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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成。这期间中央考虑重新成立中央财经工作领导小组，统一领导经济工作。陈云同志因为心脏不好，一直是半休息半工作，所以一开始考虑由李富春同志当组长，也有同志提议还是由陈云同志当组长。那段时间有一些经常为中央起草文件的同志，集中在钓鱼台写东西，就是田家英、邓力群、周太和、许立群等同志。有一天，邓力群同志到我们家里来，找少奇同志，说他代表秀才班子，建议由陈云同志担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少奇说，等他提交中央研究决定。后来，在一次中央会议上，少奇同志提出了陈云同志担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的问题，得到大家同意。这样，就决定由陈云同志当组长，李富春同志当副组长。但那次会陈云同志没有参加。我记得少奇还特地到陈云同志家面谈，要他出任财经小组组长。陈云同志也为此到我们家同少奇同志面谈，主要说他身体不好，希望让别的同志当。少奇说，大家都同意你当，你就当，我个人全力支持你，支持到底。少奇把中央同志商量的意见报告了毛主席，毛主席也同意。后来，少奇同志还让邓力群同志来我们家，告诉他，中央已经决定由陈云同志担任财经小组组长。邓力群同志当场激动得流泪，说：“众望所归。”国民经济调整工作千头万绪，任务艰巨，中央财经小组组长这副担子是很重的。少奇同志深知这一点。他 确实是全力支持陈云同志的工作。为了宣传陈云同志的主张，少奇同志要邓力群同志组织几个人，把陈云同志几年来关于经济工作的言论编辑整理，在一定范围内印发，让更多的人了解。不多久，邓力群同志把陈云同志关于经济工作的言论编印好了，大约四五万字，总的题目叫《陈云同志几年来对经济工作的意见》。少奇同志给毛主席写了封信，推荐陈云同志的这些言论。这封信现在已经公开了，全文是这样的：主席：最近，我要邓力群同志找陈云同志几年来有关经济工作的一些意见来看，他找来了，并搞了一个摘要。我只看了这个摘要。现特送上，请主席看看。此外，陈云同志在今年三月七日财经小组会议上的讲话，也提出了一些很重要的意见，很值得一看。 以上几个文件，已要办公厅发给中央常委、书记处和中央财经小组各同志。是否还要发给其他同志？请主席阅后酌定。再征求陈云同志意见。刘少奇四月十六日过了三天，4月19日，少奇同志正式签发中共中央通知，向全党公布了陈云同志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的决定。陈云同志后来还是因为身体不好，到南方休养去了，中央财经小组的工作由周总理主持。但我觉得，当时由陈云同志出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是整个调整工作中的重要一环。陈云同志在调整初期提出的许多主张和措施，在实际工作中还是实行了，起了很重要的作用。陈云同志关于经济工作的言论报送到毛主席那里，一直没有回音，看没看不清楚。后来，中办机要室通知将这份材料收回。
关于“包产到户”黄峥：在三年困难时期，全国农村好多地方搞了包产到户，对渡过困难起了重要作用。这个事情在“文化大革命”中被作为少奇同志的一条罪状，受到严厉批判。当时包产到户究竟是怎样搞起来的？它和少奇同志是什么关系？王光美：包产到户是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一些地方的农民为了渡过困难，自发地搞起来的。出现包产到户比较早、比较多的是安徽，一开始实际上得到安徽省委的支持。1961年3月广州会议的时候，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同志，向毛主席汇报了安徽农村包产到户的情况和做法。当时毛主席表示可以试验。对包产到户这件事，在领导干部中认识是不一致的。有的同志是积极支持的。如邓子恢同志，当时是国务院主管农业的副总理、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他在两次派人到安徽农村考察之后，充分肯定了包产到户的做法，并且在一些会议上明确地讲了他的观点。田家英同志起先不赞成包产到户。七千人大会以后，他带了调查组到一些农村调查，其中包括毛主席的家乡湖南韶山。经过实地考察，田家英改变了看法，认为包产到户是农村渡过困难的有效办法，主张推广。听说他还征求过陈云同志、小平同志的意见，得到他们的支持。我想少奇同志内心是赞成包产到户的。他一直有一个心情，觉得这几年由于我们工作中的失误，造成群众生活这么困难，应该想出一个办法，让困难尽快过去，包产到户可能是农村克服困难的有效办法。但由于他所处的地位，在公开场合他对包产到户的表态比较谨慎。1961年在湖南农村调查的时候，他对农民说，有些零星生产可以包产到户，如田塍、荒地，但在正式场合他没有讲这个问题。