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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你问我是不是党员，我想说说我的情况，请教一下该怎么办？在北平的时候，我同地下党联系的时间已经不短了，布置给我的任务我都积极去做。崔月犁同志在北平两次告诉我可以写申请入党的报告。我还读过你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但读了之后我觉得我不够党员条件，我做不到绝对服从，因此没敢提出入党要求。到延安后，我提出了入党申请，觉得自己参加了军调部中共代表团的工作，表现还可以，在瓦窑堡联系群众也不错。但报告递上去之后，一直没有得到回音。我不知道现在还要不要再提入党要求？今天你让我谈，我想请求帮助的就是这个事。”少奇就给我讲了很多道理。他说：“入党是没有自由的，必须符合条件，经过党组织批准，但是退党是自由的。你如果有入党的迫切要求，应该向组织提出来。提一次不批准，人家给你指出来有哪些不够，你考虑以后可以再提。”他还说：“你现在受的教育，不要以为光是你父母亲供你上大学的结果，而是人民的培养，所以要把你的知识用来为人民服务。你现在有了某一方面的知识，但你还缺很多知识，比如你就缺乏农村的知识，今后一定要多向群众学习。”他还讲到，你现在到了革命队伍里，但革命队伍里的人也不是一般齐的，每个人有长处有短处，你要多学别人的长处。这样说着说着，就到了吃中饭的时间。这天正好是星期日。我在王家坪吃中灶，星期日两顿饭，我是吃了第一顿饭出来的，第二顿饭要在下午才吃。但枣园的中央领导同志没有星期日，还是三顿饭。少奇见炊事员给他把饭端来了，就留我吃饭。我说：“我已经吃过了，你慢慢吃。我在这里等，可以看看你吃的什么。”当时我也是出于好奇心，就坐在沙发上没动。我看见他的饭菜很简单，好像只两碟菜，一碗米饭，米饭上面放了一颗大蒜。我觉得奇怪，心想怎么把大蒜和米饭配着吃呢？少奇刚吃了几口，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站起来走到办公桌前，拉开下面的抽屉，拿出几个梨子，又拿了把小刀给我，意思是他吃饭让我自己削梨吃。那个梨子很难看，黑不溜秋的，留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当时我看了觉得很难受，有点动感情。我知道我们在军调部的时候，经常给延安中央同志带北平的好东西，怎么中央领导同志吃的就是这样的梨呢？吃完一个梨我就出来了。少奇送我出门，没再说什么。这次见面也没有谈恋爱的意思。当然有一点特殊，就是我作为一个青年同志，能有机会单独同少奇同志谈话。我回王家坪还是骑的那匹老马。一开始挺顺，但一过延河，它撒开腿就跑，我拉都拉不住。幸亏当时我年轻，没掉下来。原来它是饿了，要回去吃草了。下午通知我们，说中央领导同志要慰问从南京、北平回来的干部，当晚在王家坪礼堂举行宴会。晚上毛主席没来，少奇同志、朱老总出席了。慰问的对象是周恩来、叶剑英同志和南京、北平两个代表团的同志。当天3月5日，正好是周恩来同志的生日。这天不知怎么就安排我坐在中央领导同志所在的第一桌了。少奇同志讲话，说：“欢迎同志们胜利归来，在复杂的斗争中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少奇还站起来正式敬酒。这时我才明白他是代表中央、代表毛主席，知道他曾经是党中央代理主席。宴会上恩来同志很活跃，讲了很多从南京撤退的事。宴会完了还举行舞会，很多人在一起。我和少奇没单独说什么。和少奇同志谈过话以后，我又交了一份入党申请书，是交给徐冰同志的。因为我觉得在北平军调部和来延安，好多事情他了解。没过两天，又得到通知，说国民党胡宗南军要进攻延安，说这回他是真的要来进攻了，延安的机关必须撤退。当时我不愿意走，我说我来延安就是要参加打仗的，现在让我们机关和家属一起撤退，不干！领导当然不同意。因为军委外事组整个单位都撤，我不走不行。
少奇要我跟他走（1）
黄峥：当时延安的形势比较紧张。蒋介石1947年2月28日在南京召见胡宗南，部署大举进攻延安。国民党军队投入的兵力达25万人，而陕北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为2万多人，只有敌军的1/10。中共中央得到了这方面的情报，3月初决定紧急疏散，撤离延安。王光美：少奇同志后来告诉我，3月5日那天，他就和毛主席商量了撤退的事。不过当时我是一点也不知道。大约3月8日至10日之间，周恩来同志和叶剑英同志在王家坪，召集南京办事处外事组和北平军调部回来的同志开会，动员撤出延安，宣布外事人员编成一个队，队长薛子正，副队长黄华
