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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狗们厉声喝道：“杀你！”还好，月色很凉，月色从树的缝隙中漏下来，撒一地蒙蒙的小白点，他踏着那些小白点往回走，走出了一些深深浅浅的“思想”，走出了一些朦朦胧胧的“智慧”。他想，他要“日弄”好一个村子，他就必须彻底地征服人心。要想彻底征服，他就得先摧毁一些东西，而后才能够建立……
踏着那些斑驳的小白点，望着无尽的夜空，呼天成发现，在平原的乡野，在这样一个村落里，真正的统治并不是靠权力来维持的。他深知，村一级的所谓组织并不具备权力形态，因为它不是村人眼里的“政府”。在村人们眼里，“政府”才是真正的“上头”，而他仅仅是“上头”与“下头”之间的一个环节。那么，在呼家堡，要想干出第一流的效果，就必须奠定他的至高无上的地位。而这一切，都是靠智慧来完成的。那就是说，他必须成为他们中间最优秀的一个。对于那些“二不豆子”、那些“字儿、门儿”不分的货、那些野驴一样的蛮汉，他必须成为他们的脑子、他们的心眼、他们的主心骨。
那么，一开始的时候，他得有一个“饵”，而孙布袋就是他的“饵”了。
自此，孙布袋的“脸”成了他祭旗的第一刀。
在乡村里，脸面是活人的招牌。乡人是最看重脸面的。
呼天成正是借孙布袋的“脸”，给全村人上了一堂生动的政治课。
这门课的第一步是展览。那时候，几乎是每天傍晚，孙布袋总是在村口处被人当场捉住，“人赃俱获”。于是，孙布袋的脸就成了一个挂起来的“贼”字。那个“贼”字一次又一次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浸泡在众多人的眼仁里。他的脸就像是被剥光了皮的树一样，无数次地接受目光和语言的洗涤！不光是一些女人指着他的鼻子骂，孙家那些上了年纪很有些辈分、也很有些正义感的叔伯爷们曾当众唾他！孙家的同宗说：布袋呀布袋，你是没有一点改性了，你真丢孙家的人哪，你把孙家祖祖辈辈的人都丢光丢净了！
那时，孙布袋的脖子上总是挂着一串串偷来的东西，像小丑一样在村街上被人牵着走……人眼是可以腌人的，众人的眼可以把一张脸腌小腌烂腌成肉干，腌成一泡臭狗屎！开初的时候，他还觉得自己是假的，是做给人看的，每当他被捉住时，还有点满不在乎，还印帕扯匀诵δ亍：罄此驮僖残Σ怀隼戳耍罄此又谌说哪抗饫锟吹搅艘桓龉费亩鳎蔷褪敲挥辛恕傲场钡淖约骸Ｋ哪抗庠谟肴私哟サ氖焙颍驮倜挥辛四侵制骄玻裁挥辛斯サ哪侵帧坝湓谩保比丝此保约壕拖认鹊赜辛艘恢帧霸簟钡母芯酰歉觥霸簟弊肿粕兆潘顾薏坏昧⑹弊杲胤炖锶ァ５搅苏馐保约阂簿醯盟丫皇侨肆耍�
展览不光是给孙布袋带来了耻辱，也给全村人抹上了深重的精神烙印。人们一看到孙布袋就腰里发紧、心里发憷。孙布袋那张脸成了一种象征，一种罪的象征。人们一看到孙布袋，就想到自己也曾是偷过一两穗儿庄稼的，也就不由得倒抽一口凉气。呼天成要的就是这种“杀一儆百”的效果。
孙布袋一下子就完了，孙布袋自此彻底地成了村人的笑料，成了连孩子们都不屑于理睬的渣子，成了谁想踢一脚就踢一脚的狗。他走在村街上，总有人取笑他说：“布袋，又偷了点啥？”到这时候，孙布袋才后悔了。他曾私下里找过呼天成，他悄悄地对呼天成说：“我不弄了，日他妈，我不能再去卖脸了……”呼天成瞪了他一眼，冷冷地说：“晚了！”孙布袋哭了，五尺高的汉子，蹲在那儿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嗷嗷大哭。等他哭完了，呼天成说：“弄吧，退是退不回去了。我说了，将来给你说个媳妇……”
于是，孙布袋万般无奈，只好继续做贼……
呼天成的第二个步骤是开会。开会是呼天成给村人们上的第二课，这应该说是一堂“集体意识课”。那时候，在许多个点着马灯的夜晚，孙布袋自然而然地成了会议上的活靶子，成了法定的批判对象。
应该说，是会议照亮了呼家堡的漫漫长夜。这是呼天成的一个创造。正是呼天成把“会议”这个群体集中的形态发挥到了极致。在当时的呼家堡，召开会议成了呼天成的一个法宝。他发现，只有会议才能把人的精神“团”起来，会议像是一根绳子，捆住了呼家堡的人心。会议使人收缩，会议也使人膨胀；会议就像翻牌一样，随时可以翻出一张脸，再翻出一张脸，只要你掌握了会议，你就掌握了主动权，需要的时候，你就可以把某一张脸“亮”出来……
会议也成了呼家堡人的兴奋剂，会议可以产生各种不同的妙用：对呼家堡的女人们来说，会议成了她们的“戏台”；对呼家堡那些光棍汉们来说，会议成了他们的“女人”；对呼家堡的老人们来说，会议成了“红日头”，成了他们靠在南墙根儿捉虱的日子……这是一个个让人激动又让人紧张的时刻，当民兵连长高喊：“把人带上来”的时候，众多的人头都会齐刷刷地扬起来，望着台上……