默认也是一种支持，至少是不反对。各地农民见上面没有人来制止，包产到户便愈演愈烈，以很快的速度蔓延。有一个统计，到1962年的年中，包产到户在安徽农村迅速发展到了80％，四川、甘肃、浙江等省农村达70％，全国农村平均起来已经超过20％。形势已经迫使领导同志必须对此作出回答了。大约1962年的六七月份，田家英同志从农村调查回来了。他向少奇同志汇报调查情况，其中讲到建议实行包产到户，甚至分田到户。这时毛主席在外地还没有回来，好像是在河北邯郸。少奇同志要他赶紧去向毛主席汇报，听取主席对这个问题的意见，还要田家英转告，请主席快点回北京。田家英同志打电话同主席联系，说要去汇报农村调查的情况，可能讲了一下包产到户的好处等意见。主席说：“你不用来了，我过几天就回北京，等回北京再谈。”田家英同志和主席处通完电话，马上给少奇同志这里打电话，是我接的，说他已经向毛主席汇报过了，看来主席同意了。我忙追问他，主席是怎么同意的？怎么讲的？田家英说不清楚。我感觉到里面还有问题。我跑去向少奇同志报告田家英来电话的事，同时提醒说，我感到田家英的话可能不准，还是要先听听主席的意见。过了几天，主席回来了，住在中南海游泳池。不多会儿，毛主席那里来电话，要少奇同志马上到游泳池去。少奇同志接到通知，立即赶到游泳池。一见面，毛主席就严厉地批评少奇：你急什么？为什么不顶住？叫我回来，你压不住阵脚了？我死了以后怎么办？……少奇同志这才明白，毛主席是坚决反对包产到户的。后来听说，陈云同志曾就包产到户和用重新分田的办法刺激农业生产的问题，同一些领导同志交换过意见，少奇、小平同志同意，林彪也同意，恩来同志表示还是先听取毛主席的意见。毛主席回北京的当天，陈云同志当面向毛主席陈述意见，主席不表态，实际上是反对的。毛主席和陈云同志谈完话后，即找周恩来同志谈话，接着又找少奇同志谈话。黄峥：据姚依林同志回忆，那段时间陈云同志集中思考如何对付台湾国民党叫嚣反攻大陆，认为农村在这种形势下，包产到户不如分田到户。陈云同志对姚依林同志说：“分田到户，农民就会保卫自己的土地。现在不如分田到户，可以试试看嘛！”“先搞分田到户，这更彻底一点。集体化以后再搞。”陈云同志为此先后找邓小平、周恩来、刘少奇同志阐述他的意见，都得到支持，最后在毛主席那里碰了钉子。（见《姚依林百夕谈》，中国商业出版社出版）王光美：在毛主席这样明确地表示了反对包产到户的意见之后，处在少奇同志的地位，他只能按毛主席的意见办，不再支持包产到户。当时，从中央机关和中央国家机关抽调了一批司局长以上干部，下放到主要产粮区帮助工作。7月18日，中央召集这批下放干部在怀仁堂开会，要少奇同志给他们作一个报告。一些有关的领导同志，如邓子恢等同志都来了，其中有不少同志是主张包产到户的。这时他们还不知道毛主席已经表了态。我记得邓子恢等同志开会前在怀仁堂后台显得很高兴，以为少奇同志会在作报告时讲一讲包产到户。后来一听，少奇同志在会上讲要巩固集体经济，调子已经变了，他们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少奇同志在会上讲巩固集体经济而没有讲包产到户，但还是强调要在农村实行责任制。他说：“我看实行责任制，一户包一块，或者一个组包一片，那是完全可以的。问题是如何使责任制跟产量联系起来。现在分开打场有困难，不分开打场产量就难搞准确，只能找老农估计，大家评定。如何使产量跟责任制联系起来，这是要研究的。”（《刘少奇选集》下卷，第463页。）没过多久，1962年的七八月间，中央在北戴河开工作会议。毛主席在会上多次讲话，讲阶级、形势、矛盾，批评“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包产到户受到严厉批评。毛主席说：现在有一部分同志把形势看成一片黑暗了，没有好多光明了，引得一些同志思想混乱，丧失前途、丧失信心了。农村集体化还要不要？是搞分田到户，还是集体化？主要就是这样一个问题。北戴河会议后期，气氛相当紧张，赞成包产到户的同志都受到批评。从此，包产到户被当作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东西，受到长期批判。
陈云出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2）
1962年北戴河会议王光美：在北戴河会议期间，我们和陈云同志住得比较近。有一天陈云同志夫人于若木同志来看我。我们俩说了不少话。于若木同志有点紧张，说：“这回我要惹漏子了。”我问她怎么回事？她说，1962年春天，她随陈云同志去上海，住在太原路招待所一幢江青住过的小楼里。房间里设施考究，绿色的双层地毯、双层窗帘，连桌子抽屉、厕所里的马桶盖、马桶圈上，都覆盖着绿丝绒，是按江青的要求布置的。除了这里，在上海还有三处这样装饰的房子，都是为江青准备的。陈云同志看了很生气，说，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