，党支部书记王炳南。王炳南同志是和董老董必武同志最后从南京撤回延安的。我们先到了瓦窑堡，然后过黄河，4月到晋绥地区的山西临县。在瓦窑堡，还接到叶剑英同志的夫人吴博转来他写给我的一首诗，鼓励我，说我表现比较好。这次离开延安，我没有和少奇联系。5月，根据周恩来同志的指示，在这支外事人员队伍的基础上组成中共中央外事组。由叶剑英同志兼任主任，王炳南同志任副主任，内设三个处，翻译处由徐大年同志任处长、章文晋同志任副处长，研究处由柯柏年同志任处长，新闻处由董越千同志任处长。我记得当时成员有30人左右，包括薛子正、黄华、王凝、凌青、马牧鸣、张林生、张香山、吴青、陈浩、王朴、陈佩明、曾远辉、刘文仲等同志。黄峥：当时的背景是：国民党军飞机3月11日开始轰炸延安。3月12日，中共中央分工由少奇同志和朱德、任弼时、叶剑英等同志，带领一部分中央机关人员离开延安枣园转移到子长县瓦窑堡，毛泽东、周恩来同志搬到王家坪人民解放军总部办公。3月18日，毛泽东、周恩来同志也从延安撤离。3月19日，国民党军队胡宗南部进占延安。党中央开始了转辗陕北的岁月。王光美：转移的时候，一路上我们把能丢的东西都丢了。上级决定我们到晋绥分区参加土地改革。当时中央有个指导思想，就是凡是从白区到延安的同志，都要尽量参加根据地的土改运动。我被分配到晋绥分区的山西省兴县参加土改工作队，队长是王炳南同志。这时已经是4月份了。我们土改工作队在进村之前，要先到蔡家崖集中学习文件。徐冰、王炳南同志都参加了。没有想到，这时少奇同志也到了蔡家崖，我们就又见了一次面。
原来，中央根据全国内战爆发的形势，决定党中央的5位书记分成两套班子：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同志率中央精干机关留在陕北，指挥各战场作战；少奇、朱德同志和一部分中央委员组成以少奇为书记的中央工作委员会，前往华北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少奇、朱总是3月31日晚从陕西绥德和山西临县的交界处渡过黄河，从临县三交镇过来的。兴县蔡家崖是中央晋绥分局所在地，贺龙、李井泉等同志在这里。我是在一天吃午饭的时候见到少奇的。那天可能是徐冰、王炳南同志安排，少奇、朱老总和我们土改工作队的同志一起吃了一顿饭。记得同桌的还有邓颖超同志。少奇在饭桌上问了工作队的一些情况：学了什么文件？什么时候进村？我没怎么说话。吃完饭出来，走到门口少奇问我：“你是在这里参加土改，还是跟我们上晋察冀？到那儿也能参加土改。”我感到意外，说：“我正在学习，等分配参加哪个工作队，能跟你们走吗？”少奇说：“黄华都跟我们一起走。”我想我刚来这里，还没有真正参加土改，这样不明不白走了算怎么回事？而且我写了入党申请书之后，在下来之前王炳南同志刚刚找我谈了一次话，说你现在的表现很好，这方面没问题，但你的家在北平，要了解一下你家庭的情况。要是我现在突然走了，那多不好！所以我也不知道深浅，就打了个官腔，回答少奇说：“以后有工作需要再说吧！”我这话说出口以后，当时觉得没什么，回到住处琢磨琢磨感到不对：他跟我说这话是什么意思？我怎么没有弄明白就回绝了呢？于是就想最好再问问清楚。当天晚上，贺龙同志组织小型招待演出。少奇同志、朱老总都出席了。我就想再去找少奇说句话，问问他是什么意思。走到门口往里一看，见少奇、朱总坐在第一排，少奇抱着涛涛，正等开演。我犹豫了半天，在门口转了转，最后还是没进去。我这个人，学生时代一心学习，最崇拜的人是居里夫人，一直到这时从没有谈过恋爱，这方面很迟钝，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后来回想起来，少奇要我跟他走，是对我有好感，想带我上晋察冀，但当时我不敢胡思乱想。少奇同志他们走了以后，我们很快开始投入土改集训学习。在村子里，我们住在村长家旁边的一个偏窑里，几个女同志在一起，都睡在一个炕上。一次入睡前，吴青告诉张林生：邓大姐找她谈了一次话，说因为王前对少奇的工作干扰很厉害，大家都建议他们分开，年初他们就离婚了，最近邓大姐想把她介绍给少奇，问她愿意不愿意？我一听这个，才知道少奇和王前离婚了。后来又知道，少奇本来希望王前在政治上多进步，但王前不懂事，不好好工作，还常打孩子。有一次王前打涛涛很厉害，少奇看不过打了她一下，王前就大闹。在王家坪的时候，少奇被王前闹得实在没法工作，就找了毛主席，请主席帮助找个安静的地方。毛主席让少奇搬到枣园他原来住的窑洞。这样少奇才从王家坪搬到了枣园。晋绥的土改我参加了两个地方，一个是姚家会村，一个是小镇魏家滩。我们工作队，是把从上海、南京等城市来的干部和地方干部混合编组，这对我们也是一个学习锻炼。可能因为我是学数理化的，一下村子就分配我搞田亩登记，计算每家每人分几亩几分地。我在晋绥搞土改，前后差不多一年的时间，结束时已经是1948年的春天。这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