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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有害行为，但由海外输入的生皮，却已课税。由爱尔兰及各殖民地输入的生皮关税，
虽经一度废除（仅五年），可是，爱尔兰剩余的生皮，即不在爱尔兰自己境内精制的生
皮，也不一定要在不列颠境内销售。至于各殖民地普通家畜生皮，不过数年以前，才列
入只许在母国贩卖、不得向他处贩卖的商品项目中。爱尔兰在这一方面，也不曾象羊毛
那样，为了要维持不列颠制造业而受到压迫。
在进步和有文化的国家里，不论何种规定，如果立意在于减低兽毛价格或兽皮价格，
就必有提高兽肉价格的倾向。农民在良好土地上饲养的牲畜，其价格必须足够付给地主
以他有理由希望能得自良好土地的地租以及付给农民以他有理由希望能得自此种土地的
普通利润，否则他们就将不再饲养。因此两者不取偿干牲畜的皮毛，即取偿于牲畜的肉。
所取于皮毛的愈少，则所取于肉的必愈多，所取于肉的愈少，则所取于皮毛的必愈多。
地主只要获取地租，农业家只要获取利润，至于毛、皮、肉的价格，各在一头牲畜的全
部价格中所占比例如何，那是他们不暇计及的。由此看来，在改良及耕作发达国家，地
主和农业家决不会因此等规定而受到大的影响，不过由于肉价的上涨，他们在消费者立
场上受些不利罢了。但是，在社会不改进、田野未开辟的国家，情形则完全两样。此等
国家，大部分土地都用来畜牧，畜牧而外，无其他用途。而牲畜价格的主要部分，又全
由毛、皮构成，肉不过占极少的部分。在此种场合，他们以地主和农业家的资格说，就
将大受上述规定的影响。但他们以消费者资格说，则所受影响极为有限。因为在此种场
合，毛、皮价格的跌落，并不会招致肉价的提高。因为，该国大部分土地，除饲养牲畜
外，即无其他用途，所以，即使毛、皮跌落，也只好继续饲养同数牲畜。家畜肉将仍以
同一数量提供市场，家畜肉的需求不会较前加大，因此，家畜肉的价格也不会较前加大。
肉价保持原状，毛价比较跌落，于是，牲畜的全部价格就下落，接着，以牲畜为主要产
物的一切土地（即该国大部分土地）的地租和利润亦因而下落。因此，永久禁止羊毛输
出的规定（这种规定，通常说是爱德华三世制定的，实则不然），在当时的情形下，实
为最有害的规定。其实行不但使国家大部分土地的真实价值降低，且使最重要的小牲畜
的价格跌落，因而在很大程度上推迟土地的此后的改进。
苏格兰自与英格兰合并后，其羊毛价格显著下落。因为苏格兰羊毛自合并时起即与
欧洲大市场绝缘，而局限于不列颠小市场中。如果不是家畜肉价格的上升充分补偿了羊
毛价格的下落，那末，苏格兰南部各郡主要用于养羊业的大部分土地的价格。必深受这
次合并的影响。
人类对于增加羊毛产量生皮产量的努力的功效，就其要依靠本国牲畜的产量说，必
定是有一定限制的，就其要依靠外国牲畜的产量说，又必定是无把握的。就后一层说，
与其说要依靠外国出产的羊毛和生皮的数量，倒不如说要依靠外国不自行加工的羊毛和
生皮的数量。同时，外国对于此等原生产物的输出，是否认为应加以限制，亦对上述努
力的实效有影响。凡此均非本国操业者所得自主，所以，人类勤劳在这方面所得的实效，
不但受有限制，并且是不确定的。
人类勤劳增加羊毛、生皮所收的效果如此，人类勤劳增加另一种极重要原生产物即
鱼的上市量所收的效果也如此。这方面的努力，势必受当地地理位置的限制。距离海洋
远吗，内地江河湖沼多吗，此等海洋江河湖沼产出量丰富吗，这些都很有关系。当人口
增多，该国土地和劳动年产物增多的时候，鱼的购买者必增多。而且，这些购买者，拥
有更大量各种其他货物，或换句话说，拥有更大量各种其他货物的代价来作购买。但是，
为供应此扩大了的市场，所投下的劳动量，如不增多到超过市场扩大的比例，那就不能
满足这扩大了的需要。例如，每年原来只需要一千吨鱼的市场，如扩大到需耍一万吨鱼，
那末，为供给此市场而增加的劳动量，非超过十倍，就不能满足这需要。因为在此场合，
鱼类大都要取自较远地方，使用的渔船，一定要较大，用以捕鱼的工具，一定价格较高。
因此，这种商品的真实价洛，自然会随改良增进而上升，我相信，各国的鱼价，都或多
或少地上升了。
捕鱼一日能得多少，虽难于确定，然若就一年或数年说，则在一定地方情况下，我
们认为，人类捕鱼努力的一般功效，是相当确定的，而实际情况，也是如此。可是，由
于这功效取决于一国财富及勤劳状态的少，取决于地理位置的多，所以，两个国家纵使
改良进步的程度非常不同，在渔业上人类勤劳的功效，却可能相同；纵使改良进步的程
