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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美国这种草根民主的社会中，演说和表演同样重要。政治家和其政治顾问之间的区别，不在于血统（如一个有王室或贵族的血脉，另一个则没有，等等），也不在于一个聪明一个不够聪明（布什恐怕就不如他的顾问卡尔…罗夫聪明），而很大程度上在于一个是演员，一个最多写写剧本。整个社会就是个舞台，你只有表演才会出头。这也远远不限于政界。所以，在美国养孩子，常常要让孩子接受表演训练，培养其打动别人的能力。以孔子的标准，这是否是在培养“巧言令色”之徒呢？这样的人是否就不具备“仁”的品德呢？我想他如果再世，会对此另做出一番反省。
孔子这句话，对当今的世界仍有深刻的影响。这些影响，许多也许是基于对他的误解。记得三十年前（1977），我还有两年高考。正好家里来客人。来人问：“你想上哪个学校呀？”我随口说：“北大中文系。”当时在座的父母脸色就很尴尬，马上跟客人打圆场：“这孩子就爱说大话，光说不做。其实八字没有一撇，能上个非重点就不错了。”事后还非常严肃地教育我：“说话要留有余地。你本来就不像有那个出息的人。现在大话说出来了，上不了怎么办？”这正和孔子的话：“其言之不怍，则为之也难”，“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总之，你要大言不惭，做起事情就难了，古人说话慎之又慎，就怕说出来却做不到。不过，孔子也鼓励弟子“言志”，其弟子中也确实有声称要“道千乘之国”的，孔子也并没有批评他说大话。可见，孔子的话，是要放在具体的背景中讨论的。可惜，这些具体的背景，《论语》中并没有记录。孔子在不同场合对言语的反感，却深刻地塑造了我们的文化：个人的志向是不应该表达的。讲得太多，好象就是等于做得少。而在美国，大人则非常鼓励孩子表达自己的志向。乃至从小有人就声称要当总统。心里想的东西，是没有必要掩盖的。
在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文化不是公共表达的文化。这一点，在美国这种多种族和文化汇流的地方，看得特别清楚。比如，亚裔虽然成就卓越，但被认为是不够vocal，即不喜欢表达自己的意志。有些研究东亚的美国人，对此能够理解。他们认为，像中国和日本这样的国家，种族和文化比较单一。大家在社会生活中一些基本的预设是一致的，对于什么是合情合理的行为，社会有共识。在许多场合，不用说人们也知道怎么做。但是，美国种族多元，文化的基本预设不一致。大家必须把自己的信仰和行为原则摆在桌面上来，这样才可以彼此了解。由此我们也可以为孔子设身处地地想。如果他的理想就是一个大家遵从孝弟的道德原则就可以相安无事的小社区，你做给别人看就行，说多了很容易就变成了“巧言令色”。但是，在一个开放多元的社会，展示自己的信仰、理想、立场和观点都是必须的。
可见，思想家并不仅仅被其思想所塑造，还受其环境和制度的制约。孔子生活的时代，几乎和希腊的古典时代同时。但是，两个社会，已经早已分途。孔子的理想社会，基本还在希腊人的想象之内。但是雅典的民主，则是孔子再活一千年也无法想象的。
我至今还记得，我当时读完这篇文章时热泪盈眶。爱德华滋这样的人，是不是“巧言令色”呢？他的政敌肯定会这样说。按孔子的标准，也许也差不多。请看：人家本来已经决定私了了，这也许算不上礼让的君子之行，但至少也符合“和为贵”的为人之道吧？爱德华滋却半路拦住，最后向医院要到了将近五倍的钱，自己当然也分到一大笔。爱德华滋是美国最成功的法庭律师之一。他出庭前，每每进行模拟法庭辩论，请普通老百姓来当假想的陪审员，让他们来判他能不能赢。一直等到他有十足的把握说服模拟陪审团时，他才出庭。他不是电影上鲨鱼般凶狠的律师，而是把自己包装成一个诚恳温和的好人，说服陪审员把案子判给他。他相貌英俊，充满魅力。过去的陪审员回忆，有一次，陪审团的一位女性完全被他征服，什么都要按他说的判。这是他成功的基础：把握着打动人心语言，有着英俊诚恳的外表，出庭如同演电影，自己的角色就是“男一号”，而且他确实“彩排”。这还不够“巧言令色”吗？看看爱德华滋的生涯就明白为什么许多美国家长让孩子从小学演说、学戏剧。他们并不是指望孩子去好莱坞，而是在这样的社会生存，经常会需要“演技”。在某种意义上说，民主社会就是个“巧言令色”的社会。
