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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使生物学发生革命”（1980，116）。
我们已经看到，在20世纪前期就发生了心理学革命。曾建立起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的W．冯特在他的很有影响的著作《生理心理学基础》（1837年第1版）的第5，6版（1902；1908）中讨论过革命。他指出：“作为一门实验科学，生理心理学致力于心理学研究的改革，这场改革的重要意义并不亚于引入实验导致自然科学思想的革命”，他甚至认为心理学研究的这种变革也许比自然科学革命更为重要，“在自然科学领域，即使没有实验，在适当的条件下，精确的观察也是可能的，而在心理学领域，没有实验则是无能为力的”。
我们也许还可以从《不列颠百科全书》的不同版本中两位人类学家的争论中看到20世纪思想革命的突出地位，他们争论的问题是，人类文化是在全球各地域独立地演化发展的，还是产生于埃及或其附近，然后再逐渐传播到全世界的。在该书第11版（1910－1911）的一篇关于人类学的文章里，文化演化的辩护者E．B．泰勒写到：“人类学”致力于“系统积累从前人如佩尔泰斯，拉泰特，科里斯蒂及其后继者们所作出发现以来的所有知识”，“这一繁重的任务”。他写到：“目前已没有什么发现能同考察骨洞和漂砾层所获得的奇异发现相媲美”，“这些奇异的发现导致了一场现有关于人类起源理论的迫切的革命”。
《不列颠百科全书》1922年第12版除包含第11版的29卷外，还增加了3卷补充了1910－1921年间的新内容。第12版共有两篇人类学的文章。一篇就是泰勒写的，新收入的一篇是G．E．史密斯写的，史密斯是文化“扩散”论的拥护者，他的观点同泰勒的“人类学发现……已经达到了极限”的“明确断言”相反。在他看来，从那时几乎每一年，人类学领域都有“丰富的资料发现”。“对这些资料重要性的认识也更为清楚”。他强调指出：这些年“人类学的每一个分支都发生了深刻的革命”，在许多令人惊奇的新发现中，史密斯提到了新近的有关皮尔丹人的新发现。史密斯列举这一例子让人难以理解（如维克多·希尔兹所说），因为已有人向史密斯本人指出，有理由怀疑上述发现可能是恶作剧者搞的骗局。尽管两位人类学家的观点相互对立，一个认为文化的演化是独立的，另一个认为文化的演化是传播的，但他们都明确地认为是科学革命推动了人类学的发展。
在1981年召开的世纪之交的美国形态学讨论会上，科学革命是中心议题之一。会上，G．爱伦（1978）提出了一个未经认可的观点：1890到1910年间，美国的生物学研究经历了一个从形态学到实验生物学的飞跃。由此导致一个更基本的问题，科学的发展是“周期性的飞跃”还是“一个层次到另一个层次上的革命”（1981，172…174）？J．麦斯凯恩在论文中指出“接受科学的发展是迅速的，不连续的观点的生物历史学家在逐渐增多”，虽然她认为哲学历史学家并不一定赞同“库恩关于科学革命的观点”，也许他们只是觉得“从事科学工作的个人或团体抛弃陈旧的观念会使科学的发展加快”（p．89），而他自己与上述历史学家的观点相反：“我坚持认为承认科学发展的这种革命的观点会使努力真实地描述科学未来图景的企图发生混乱”。她相信“连续观”，她总结说用革命或进化这类用语讨论美国的生物学会导致混乱，“把科学的发展变化一般地看作是进化的还是革命的，连续的还是不连续的”这样的问题是“吹毛求疵”。R．莱戈在他的论文中，很少泛泛地提到革命问题，他主张要“坚持古生物学中的形态学传统”，因此，“运用连续观而不是革命观，才能最好地了解那个时代生物科学的发展历史”（1981，129－130）。
在对批评的回答中，G．爱伦摆脱光前研究的狭窄领域，以便把与进化相对立的革命的概念引入科学中去。他坚信“从1890年到1910年间，生物学领域中发生了出其不意的或革命性的变化（在库恩的意义上）”。他提出了“一种进化的模式……在这个模式中，进化和革命两个因素始终都在起作用”。他强调说，根本上说来，“任何革命性变化都有赖于先前的进化，反之，所有进化性的变化都将导致…革命性的变化”（p．173）。这意味着“量的”或“小的，逐渐的”，“进化的”变化会导致“质的”，或“大的，完全不同的”，“革命的”变化。他认为当量变到质变的转化缓慢发生时，就是进化，当这种转化迅速完成时，就是革命。他把科学的发展看作物种的演化中的“间断的平衡”模式相似，这个模式是S．J．古尔德和N．爱尔德雷季在古生物学研究中提出来的。他们认为在生物进化的长河中，有“迅速变化的时期，新物种的产生和旧物种的消亡都是很快的，接着便是缓慢变化的稳定时期，使物种与环境完全相适应”。在进化生物学中引入一种带根本性的但尚未被接受的观点所产生的新问题比它解决的更多，正如F．丘吉尔在他的文章的结论中指出的那样，他认为“所谓人类也具有类似的组织和个体的发展趋势是值得怀疑的”（1981，181）。
