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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习中杂乱无章的现象比比皆是。沃伊德在自己的《和平时期的大演习及其意义》一书中，描述了这样一件事：
“在战斗演习中，中尉把全排带上公路。公路的两旁是马铃薯地。大尉指责他说：‘得啦吧，你们正在受到交叉火力的射击，为什么不让大家隐蔽在马铃薯地里，于是中尉命令：下马铃薯地！但事情并没有到此为止。才过了两、三分钟，不声不响来到这里的营长说了话：‘中尉先生，你真有办法，竟然隐蔽在马铃薯地里。’中尉又命令：‘从马铃薯地出来！’但是，人们刚刚站到公路上，团长又来了：‘怎么，中尉，难道要让我为你再挨一顿批吗？你们怎么能这样大模大样地采在公路上？你看，将军向这边来了。你等着瞧吧！倒霉的中尉慌忙下令：‘下马铃薯地！’将军缓缓地来到这里，一眼就看到了这些情况。他平静地说道：‘中尉先生，请原谅，为什么你们要践踏和毁坏庄稼，这难道有必要吗？趴在马铃薯地里能得到什么教益吗？要知道，为这我们是要付赔偿金的。在这次大演习中，我们为踏毁庄稼及其他问题所忖出的代价还小吗？'从马铃薯地出来！中尉用变得嘶哑的声音喊。”
由于在大演习中没有军队后勤机构，在许多方面采用了象征性的手段。法军的后勤工作组织得更好一些。参加大演习的每个部队和兵团都有辎重队，他们携带二日份的口粮和一日份的饲料，因此，不管分队和部队到达什么地方，粮食和饲料都能保证供应。大部分马匹和大车是征用居民的。德军也是靠征用居民的四马大车组织自己的辎重队。但是，辎重队不是隶属于参演部队的指挥员，而是根据大演习总导演的指示行动。粮食和饲料被“秘密”运到计划中规定的休息地点。因此，部队往往不是根据战术情况行动，而是向预先备好粮食和饲料的地区开进。如果哪一位指挥员企图独断行事，不按计划规定实施机动，他就有可能使部队面临缺粮断草的危险。德军在大演习中有时把钱发给士兵，让他们尽可能吃、住在部队休息地的居民住宅里。俄军部队和兵团的辎重队靠租借居民的马匹和大车组成。
如何组织军队供应，视在大演习所在地区采购给养的情况而定。例如，在1898年彼得堡军区，维尔诺军区，华沙军区、基辅军区，敖德萨军区、莫斯科军区、喀山军区和高加索军区举行的大演习中，各军的军需部是从在大演习所在地区临时设置的粮站领取面粉、大米和燕麦。为了采购肉，专门成立了采购委员会。该委员会把采购到的活牲畜分给部队，由部队赶着，到食用时进行宰杀。干草，有时包括燕麦，由部队用军需部预支的现金在大演习所在地区直接采购。采购到的饲料被集中到牲口将宿营和休息的地域。
骑兵部队和兵团的供应方法最复杂，因为他们的宿营地不是根据演习的情况确定，而是取决于在哪里能够采购到饲料。在这方面，不必考虑宿营地是属于己方控制区还是敌方控制区。经常出现这种情况，即一方的部队到对方控制区去休息，因为那里能采购到饲料。
结果，集团军、军和师的军需部门在大演习中供应部队的方法与和平时期的方法无多大区别。在大演习中，实际上是每个部队自己给自己安排给养，而高级军需部门并未获得按战时要求组织军队供应的任何实践经验。同时，各部队本身也未按战时要求组织供应，指挥员和司令部根本不过问有关后勤供应方面的问题。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不久，许多欧洲国家的军队组建了独立的后勤部队和机构，但在大演习中常常把他们忘在脑后。军队供应基本上仍是在大演习所在地区就地采购。因此，如何按战时要求组织后勤、医疗和供应的问题实际上并未解决。
总之，俄国、德国、法国及其他国家军队根据大规摸战争的经验所进行的一系列改革，是在改革军队战斗训练方面迈出的一大步。十九世纪后半期和二十世纪初，战术演习和大演习被广泛运用，准备与实施战术演习和大演习的方法也得到发展。
大演习和对抗演习是所有战斗训练方式中能够使军队在接近于实战条件下进行训练的最好方式。它们使指挥员获得在各种条件下，在受到敌情、地形和时间制约的情况下指挥军队的经验。此外，在大演习中还可以检验军队的战斗素养，从而为确定以后的军队训练和国家战备方针提供依据。通过大演习，指挥员、司令部和部队能够更好地研究未来战区和作战方向的情况。大演习期间，常常征召预备兵员入伍，实施大规模铁路运输，以此检查和确定动员计划。在大演习中，还试验各种技术兵器和新式装备的战斗性能。演习和大演习还逐渐成为和平时期实际研究组织编制和战术问题、验证军事学术最重要原理的最有效方法。
