在场，有医生、工作人员、她家的阿姨等等。见到她还有入党要求，我赶紧跑下楼，通过她的杜秘书要通了耀邦同志的电话。我对耀邦同志说：“我刚才问了，宋庆龄同志要求入党。”耀邦同志说：“好。这件事你就办到这儿，以后的事我们办。”做了这件事，我感到极大欣慰，心里轻松了许多。以后就是中央按照正常手续办了。5月15日，中央政治局作出决定，接受宋庆龄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5月1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会议，决定授予宋庆龄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荣誉称号。这些都派中央负责同志当面向她宣布。5月29日晚，宋庆龄同志在北京她的寓所逝世。宋庆龄同志逝世那天，我到她的住处去了。我看到廖承志同志在。后来小平同志也来了。廖承志同志拿着一把钥匙，到宋庆龄卧室打开抽屉，想看看她有没有留下什么遗嘱。好像是中央领导同志委托他去看的，想知道她有没有政治方面的遗嘱。小平同志在楼下等着。廖承志同志打开抽屉一看，遗嘱是有的，但是经济方面的，就是说她有什么遗产，怎么处理，分给谁谁多少。小平同志听完这个就走了。过了一会儿，看廖承志等同志处理完了有关事情，我也走了。我觉得我已经做了应该做的事，对党尽了责，也对宋庆龄同志尽了心。
杨尚昆和所谓“窃听器事件”
黄峥：光美同志，您家从西楼搬到福禄居，可能还关系到一个大背景，就是自1962年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重提阶级斗争之后，阶级斗争似乎越来越严重，中南海里也不平静了。因为这期间中央办公厅发生了“窃听器事件”，还牵连到杨尚昆同志。王光美：所谓“窃听器事件”，其实并不是什么窃听器，是录音机。它的起因是这样的：毛主席的一些讲话，因为现场没有录音，也不可能时时有人跟着记录，再说靠手工笔记也不准，事后想整理成文字找不到根据，传来传去很不准确，还出过一些问题。杨尚昆同志是中央办公厅主任，为这事很伤
脑筋。有一次，毛主席同外宾谈帝国主义是纸老虎、真老虎的关系，当时安排了录音，后来根据录音整理成文字，很准确。毛主席看后很赞赏，表扬了这件事。于是，就开始在中央领导同志开会，特别是毛主席讲话时，尽量安排录音。可有时候他们的谈话不是很正式，录音话筒往面前一放，就感到不舒服，有拘束。怎么办呢？有关工作人员就想了个办法，将麦克风用盆花挡着，表面上看不见，领导同志讲话就比较放开了。这样过了一段时间，没觉得有什么问题。出事以后，才听说在毛主席的专列上也装了录音，配了录音员，麦克风放在花盆里等看不见的地方，是汪东兴安排的，事先没有同毛主席说。一个偶然的机会，毛主席发现他的专列上有录音，大发脾气。但当时只是有关人员作检讨，没怎么严重处理。随着阶级斗争越来越强调，这事也就一步步上纲上线，最后牵连到杨尚昆同志。“文革”一开始，他就和彭真、罗瑞卿、陆定一同志一起被打成“彭罗陆杨反党集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就不清楚了。黄峥：杨尚昆同志当时是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1965年11月，中央发出一个通知，宣布免去杨尚昆同志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调任广东省委书记。可实际上他没有到任，很快被批判和隔离反省，主要罪名就是“安装窃听器”。可所谓“窃听器”实际不是杨尚昆同志具体办的，具体经办这件事的副主任反而没事，这确实有点费解。王光美：在西楼的时候，尚昆同志家和我们家住得很近。那时在西楼公共食堂小餐厅吃饭的领导同志有4家：朱德同志、彭德怀同志、杨尚昆同志家和我们家。还有一个江青的姐姐，本来也在小餐厅吃饭，她一看这里都是领导同志，不好意思，就一个人挪到食堂后面的准备间去吃了。4家各有各的厨师，各吃各的饭。我们家和朱老总家伙食比较差，因为孩子多，平时家庭经济比较紧张。有时星期日，朱总的儿子孙子都来了，要开两桌饭，用小脸盆那么大的盆装菜。彭总和尚昆同志家伙食比较好。彭总没有子女，经常是一个人吃饭，浦安修同志平时不怎么来中南海吃饭。尚昆同志夫人李伯钊同志是中央戏剧学校校长，是文艺高级专业人员，工资比较高。刘源：尚昆同志家伙食好，可吃饭时冷清，不像我们家小孩多，星期天都回家，开饭时热闹非凡。我们家一般都是家常菜，茄子、粉条、豆角什么的。开饭时，我父亲总是用一个空盘子，一样夹一点，自己埋头吃，吃完就走，不多说话。每次一等他夹完，我们就上前抢呀！孩子们抢着吃，很热闹。尚昆同志一见我们这里热闹，我父亲又走了，就把他那里的好菜端过来，给我们小孩吃，他背着手站在后面笑咪咪地看，看我们抢菜吃。有时还把我们拉到他的桌子上吃。彭总有时也叫我们孩子上他那儿吃。尚昆同志脾气特别好，喜欢小孩，我们都叫他杨爸爸。为什么叫他杨爸爸呢？开始是叫杨叔叔的，可不知怎么的，我们从小叫李伯钊同志“李妈妈”。