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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打工挣学费，半工半读。那时廖仲恺先生也在早稻田大学上学，和我父亲同学。他俩很要好，结为把兄弟。我记得我们家的堂屋里，好多年都
放着一张合影照片：两个大人中间站着一个小孩。两个大人就是我父亲和廖仲恺先生，中间的小孩就是廖仲恺先生的幼子廖承志。我父亲回国后，先在天津北洋女子师范大学教书，接着到河南焦作煤矿工作。后来，他从焦作煤矿进入民国北京政府的农商部，起先是个小官，当过参事、商品陈列所所长，算是七品小京官、技术官僚，逐步升任为农商部工商司司长，并代理过农商总长。他曾以公使的身份作为中国代表团的成员，参加了两次重要的国际会议：一次是1919年举行的讨论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对德和约的巴黎和会；还有一次是1921年举行的讨论裁减海军和太平洋问题的华盛顿九国会议。1925年8月，廖仲恺先生在广州被国民党右派暗杀。我父亲十分震惊，愤而退出北京政府，从此不再做官。无论是蒋介石军队“北伐”占领北京，还是日本侵略军攻占华北，都有人来拉拢他。我父亲不为所动，保持了民族气节。其实那时家里经济比较困难，靠出租房子生活。从我上辅仁大学以后，我的几个妹妹，都没上过什么正规大学。我父亲的第一个夫人是家里包办的，生下我大哥光德后不久就去世了。我父亲的第二个夫人，是他在日本留学时房东的女儿，姓赵，就是我二哥光琦、三哥光超的母亲。她家是华侨。赵氏母亲去世后，我父亲和我母亲董洁如结婚。我父亲从日本回国后，在天津北洋女子师范大学教书。我母亲董洁如在这个学校上学，算是我父亲的学生。董家是天津比较有名的大家，盐商。一开始我父亲来提亲时，我外公外婆还不同意，理由是师生不同辈。但我母亲本人同意。可能他们在天津北洋女子师范大学时就互相有好感。这个时候我父亲已经到北京做官。他雇了一辆马车，把我母亲从天津接到北京，在六国饭店请一些亲友吃了一顿饭，就正式结婚了。他们婚后住在绒线胡同。那时我父亲做的官不大，后来越做越大，才在旧刑部街买了房子。王光美的父亲王槐青和母亲董洁如。我母亲董洁如（字澄甫），年轻时很有反封建的斗争精神。当时女子都要裹脚，但我母亲不干，所以她是“解放脚”。她还坚决要求上学读书，一直上到了天津北洋女子师范学校。我母亲是北洋女子师范学校的第一期学生，和刘清扬同班。刘清扬是周恩来同志的入党介绍人之一。后来邓颖超同志也是上的这个学校。我母亲有三位亲属和李大钊同时被北洋军阀政府逮捕，并于1927年4月、11月被反动派杀害。在这批烈士中，就有我母亲的三位亲属。多年以来我一直没有机会弄清楚我母亲的这“三位亲属”是谁？直到前几年，经过我六哥光英多方查找，才了解到这“三位亲属”的名字：一位叫董季皋，是我母亲的叔叔、中共顺直省委军运负责人；一位叫安幸生，是我母亲的姐姐董恂如的丈夫、中共顺直省委委员；还有一位叫王荷生，同我母亲有亲戚关系，被捕时是顺直省委书记。1937年光杰在天津开设党的秘密电台，我的一位亲舅舅董权甫给了很大帮助。我的这位舅舅是学纺织的，当时是一家纺织厂的工程师。光杰的电台在白色恐怖环境下一直没有被敌人破坏，同他有这个舅舅作掩护是分不开的。我们家在北平的地址是西单旧刑部街32号。原来28号、30号、32号都是我们家的，后来家里经济拮据，就只留了32号，28号、30号都出租了。解放战争时期，北平的地下党活动很困难。那时我的妹妹王光和在崔月犁同志领导下工作。有一位地下党的干部叫宋汝棼，当时处境比较危险，光和就主动向崔月犁同志提出让他住到我们家去。宋汝棼同志在我们家住了很长一段时间。我父母亲心里都知道他是共产党员，默默地掩护他。我父亲有时候到宋汝棼同志的房间里坐一坐，同他聊聊形势。为了防止意外，宋汝棼同志多次把一些党的书报杂志、文件交给我母亲保管。我母亲总是十分小心地把它们收好藏起来，有时把文件放在装饼干的大铁盒里，埋在地下，从没有出过差错。宋汝棼同志前几年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法律委员会副主任。他曾经回忆在我们家受到掩护的情景，说：“日久见人心，危急关头，是真正考验人的时候。而老头、老太太全力以赴。所以到这时，又由革命关系，再进一步发展为肝胆相照、患难与共的关系了。”确实，从头说起来，我们家同共产党的关系，可以说是源远流长。在这样的家庭里，光超、光杰、我和光和、光平能在解放前就参加革命，同父母亲的开明态度是分不开的。1949年春北平和平解放。我们进北平不久，我生了女儿平平。