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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吉本道雅：101。
当然，《左传》所记的数字是不全的。不过，由此可以看出，“千乘之国”出现于公元前六世纪的下半期，晋国是当时第一大国，但到了公元前六世纪末已经走下坡路。在公元前七世纪，最大的国是晋（公元前632年达到700乘）和楚（公元前666年到达600乘）。孔子于公元前551年生，公元前479年去世，他所在的鲁国有千乘规模，还是在他出生前（公元前555年），在他五十岁左右时仅有300乘的实力，稍后恢复到800乘（公元前488年）。另外，除了晋在孔子青少年时代达到4900和4000乘的规模外，孔子进入中年后，“千乘之国”几乎是绝无仅有。严格说来仅晋这一家合格。孔子这里谈“千乘之国”，自然是就他所知道的最大国家而言。这就好像在当今时代的人张口闭口“我要是执掌了美国应该如何”。孔子及其门徒每每这样说话，当然是非常自命不凡了。
另外我们可以注意到，“甲士”和“步卒”的比例是一比二十四。显然“甲士”是社会精英，有备甲的家庭财政实力，让人联想到古希腊占人口少数的重甲步兵。不过这些“甲士”大概也是乘战车的。《论语正义》中还有一段有趣的记载：“或谓《司马法》车乘法有两法：一云兵车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一云兵车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贾公彦以士十人，徒二十人，为天子畿内采地法；以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为畿外邦国法。此言千乘之国，是畿外邦国也。一乘车，士卒共七十五人，又有炊家子十人，固衣装五人，厩养五人，樵汲五人，共一百人。”可见，士徒的比例，畿内比例达一比二，远比畿外的一比二十四为高。这大概说明，畿外引用了大量庶民参军，军事扩张加剧。而非贵族化的军队往往更先进，较少地采用战车，较多地运用步兵。另外，即使在畿外，一乘七十五人的兵力并不包括后勤人员，如果把后者加上，一乘则有百人。
《学而时习之》 第二部分 “千乘之国”到底多大？（4）
关于步兵作为军事技术为什么更先进，《左传昭公元年》有一段记录：
晋中行穆子败无终及群狄于大原，崇卒也。将战，魏舒曰：“彼徒我车，所遇又阨，以什共车，必克。困诸阨，又克。请皆卒，自我始。”乃毁车以为行，五乘为三伍。荀吴之嬖人不肯即卒，斩以徇。为五陈以相离，两于前，伍于后，专为右角，参为左角，偏为前拒，以诱之。翟人笑之。未陈而薄之，大败之。
此段可试译为：
晋国的中行穆子（也就是荀吴）在大原击败了以无终为首的狄人，其取胜的原因是重视步兵。在战前，魏舒说：“对方是步兵而我方是战车，又是在不便车行的狭窄地段作战，以十人为单位替下一车，必胜。将敌人困于狭窄的战场上，则又创造了一个获胜的条件。所以我请求全改车兵为步兵，并从我开始。”于是大家都毁掉战车，排成步兵的行列，五乘车改为三个五人步兵小组。荀吴的一个宠幸不肯改成步卒，魏舒将他斩首示众。魏舒又排出五种阵法互相配合，两伍在前，五伍在后，一伍在右角，三伍在左角，五十人为突前方阵，用以诱敌。狄人嘲笑他们。晋军则趁对方未摆开阵势就进攻，将敌人打得打败。
这段描写的，实际上是一场军事革命，所涉及的历史背景相当复杂，仅看译文也未必能了解。在世界军事史上，战车比骑兵和步兵都要落后，但改变起来却不容易。这里一个主要原因，是古代车服之制是社会阶层的标志，是一种“礼”。有权乘战车者，有相当的社会地位；而步卒则身份很低。另外，战车不是国家供应，而是自己备置，是一重要的家产，人们不可能轻弃。晋国的北境受狄人威胁。狄人不受中原礼法的约束，全为步兵。晋之将领面对生死存亡的危局，以效率为上，提出毁车为卒。提出此议的魏舒，知道会遇到阻力，所有主动提出自己带头，先毁了自己的车。但最高将领有个宠信之臣不肯毁车加入步兵，魏舒立即将之杀掉示众。这样才获得了胜利。
此战发生在公元前541年。上表显示，四年后，即公元前537年，晋国军力达到4900乘，比其他最大的国家也高出四、五倍，让人难以置信。我猜想，乘并不是指兵车的数量，而是一个军事单位，每乘代表一定数额的士兵。大概此战之后，尝到甜头的晋国格外注重发展步兵。如上所述，一个驾驭战车的士，必须有相当的财力置办装备。这就好比在我们今天的社会，买得起汽车的才能从军。这一经济资源上的限制，决定了军队规模不可能大。但一个步兵则便宜得多，贫困家庭也能够合格，这样就刺激了军事扩张。