有一次尚昆同志说：你们叫她李妈妈，可叫我杨叔叔，这就不合情理了。后来，我们就叫他杨爸爸了。前几年香港报纸上说，邓小平同志的孩子叫杨尚昆同志“杨爸爸”，说明他们两家的关系不一般。实际上不是那么回事，那时中南海里家庭关系比较近的这些孩子都叫他杨爸爸。当时在中南海里，我们称呼比我父亲年龄大的人叫伯伯，称呼比我父亲年龄小的人叫叔叔，例如叫毛主席“毛伯伯”，叫周总理“周伯伯”。惟一例外的是叫朱老总“朱爹爹”，是跟着李讷叫的。“文化大革命”中，我和尚昆同志的女儿妞妞下放在一个县相邻的两个队，常约好了在一个中间的小树林里见面说话。妞妞时不时买些罐头什么的送给我打牙祭，我到现在都很感谢她。她当时有些钱，因为她父亲打倒得早，从家里带出来的东西多些。我们是扫地出门，什么都没有带。“文革”中我们两家的孩子来往比较多。杨家小二和我姐姐涛涛都插队在承德。我去承德找涛涛，还去看了小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两家都平反了。尚昆同志见到我们，非常亲切。他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后，我专门去看望他，他特别高兴，谈了很长时间。黄峥：尚昆同志和少奇同志很早就认识，在一起工作的时间很长。最早是1930年在莫斯科，少奇同志作为中国工会代表团团长，出席赤色职工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尚昆同志是中国工会代表团的工作人员，具体帮助少奇同志工作。1931～1932年，少奇同志任中共中央职工部部长、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尚昆同志任全国总工会宣传部长。长征中，少奇同志曾任五军团、八军团党中央代表，后来又到三军团兼任政治部主任，尚昆同志是三军团政委。抗日战争开始后，少奇同志兼任中共北方局书记，尚昆同志是副书记。建国后，尚昆同志长期担任中央办公厅主任，少奇同志主特党中央日常工作，工作关系就更密切了。王光美：少奇同志平反的时候，尚昆同志还在广东省委当书记。他主动组织了一个写作班子，专门请了北京的有关同志参加，写了怀念少奇同志的文章。1988年少奇同志诞辰90周年的时候，在湖南少奇同志的家乡，建树了少奇同志的铜像。尚昆同志那时是国家主席，亲自去湖南主持了少奇同志铜像的揭幕仪式。1998年少奇同志诞辰100周年，尚昆同志又组织人写怀念少奇同志的文章。这篇题为《卓著功勋，彪炳千秋——为少奇同志一百周年诞辰而作》的文章，后来在《人民日报》发表了。黄峥：我和我们那里的另一位同志参与了起草工作。起草过程中，尚昆同志多次约我们到他的家里，同我们谈文章的思路和内容。文章起草的时候，尚昆同志身体还好，不久就因病住院了。他在病床上最后审定了全文，同意以他的名义发表。1998年9月14日 ，尚昆同志不幸患白血病逝世。《人民日报》在1998年11月24日即少奇同志的诞辰日，发表了《卓著功勋，彪炳千秋》一文。这时尚昆同志已与世长辞。这篇怀念少奇同志的文章，成了他的绝笔。
“四清”运动开始了
黄峥：从1963年开始，我国城乡开展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对这场运动，人们看法不一，里面有许多问题还不大清楚。您能不能给我们谈一点有关的事情？王光美：自从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强调阶级斗争以后，首先在干部中间越来越多地议论这个问题。1963年2月，在北京的一次中央会议上，毛主席推荐湖南、河北等地抓阶级斗争的经验，提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根据毛主席的提议，中央决定在农村开展“四清”为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城市开展“五反”运动。当时说的“四清”，就是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财物
、清理工分，是河北保定地区的做法。后来随着运动的发展，“四清”的内容演变为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五反”就是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这次会议少奇同志出席了。他赞成毛主席的意见，同意开展这两个运动。但这次会上还只是决定要开展“四清”、“五反”运动，来不及准备政策性文件，因此对运动没有具体部署。为了指导农村“四清”运动，1963年5月，毛主席在杭州主持制订《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这个文件中提出：当前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