上述争论给近年来出现的一个非常主要的反对派的事实提供了佐证。那些人反对革命是科学发展的一个特征。我的一位科学同仁听说我正在写作一本关于科学革命的著作后，不只一次地写信给我，要求就这个课题跟我展开争论。使我感到吃惊的是，他的每一封来信都流露出对科学中的“革命”这一概念和词汇本身的敌意，甚至当他压根儿还不知道我打算怎么写我的这本书时就是如此。很长时间里我都感到迷惑不解，革命的概念中到底有什么东西那么容易引起敌意？我对此曾进行了一番思索，我认为这种情形某种程度上是出自对库恩著作的反感。很明显，并木是所有的科学家都同意P．梅达沃（1979，91）的见解：“人们接受了库恩的观点，这是一个肯定的信号，表明科学家们发现这些观点很有启发性，因为他们自己没有时间进行纯哲学上的思考”。但是，尽管“库恩的观点有助于说明科学家的心理”，而且是“对科学史饶有兴味的评论”（p。92），然而库恩的观点有一个特点很容易激怒许多科学的实际工作者。因为库恩的观点很露骨，他认为大部分科学研究都是一种“扫尾工作”，不断前进中的科学的这一特点显然不被那些“不是一门成熟科学的实际工作者”所欣赏（1970，24）。实际上，“大多数科学家在他的全部科学生涯中所从事的正是这样的“扫尾性”工作。尽管库恩说这类工作“干起来……也是令人着迷的”，但许多科学家定会觉得这种独特的表达方式是在贬低他们的形象。因为科学家应当是勇敢的探索者，新道路的开拓者，辉煌成就的获得者和真理事业的推进者。
《科学中的革命》
科恩著
第26章 历史学家的观点
在第1章中，我们已经了解到，科学史家乔治·萨顿在1937年就认为：在正常情况下，科学的进步是一种增长的活动或积累的活动，而不是一种革命的延续。许多科学家和科学评论家接受了这一观点，其中有化学家J．B．科特南和物理学家E．卢瑟福；而且（将如我们在最后一章中将要看到的）至今仍有少数人仍在坚持这一观点。但是，到了2O世纪扣年代，科学史家们开始接受科学革命的概念，从根本上来说，是受到了三部重要著作的影响。这三部著作是：H．巴特费尔德的《近代科学的起源：1300－1800》（1949年初版，1957年再版）；A．R．霍尔的《科学革命：1500－1800》（1954年初版，1983年再版）和T．S．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1962年初版，1970年再版）。巴特费尔德和霍尔只是肯定了科学革命在历史上的地位，因为巴特费尔德仅向人们介绍了另一种革命——近代科学革命。但是，库恩的著作一出版，科学革命作为有规律发生的现象，就被人们普遍地接受了。
根据通常的说法，是巴特费尔德把“近代科学革命”这一术语引进历史的话题中的。而当我有一次向他问及这个问题时，巴特费尔德（他一直对史学史研究很感兴趣）答道，他完全意识到他在传播“近代科学革命”这一观念时所起的作用。但是，他认为，这一观念并不是他的创新。事实上，我们仔细阅读一下《近代科学的起源》，可以发现：这本书是在1984年的一系列讲演稿的基础上写成的，由此表明他并非认为他是这一观念的创始人。
然而，巴特费尔德在使“近代科学革命”这一观念深入人心上起了重要作用。他以强有力的和雄辩的事实宣称：近代科学革命的最终结果“不仅使繁琐哲学黯然失色，而且使亚里士多德物理学解体。”“它不仅推翻了中世纪科学的权威，而且推翻了古代科学的权威。”此外，这场革命“远远胜于自基督教产生以来的任何事物，它使文艺复兴以及宗教改革黯然失色。”巴特费尔德是一位普通史学家，而不是一位科学家或科学史家，因此，他的戏剧性的结论特别对其他有名望的史学家和哲学家产生影响（甚至对科学史学家和科学哲学家也是如此）。这些史学家和哲学家都能把从伽利略到牛顿时期现代科学的突变事件，恰当地看作历史上的主要革命。怀特海认为，按照“天才世纪”的简单规则，那个时代的伟大的科学事件是与伽利略，牛顿以及他们同时代人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巴特费尔德为了强调那个时期科学思想的革命性质，用了这样两个词组：“英勇的冒险”和“人类实践的伟大乐章”。首先，巴特费尔德强调了他叫作带着“各个不同类别头衔”的革命的影响，并且，他避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