在会议上，呼天成成了真正的主宰，成了一呼百应的核心。呼天成心里明白，对孙布袋这个“饵”的使用是有期限的，一个孙布袋并不能长期调动人的兴奋点，这个祭“脸”的仪式只是个开始，他必须往纵深处发展。开会得有议题，好在议题是可以制造的，因为人的“错误”是现成的，人是不可能不犯错的，人只要活着，就会有错，你只要有错，那议题也就是现成的了。于是，在以后的日子里，会议的名堂就多起来了。会议渐渐地开出层次来了，每一次会议的议题都会事先有一个新的“饵”。那“饵”在不断地转换着，会议的形态也在发生着变化。
在会议上，他开始对人的脸面进行“切割”。他把人分成了一个一个的层面，每一次开会，头和尾都有了一些差别和区分。比如，在开会之前，他会先开上一个“队委会”或是“扩大队委会”，这样，就把一些人的“脸”提出来了，给这些“脸”一些光耀的机会，这些“脸们”立时就会容光焕发；比如，在会议之后，他又会开一个“模范会”或是“骨干会”，那么，又会有一些被点到名字的“脸们”为此而容光焕发；再比如，他会在会议中间突然再召集一个“积极分子会”或“贫协会”，立时就会让一些被点到名字的妇女激动不已，甚至热泪盈眶！正是这种区分产生了差别，差别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呼天成发现，就是这些极简单的形式，使人心有了颤簌感和等级感。人脸上是没有字的，是会议给他们一个个都刻上了“字”，那字是刻在精神上的。人的脸皮是多么薄呀！那烙印打上去的时候，又是怎样的惊心动魄呀！那些可怜的村人们，为了能被点到名字，常常鸡不叫就起来下地了……
会议真好！
呼天成的目的达到了，权威很快就树起来了。可他身后却多了一个“尾巴”，那就是孙布袋。在没人的时候，孙布袋总是偷偷地溜到他跟前，像鬼魂似的突然跳出来说：“支书，你给我说的媳妇呢？”
被捏死的魂灵
可是，权威也是会受到挑战的。
就在第二年的夏天，呼天成刚刚建立起来的权威，受到了一次强有力的挑战。那真是一个神鬼皆惊的日子呀！
那是七月。在七月的一天中午，小娥死了。
就在那个燠热难耐的中午，当人们都躺在树荫下歇晌的时候，村民刘全的女儿失脚滑进了村东的哑巴河。小娥那年才十四岁，她是在河边洗衣裳的时候，失脚滑进水里去的。后来，当村人们赶去时，她已经在水面上漂起来了。
刘小娥的娘趴在河边上哭着说：“娥呀，娥呀，你不听话呀！娥呀，娥呀，你不听话呀……”后来她就被人架回去了。
老人们说，还是当紧办理后事吧。
“后事”却难办，非常难办。
这当然不是因为悲痛。毛主席说，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一个女娃，死了也就死了，哭也是要哭几声的，但也说不上十分的悲痛。可是，她是在哑巴河里淹死的，这情况就不同了。哑巴河是呼家堡唯一的“海子”，说起来也就是一个十多亩大的水塘，还是个死水塘。然而，这个塘里的水却从来没有干过。据说，把一只会叫的青蛙扔进水里，它就再也不会叫了，所以它叫哑巴河。关于哑巴河，早年曾有过许多神神鬼鬼的传说，于是也就有了一个古人留下的规矩：凡是在哑巴河里淹死的人，必须把她的“魂灵”打捞上来。否则，她就会成为一个新的淹死鬼，每年都要拉一个人下去……
按照规矩，打捞“魂灵”的形式是极为悲壮，也极为神秘。这事必须让有血缘关系的家人亲自去做，外姓旁人是不能参与的。首先是得扎一个木筏，木筏上要有“引魂幡”，幡下还要用麻线拴上一只公鸡。而后才能绑上绳子，由亲人拉着木筏顺河转圈走，一边走还要一边喊魂……要一直拉到“魂灵”自动跳到木筏上来为止。
于是，在老辈人的监督下，村民刘全也就按规矩扎了一个木筏子，去河里打捞女儿的“魂灵”。
那时的刘全也才三十来岁，手巧，会做木活儿，是村里的匠人头，在村人中是很有些脸面的。刘全虽是个绵善人，平日说话没大言语，可一站在房头上就不行了，盖屋的时候，他只要一站在房角上，那威风和气势就出来了。他带了很多徒弟，本村外村都有，因此他时常蹲在房角上，叼着一支烟，指挥那些徒弟们给人瓦屋。他说：狗，你下去。狗就下去了。他说：二槐，你上来。二槐就上来了。声不高，话也绵软软的，挺镇人。上梁的时候，他的眼就是尺子，他说：东边高了，那一准就是高了；他说西边歪了二分，那也一准就是二分，他就有这眼光！
人只要有了“眼光”，那威信也就跟着上去了。再加上谁家盖屋都要请他去帮忙，“脸气”就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