像爱德华滋这样的出庭律师，其职业目标，就是提高社会的“交易成本”。怪不得共和党口口声声：这样的律师多了，医院也会破产，企业会破产。但是，美国的医院并没有破产，企业很有效率。事实上，有这样的律师在，你进医院就觉得心里踏实。在一个民主社会，越多的人表达自己的利益，参与利益分配的博弈，所产生的“游戏规则”就越公正。像爱德华滋这样的人，就是靠让那些不像他那么伶牙俐齿者发出自己的声音而成功。其实，这也是在代议制中所有政治家应当肩负的使命：代议就是要代人而议。
与此相反，孔子是希望能说话的人也少说一些。在他看来，太多的人表达自己的利益，太多的人来“争”，社会就会乱。一般的老百姓，应该把为自己制定“游戏规则”的责任信托给君子，自己照着人家定好的规矩行事就可以了。我无意以只言片语来评价孔子。但是，通读《论语》，你大致还是可以得到这样的印象：孔子希望君子少说话，“小人”（也就是老百姓）不说话。“小人”要安心在君子给他们安排好的秩序下生活。这种精英意识，多少有点像当今的“主流经济学家”。我们不要忘记：孔子的时代，并不比当今的中国公平。我们现在信不过精英，两千多年前凭什么要信得过君子？
在私人的生活领域，我们大多爱和木讷厚道的人做朋友，不喜欢和斤斤计较的人打交道。但是，政治秩序的生成，则是另外一个问题。人是谋利的动物。你不表达和争取自己的利益，那些表达和争取利益的人就会按他们的利益设计一套“游戏规则”。而这些人又常常已经垄断了社会的经济和政治资源。这样只能制造一个更不公平的秩序。
亚里斯多德在《政治学》中曾引用一句诗说：“沉默是女人的荣耀。”这背后的理由是，女人要服从男人。（Aristotle：1998…2000。）这里的深意，我不妨在［研究］中进一步阐述。
《学而时习之》 第二部分 吾日三省吾身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译文］
曾子说：“我每天省视检讨自己三次：代人谋事，是否尽心尽力；与朋友打交道，是否有诚信；老师传授的东西，自己是否练习过。”
《学而时习之》 第二部分 评论：做人的职责
曾子讲的，是具有永恒价值的做人之道：谨慎努力，尽心尽意。不过，人们常常忽略了其中一些微妙的层次，那就是“忠”和“信”的区别。
“忠信”经常连用，但也是可以分开的两个独立概念。“忠”里有一种竭尽全力的热忱，“信”则有照章办事的冷静。
“忠”就是尽心，毫无保留，要像为自己做事一样为别人做事。“信”则是可靠，说话算数，在某种意义上表述的是契约关系。你在做生意时，严格履行契约，但主要还是为自己的利益而非为对方的利益考虑。这叫“信”，不是“忠”。但是，如果你本来想用一万块钱买进一批货物，你的朋友没有听你报价就许诺以五千块卖给你。你马上说：“其实我心里的底线是一万块，这样你太亏了，还是一万吧。”这样，你就不是为自己做生意，而是为朋友做生意了。这就可以叫“忠”了。
为人处世，不可能处处都“忠”。你如果对每个人都“忠”，或者对每个朋友都“忠”，那就会一天到晚为人奔忙，精疲力竭，没有任何自己的志业可为。这不是一个可行的为人之道。一般和朋友相处，有“信”就可以了。你要相信别人有能力看护自己的利益。但是，当受托于人时，那就要像看护自己的利益一样看护别人的利益。比如我在“巧言令色”一章的［评论］中谈到的爱德华滋。他帮受害人打官司时，受害人已经接受了赔偿，他若仅守一个“信”，那就一丝不苟地帮人家办理手续就可以了。但是，他能设身处地，为别人想得比人家自己想得还周到，这就叫“忠”。当别人把身家性命交给他，说“我相信你！”时，他知道仅用一个“信”来回报远远不够。他由此进一步引申，说当老百姓投票选你出任公职时，心里说的也是“我信任你！”你对这种信任的回报，也一样不仅仅是个“信”，还要有“忠”。所以，政府仅仅“取信于民”是不够的。有信当然好，这样政府会履行诺言。但是，政府如果能比履行诺言做得更好，那就要有“忠”的精神。要知道，政府每天都要碰到许多自己没有做过任何许诺的公共事务，处理得如何全看自己的良知了。我们谈政府官员“忠于职守”，并不仅仅是不犯法，照章办事而已。政府官员受托于民，是“为人谋”，而不仅仅是“与朋友交”，所以要象看护自己个人的利益一样，看护公众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