可我还要工作呀，就把平平交给我母亲带。当时好像宋汝棼同志的孩子也放在我母亲那里。没多久光中也生孩子了，取名叫姗姗，姗姗来迟的意思，也要让母亲带。那时南方几个省还没有解放，大批干部和部队南下作战。一些南下干部纷纷把孩子往我家送。就这样我母亲在家里办了个托婴所，专门收留共产党特别是解放军女干部生的婴儿，后来正式取名叫“洁如托儿所”。旧刑部街我们家的房子是三进院落，前面是一个扁院，后面是两个正方院，大约有几十间房子，托儿所占了相当一部分。我母亲很会带孩子，又有些新知识，那时儿童医院还有人来当义务医疗员，所以孩子们在这里都得到很好的照顾。全国解放后，我父亲是周恩来总理聘请的第一批中央文史馆馆员。1956年我父亲去世了。我母亲先是北京市人大代表，后来年纪大了就改当政协委员。为支持北京市城市规划建设，我母亲主动把西单旧刑部街32号的住宅献给国家，交了房契。1959年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国家在北京兴建十大建筑，我母亲亲眼看到在那里建起了漂亮的民族文化宫，心里非常高兴。旧刑部街的房子拆了以后，北京市在按院胡同拨了一处房子，继续办“洁如托儿所”。刘源：外婆后来年纪大了，就进中南海住在我们家，还是照顾我们几个孩子。我们家是“重女轻男”，爸爸妈妈比较照顾女孩子，女孩住正房，男孩住偏房，女孩睡软床，男孩睡硬板床，所以外婆就对我偏爱点。她有时用她自己的私房钱给我买个红领巾、球鞋什么的。星期六放学回家，外婆会给我们每人发一份糖果或一块点心，但从不给我们钱，从不惯孩子。只有到谁过生日了，才给谁5元钱。但我们也都是把钱存起来，每人一个存折，放在外婆那里。王光美：我母亲生了我们3男5女共8个孩子，就是光杰、光复、光英、光美、光中、光正、光和、光平。加上我父亲前面两位先后去世的夫人所生的3个男孩，即光德、光琦、光超，我们兄弟姐妹一共11人。我母亲对所有的孩子都一视同仁，不分彼此。前面的3个哥哥，我小时候一直不知道他们和我是同父异母。我母亲从来都是把他们当亲生的一样。我们11个兄弟姐妹，只有二哥、三哥出国留过洋，而我母亲亲生的后面的8个男孩女孩都没有出国留学，可见我母亲对不是她亲生的孩子给予了更多的关心和爱护。我的大哥光德小名叫海儿，弟妹们都叫他海哥。海哥小时候身体不好，眼睛有毛病，后来就完全瞎了。那时我们放学回家，弟妹们常常轮流读书给他听。大家都很同情他，觉得有这个义务。不过我念得多一些，光英他们男孩子就坐不住。海哥人很聪明，记忆力特好，头一天念完了，第二天接着念，他马上就能说出昨天念到第几页第几行。那时母亲每月给海哥一些钱，他就用来买书看，往往是让我们陪他到商务印书馆，告诉我们要买哪一类的书。我记得那些书上尽是古文对子，我看不懂。给他念书的时候，我就把不会读的字写在他的手心里，他就告诉我这个字怎么念、什么意思。他多才多艺，喜欢听收音机，跟着里面学唱京戏。不幸，海哥30多岁时因患肺结核去世。我母亲十分悲痛，我们兄弟姐妹都受到感染。海哥在我们弟妹心中永远占据一个位置。
我家同共产党的关系源远流长（2）
王槐青、董洁如和他们的子女。后排左起：王光杰、王光琦、王光超；前排左起：王光复、王光中、王光和、王光美、王光平、王光正、王光英。
我们家算是书香门弟，讲究读书上进。解放前，我们兄弟姐妹大都天各一方，谁也不知道谁在干什么。好多情况我也是后来才了解到的。二哥光琦毕业于清华大学，接着留学美国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攻读硕士，学成后回国。光琦年轻时高大漂亮，人又聪明，学什么东西
都快，有不少女孩子追他。当时他正和胡敏谈恋爱。我记得他常拉我去看球赛，请我吃刨冰，实际是让我陪他和胡敏见面。胡敏毕业于南开大学经济系，人很漂亮，眼睛大大的，据说是南开的校花。胡家是四川的船王，经营长江航运，是四川有名的大家，后来又到广东发展，生意做得更大。胡敏的亲生父亲是胡光标，养父是胡光杰。兄弟俩就她一个女儿，所以后来胡敏继承了胡家的财产。那时我们家已经没落，家里没什么钱了。送光琦出国留学也不全是我们家出的钱，是我的一个叔叔王道昌资助了一部分。他当时是山东枣庄煤矿的总工程师，经济比较宽裕，经常接济我们家的生活。光琦和胡敏订婚的时候，胡敏的母亲来我们家，挺讲究的，可我们家拿不出什么好东西招待。后来他俩结婚，从装修房子、买全套家具，到结婚费用，基本上都是胡家的钱。他俩的婚礼是在南池子那儿的欧美同学会办的，场面挺大。我印象深的是胡敏在婚礼上穿的是雪白的婚纱，一到家里马上换成红旗袍、红鞋子，一身的红。光琦结婚后，到青岛金城银行当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