中世纪欧洲的“军事革命”，就是起源于传统的骑士在城市步兵面前不堪一击。1346年在Crecy，英格兰的骑士就下马和步兵站在一起，一举击败了法国的重甲骑士。1470年代，瑞士长矛兵将勃艮第骑士军团打得大败，证明了步兵的绝对优势。但骑士不仅有军事意义，还是一种社会地位。许多骑士抵制变革，不愿意放弃自己的社会地位。只有经历了一系列败仗后，才不得不在绝境中变革求生。（GeoffreyParker；1996：69…70；2004：3…4；HendrikSpruyt：83…86；BrianM。Downing：56…64。）上面晋与狄之战的故事，也说明了大致相同的过程。不过这种变革，不仅是军事变革，也会引发社会变革，因为贵族和平民都成了步兵，等级没有了。同时军事规模增大，最终向政府财政提出要求，引起财政革命。
《学而时习之》 第二部分 从儒家的财政观看“隐公观渔”（1）
孔子心目中的兵制如何，我们不得而知。他在这章中主要讲的是财政原则：“敬事而信，节用爱人，使民以时”。
关于“敬”，刘殿爵先生的解释非常透彻。他指出，在周代的文献中，“敬”描绘的是一个人在参加祭祀之时的心灵状态。不过，这种心灵状态和其他宗教中的表现有所不同。在其他宗教中，人们面对神灵表现出的是恐惧和卑微的臣服。孔子说的祭祀中的“敬”，则是从为民谋福利的莫大之责任感中产生的。因为这样的责任压倒性地沉重，因此“敬”中有畏惧。这一畏惧，是出于对承担如此神圣之责任时可能有的闪失的担心。（Lau：26。）《国语…周语上》讲“明神而敬事之”，指的是对上帝的态度（这里的上帝和基督教的上帝不同），也可以参证。《论语正义》中也讲；“敬，肃也……警也，恒自肃警也。此注言敬慎者，慎亦肃警意也。”执政要战战兢兢，心怀虔敬，讲求信誉，这是孔子一贯的教导，在《论语》中以不同形式反复出现。
“节用爱人，使民以时”，则要和孔子时代的经济环境结合起来理解。先民的生活，如果没有战争的话，不应该太繁忙。因为当时的农业比较粗放，有很长的农闲季节，另外商业和手工艺不发达，除了农活外，可干的事情不会太多。《论语正义》在围绕“千乘之国”讨论兵制时还对赋役是否繁重有过争论。其中一派认为：“农隙讲武，正当人人训练。家出一人，不为厉民也。若夫车马之费，亦自不多。古者木材取之公家山林而无禁，则造车不难。马牛畜之民间，可给民用。不过暂出以供蒐田之用耳。芻茭则尤野人所易得者也。”这里的“蒐田”，是田猎，也就是上古的军事演习了。这里讲的，无非是当时并无常备军，无山泽之禁，大家可以到深山野地里各取所需，生活容易，供应有限的军事需求，还是绰绰有余。这多少反映了当时的经济形态：耕地被山泽荒野包围，属于大家的公地。
不过，这一景象显然受崇古的影响而太过理想化了。我们不妨看一下《左传》中的数条史料：
……晋悼公即位于朝，始命百官……节器用，时用民，欲无犯时。（成公十八年）［译文：晋悼公在朝廷即位，开始任命官吏……节约所使用的器物，依照农时派役，不使个人的欲求与农业季节冲突。］
冬，城防。书事，时也。于是将早城，臧武仲请俟毕农事，礼也。（襄公十三年）［译文：冬天在一个叫防的地方建造城墙。《春秋》上记载了此事。这是按季节开工。本来计划早些开始，臧武仲则请求一定要等到农事完毕后，这样才合乎礼法。］
宋皇国父为大宰，为平公筑台，妨于农功。子罕请俟农功之毕，公弗许。筑者讴曰：“泽门之皙，实兴我役。邑中之黔，实慰我心。”（襄公十七年）［译文：宋国的皇国父当上了太宰，为平公建造一座台榭，妨碍了农事。子罕请求等到农事结束后再开工。平公不答应。工地上的人于是唱起歌谣：“住在泽门里面那些皮肤白白的人，征发了我们的劳役；城里那些皮肤黑的人，体贴我们的心情。”］
八年春，石言于晋魏榆。晋侯问于师旷：“石何故言？”对曰：“石不能言，或凭焉。不然，民听滥也。抑臣又闻之曰：‘作事不时，怨讟动于民，则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宫室崇奢，民力彫尽，怨讟并作，莫保其性。石言，不亦宜乎？”（昭公八年）［译文：八年春天，晋国魏榆有石头说话。晋侯问师旷：“石头为什么说话？”师旷回答说：“石头并不能说话，大概是有人借石头说话。不然的话，百姓的声音就听不到了。臣下还听说：‘兴办事业不按农时，老百姓就怨声载道，连不能说话的东西也出来说话了。’现在您的宫室建设得格外奢侈，老百姓为此财力用尽，怨谤四起，人们无法保证自己的生活。此时石头出来说话，难道不是合情合理吗？”］
《学而时习之》 第二部分 从儒家的财政观看“隐公观渔”（2）
冬，筑郎囿。书，时也。季平子欲其速成也。叔孙昭子曰：“《诗》曰：‘经始勿亟，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