度相同，这功效却可能大不相同。捕鱼的功效与改良状态的关系，很不确定。这种不确
定，也是我在这里所要讨论的。
人类要增加由地中采出的各种矿物金属量，特别是比较昂贵的金石量，其勤劳功效，
虽似乎没有限制，但完全不确定。
一国所有贵金属量的多寡，并不受该国地理情况如矿山肥瘠的限制。没有矿山的国
家，往往拥有大量贵金属。无论什么国家，其所拥有的贵金属的多寡，取决于以下两种
情况。第一，取决于该国的购买力，取决于其产业状态，取决于其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
因为这些因素决定它所能用以开采本国矿山的金银或购买他国矿山的金银这一类非必要
品的劳动与食品的量是多还是少。第二，取决于在一定期间内以金银供给世界商场的矿
山的肥瘠程度。因为金银输途容易，运费低廉，而且体积小价值大，所只，即离矿山很
远的国家，其金银量，也要多少受这种矿山肥瘠的影响。中国、印度的金银量，曾多少
受美洲各矿山丰饶的影响。
就一国金银量须取决于上述两情况的前一情况（购买力）来说，金银的真实价格，
与其他一切奢侈品、非必要品的真实价格一样，多半随该国财富及改良的增进而上升，
随该国的贫困与不振而下降。因为，持有多量剩余劳动与食品的国家，和只持有少量剩
余劳动与食品的国家比较，在购买一定数量金银时，一定能支付较大数量的劳动与食品。
就一国金银量取决于上述两情况的后一情况（以金银供给世界商场的各矿山的肥瘠
情况）来说，金银的真实价格，换言之，它们所能购买所能交换的劳动量和食品量，必
按照那矿山丰饶贫瘠情况的比例而或多或少地升降。
但很明显，在一定时期内以金银供给世界的矿山，究竟是丰饶，或是贫瘠，与一特
定国家的产业状态大抵没有何等关系，而且与一般世界的产业状态，似乎也没有何等必
然的关系。固然，在技艺与贸易逐渐向世界更广的地面扩展，而矿山的探索也随着向更
广的地面扩大的场合，新矿山发现的机会，必比其探索只限于比较狭窄地区的时候来得
大。但在旧矿山渐次掘尽的时候，能否发现新矿山是极无把握的事，绝非人类技巧和勤
劳所能保证。不是实际发现，不是采掘成功，不能确定新矿山的价值，甚至不能确定新
矿山的存在。一切迹象都不可靠，这是世所公认的。在进行探索新旷山的时候，人类勤
劳成功或不成功的可能性，似乎同是无限大的。今后一二世纪中，也许能发现较以前更
为丰饶的新矿山，而那时候现在最多产的矿山，将比美洲各矿山发现以前的任何矿山还
要显得贫瘠，这也是可能有的事。无论这两者中那一个实现，对于世界的真实财富和繁
荣，换言之，对于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的真实价值，是无关重耍的。这年产物的名义价
值，换言之，表明或代表这年产物的金银量，无疑会有极大的差异，可是，其真实价值，
换言之，其所能购买所能支配的真实劳动量，却完全一样。在前一场合，一先令可能只
代表今日一便士所能代表的同量劳动。在后一场合，一便士可能代表今日一先令所代表
的同量劳动。但在前一场合，持有一先令的人，并不见得比今日持有一便士的人富，在
后一场合，持有一便士的人，也并不比今日持有一先令的人穷。人类从前一场合所享得
的唯一利益，是金银器皿的低廉与繁多，人类从后一场合蒙受的唯一不利，只是这类不
关重要的非必需品的昂贵与稀少。
关于银价变动的结论
搜集古代商品货币价格的作家，大都以谷物及一般物品货币价格的低廉，换言之，
大都以金银价值的昂贵，不仅作为此等金属不足的证据，而且作为当时一般国家贫乏野
蛮的证据。这种概念，是和那以一国富裕由于金银丰饶、一国贫乏由于金银不足的经济
学体系分不开的。关于此种经济学体系，我将于第四篇加以充分的说明，在此仅论以下
事实，即金银价值的昂贵，仅可证明以此类金属供给世界商场的各矿山的贫瘠，决不能
证明金银昂贵国家的贫穷与野蛮。贫国不能象富国购买那么多的金银，也不能对于金银
支付那么高的价格。所以，此等金属的价值，在贫国决不会比富国更高。中国比欧洲任
何国家都富得多，但贵金属价值在中国，却比欧洲各国高得多。固然，欧洲的财富，自
美洲矿山发现以来，已大有增加，同时金银价值亦逐渐低落。但这种价值的下落，并非
起因于欧洲真实财富的增加，或其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的增加，而是起因于旷古未有的
丰饶矿山的偶然发现。欧洲金银量的增加与制造业及农业的发达，虽然是发生在几乎同
一个时期，但其原因却非常不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