经常举行实兵演习和大演习，能够使部队得到锻炼，养成坚韧不拔的精神，促进部队和兵团的协调与统一，使战役军团的指挥员和司令部获得指挥经验。实施大兵团行军使部队受到极大锻炼。因此，尽管在大演习中存在着许多程式化的东西和缺点，但也不能认为当时所举行的大演习全都毫无意义。毋庸置疑，大演习是有教益的，而问题在于，在大演习中未能全面贯彻根据战争经验对军队训练提出的新的要求。在大演习中，特别是在大规模的大演习中，存在着许多严重违反战斗实践要求的东西。
在俄国专制制度下，不可能彻底实现资产阶级改革，改革是不完备的、有限的。米柳京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令人遗憾的是，国君尽管也为军队在当前战术训练中取得的成绩感到高兴，但他仍热衷于维护旧传统。同时，他还要求在分列式中做到队形整齐、动作划一，要求在派班、教堂检阅及其他仪式中保留所有毫无意义的形式化的东西。国君只要对微不足道的礼节性的错误或步伐、队列不够整齐说上一句话，就会使在军队训练中进行改革创新以使之更有效、更符合实战要求的一切努力付诸东流。许多反动将军坚决抵制军队中的任何改革措施，顽固坚持旧制度和过时的军队训练方式与方法。统治阶级害怕唤起下层的主动精神与觉悟，是根本改进战斗训练的主要障碍。甚至象德拉戈米罗夫那样的进步将军也认为，“发挥士兵的聪明才智开是不必要的和危险的。”德拉戈米罗夫继续坚持曾经是正确的苏沃洛夫的信条，即“靠子弹是蠢货，而靠刺刀是好样的”，公然无视新式弹仓式步枪和机枪火力的作用，轻视部队的工兵作业（土工）训练。业经批准的战斗训练计划实际上没有完成。
陆军部在关于五年（1898至1902）战斗训练情况的报告中指出，夏季野营训练计划只完成了40至67％。大演习前的战术训练非常薄弱，实际上没有进行过士兵的单兵战术训练。分队、部队和司令部的行动很不协调。将军和军官们的战术训练水平很低，严重影响了军队战斗训练的质量。1882年颁布的军官作业细则规定，军官的战术作业应在业余时间进行。这样一个细则，作为军官战术训练的大纲，一直施行到1904年。
很显然，只有经过指挥员、司令部和部队的全面、精心准备，才能使大演习达到应有的目的，从而顺利结束某一阶段的训练，但这一点，无论是俄国军队还是其他国家的军队均未做到。举行大规模的演习和大演习，国家往往耗资巨万（平均每次演习需要50多万卢布）。然而，沙皇政府由于把大量金钱用在宫廷生活上，所以不能为军队拨足所需经费。
因此，俄军举行野营集训、演习和大演习的次数非常有限，而在夏季却常让士兵去为私人做农活。这一切使军队的训练受到严重影响，其恶果在日俄战争中得到充分显露出来。俄军尽管实行了一系列改革，但对这次战争显然准备不足。
列宁写道：“沙皇制度成为符合最新要求的现代军事组织的障碍。而军事却是沙皇制度一向全神贯注的、最引为骄傲而且不顾人民的任何反对为之作出无可计量的牺牲的事业。粉饰的坟墓——这就是专制制度在对外防卫这个可以说是它最内行的专业方面的表现”。
各国军队根据日俄战争的经验纷纷制定新的条令和教令。但在此之后，又止步不前了。没有一个国家的军队制定出全军统一的、严整的组织与实施战术演习和大演习的体系以及军队训练与教育的方法。在大演习中存在着许多程式化和不符合实战要求的东西。军队训练与教育的方法陈旧、刻板。然而，最根本的问题是资产阶级的军事科学不可能对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出现在战场上的各种新现象得出正确结论和进行充分思考，不可能正确地把握未来战争的特点。因此，军队学到的并非第一次世界大战所需要的东西。尽管在日俄战争中已经出现了阵地战的因素，但各国军事领导人仍要求军队以“闪击战”取胜。大部分步兵继续进行密集队形作战训练，因为在许多人看来，在战斗中仍然是人多势众者胜。骑兵几乎完全不进行徒步训练和在大兵团编成内的独立作战训练。炮兵在经过改进后，可以通过改变弹道实施集中射击。但是，炮手们极少学习在遮蔽发射阵地上实施射击和对最重要目标集中火力逐次射击。由于认为战斗和战役是短时间的冲突，所以在大演习中仅仅是演练一下部队的调动，而未演练战斗和各兵种问的协同动作。由于忽视了防御战，各部队根本未进行防御战的训练。在演习和大演习中，各部队狄不挖战壕构工事，各兵种的工程技术训练水平低下。
日俄战争的经验表明，在长期、紧张的战斗活动中，不间断地为装备速射武器的部队提供补给，是军队后勤工作中一项崭新的、要求很高的任务。但是，如前所述，在大演习中没有演练解决按实战要求组织后勤和部队供应的问题。
总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