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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持有类似观点的人一样，达罗认为革命一词暗含着与过去完全决裂的意思，而“物理学却从未如此”。他说事实是“物理学家憎恨放弃一直管用的任何理论。实际上我们很少这样做”。达罗的结论是：作为一条规律，理论物理学的革新者们“至为关切的是他们要使自己成为经典的主导路线的合法继承者”。我不清楚达罗说这句话是否有所指，但到1937年，科学文献资料中已到处是革命的词句。事实上，“革命”和达罗的“极为迅速的进化“也许可以看成是同义语，条件是将“革命”一词极端政治上的含义以及科学革命隐含着摧毁或扫除旧东西，并以某种全新的东西取而代之。实际上，这类科学革命确已出现过，例如从亚里士多德体系到牛顿物理学，从托勒密体系到开普勒天文学的更替就是如此。但许多革命并不像达罗所理解的那样总是同过去作完全的决裂。
具有波兰…法国双重国籍的化学家和哲学家A．迈耶森是3O年代在科学史和科学哲学领域有很大影响的一个人。体现在他的著作中的对革命态度同前面几位有些相似，但并不那么偏颇。他很少运用革命的概念，有一次他捎带着谈到量子物理学革命，“它推翻了实在的图景”（1931，69）。他经常用的是“科学的进化”（p．116）或“数学的进化”（p．326）。他的这种作法同某些持有类似观点的人如J．德威相似。J．德威曾计划“解释科学的进化”（p．416）。迈耶森摘引了一句他非常赞同的居里夫人（1927，758）在悼念H．A．洛伦兹时所说的关于“量子理论和新力学激荡的进化”。迈耶森的目的在更大程度上是精确地把握和描述哲学家和科学家的思想过程，并不只在于写出科学史。他强调他的目的取决于他的下述信念。这个信念是：“科学进化”是不断变化着的世界观的历史。所谓“科学革命”是指那些使科学家改变基本观念的大事，如化学家抛弃燃素说，物理学家抛弃热质说（P．xii）。他关心的是科学家怎样才能很乐于放弃基本的前提而接受那些常常与已被确信的旧理论完全相反的新理论。在他经历过的年代里，相对论引起了他所指的“进化”（不是革命！）。他总结说：科学的“决定性进展”或“革命”表现为一种过程，它与“科学的基本进化”背道而驰。这些“革命”经常发生，因为“伟大的变革者（加拉瓦锡）打碎了那些束缚研究方法和思维方法的枷锁”。但迈耶森更关心的是进化的过程而不是革命的过程，甚至到了把某些革命看作是进化的程度。
最近的物理学发展引发了许多对科学革命的探讨，在1963年春，E．拉比诺维奇——《原子科学公报》的编辑，在芝加哥大学作过四次关于科学革命的公开系列演讲。他指出（1963．9．15）：只有我们这个时代“能亲身经历了三次同时发生的革命”，其中头两次是“社会革命”（以新的方式取代旧的统治方式）和“民族革命”（废除殖民地），第三次革命“是科学和它的产儿——技术带来的”。他强调说“科学革命”的特点同社会和政治革命不同，后者是“区域性的”或“暂时性的”激变，而前者却是“全球性的，巨大的，无可逆转的变革”，科学革命告诉人们“贫穷不会持久”。由此可见，他集中探讨的主题同前面的人略有不同：科学革命改变了我们关于“栖息地”的观念，改变了“我们在宇宙中地位”的观念。出于对弗洛伊德的不自觉的模仿，他提出了三次革命的见解，头两次分别是哥白尼革命和达尔文革命，但第三次革命不是精神分析学的出现而是“宇宙范围的扩展”（他错误地相信“世界同心观”与居于中心地位的人有关）。然后他讨论了他很在行的课题“原子核物理学革命”和“人类已具有自我毁灭能力“的问题。他提醒人们注意的下述科学革命的作用值得我们摘录如下（p．16－17）
现代科学消除了人们对未来的忧虑：在一个可预见的时间内，全部技术的发展最终将不得不停止，因为煤炭和石油将全部耗尽。在太阳系行将消亡时，人类也许仍然要伤心地等待着必然毁灭的来临，但我们目前眼界的改变类似于濒临死亡的老人于刚刚走上生活道路的青年人对生命渴望之间的差别。
拉比诺维奇称现代物理学的二象性和“对严格因果观的抛弃”是“人类世界观的一次重要革命”（p．18），相对论是另一次“思想上的革命”（1963．10．11）。
拉比诺维奇在一次演讲中，运用了“成功的永久性科学革命”的概念并预言它必然会“影叶…各个领域人们的思想”。他把战争的“非理性化”和外交失去了“它的最重要的工具——花言巧语的战争威胁”（1963．11．9．）（1963．12．14．）看作是科学革命的后果，这种后果在“原子弹和洲际导弹面世后”达到了极点。在考察了他所谓的“本世纪科学革命”的一个主要后果之后，他以一个微妙的按语作结“国际科学家共同体是世界共同体的雏形”（1963．10．11．）。
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伊·普里高津在他的著作《从存在到演化》一书（1980，xii）的序言中，谈到他的写作目的是：“向读者转达我们正处在科学革命时代的证据”。在这场革命中，有一个对科学方法的“真正地位和意义”的重新估价的问题。普里高津把这一时期同科学史上另两个戏剧性的时期做了比较，这两个时期是“古希腊科学方法的诞生”和伽利略时代“科学方法的复兴”。普里高津希望读者懂得“当我谈到科学革命的时候，并不仅仅意味着科学中的某些重大发现，如夸克，脉冲星和分子生物学等”。在普里高津看来，科学革命的意义在于抛弃长期以来坚持“相信微观粒子——分子，原子，基本粒子的简单性”这样使他引出三个主要论点：1）“不可逆过程和可逆过程一样真实”，2）不可逆过程在“物质世界中起着根本性的建设性作用”，3）“不可逆性深深植根于动力学之中”。这样的一场革命明显与通常的“科学进化”不同（p．xvi）。像许多科学家一样，普里高津运用了革命的概念，但没有将其重要性进一步展开。由于这个术语运用得很少，因此它在书中显得非常醒目。在第2章论述“古典动力学”的开头，它出现在一个显著的位置上，普里高津把古典动力学看成是“20世纪科学革命诸如相对论和量子论的起点”（p．19）。
A．费歇1979年发表了一篇物理学评论，他谈到了M．吉尔一曼对物理学“统一”问题的见解。吉尔…曼期待着“以越来越深刻的方式弄懂我们生活于其中的宇宙的本质”，他说他企盼在物理学中“发生一场革命”，这场革命同“过去发生的日心说，进化论，狭义相对论，量子力学革命一样伟大”（费歇1979，12）。S．温伯格（1977，17f）把“狭义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发展”看成是“伟大的革命”。但他告诫我们不应把革命的概念不恰当地运用于20世纪物理学的每个方面，例如他感到“量子场论自1930年以来的发展过程中，基本要素已经具备，没有必要再来一场革命”。
亚·摩拉1958年在物理学家沃·泡利逝世前不久同他进行了一次谈话。这次谈话的内容使我们能深入了解科学革命的潮流以及年轻的物理学家发动科学革命的动机。这种革命的概念决不会带来破坏性的污点，相反表达了人们的一种共同感受：革命是科学发展的创建性力量。泡利对摩拉说：“在我年轻时，我想我是当时最好的形式主义者。我认为我是革命的，如果有重大问题出现，我就能成为解决这些问题的人。而重大问题的提出和解决由其他人完成了，我自然就成了古典主义者而不是革命者”，而后他说：“我年轻时太蠢”，这句话显然是一种反省（摩拉和里钦伯1982，xxiv ）。
物理学之外关于革命的见解
赞成和反对科学革命的见解在生物科学中同样也有反映。分子生物学和联合基因工程技术在新闻媒介中，继电子计算机之后第二个获得了“革命”的称谓。1918年3月4日，《波士顿环球报》上一篇文章的标题就是“生物科学革命的到来”。文章着重介绍了“新加利福尼亚实验室”，它报道说：“该实验室依靠蛋白质可以精确地加以分析”和“基因可以从最基本点制造出来”的手段“正在使生物科学发生革命”。“科学时代”（《纽约时报》，1983．4．12．）上有一篇文章标题是“DNA密码：革命的3O年”。1953年4月25日，J．D．沃森和F．H．C．克里克在《自然》上发表文章，宣布了他们关于“生物遗传主导化学结构”的发现，许多科学家都认为这“显然是本世纪医学科学中最重要的发现”。《科学时代》上的这篇文章就是为纪念这一重大发现30周年而作的，目前很少有人不同意上述见解，或P．梅达沃的见解（《纽约书评》1977．10．27．）：“毫无疑问，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发现……是确认脱氧核糖核酸（DNA）的化学结构——具体地说是DNA中四个不同的核苷酸在分子肽链上的排列次序——蕴含着基因密码并且是有关指令的物质载体，通过这些指令，一代有机体制约下一代的发展”，这就是“分子遗传学的伟大革命”（p．19）。甚至在做出这一发现之前，这两位合作者之中至少有一位显然已看到了这项进展的革命性质。沃森在那一时期的工作总结中谈了他的看法：“双螺旋结构——将使生物学发生革命”（1980，116）。
我们已经看到，在20世纪前期就发生了心理学革命。曾建立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