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种精神上的不安定明显体现在公众所持的对待社会问题的态度和倾向性期望上。这就是欲以激进的，未曾尝试的社会实践来推翻业已确立的，行之有效的政体形式。
“精神上的不安定也侵扰着科学。今天在科学领域恰恰也有一场同政治和社会生活领域类似的冲突。有许多人向往对宇宙进行心理学上的思索，热衷于各种奇思怪想，他们要我们抛弃已被证实的理论，而实际上恰恰基于这些理论，现代科学和力学的大厦才得以建立”。
接着，这位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对牛顿到爱因斯坦的引力理论发展史作了进一步的讨论，他总结说：
目前已经测量到的（光线受太阳影响）弯曲效应这一事实，在科学上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这一结果也许会改变某些迄今已被接受的有关太阳附近物质的密度与分布的观念。但我不明白这样的观察事实何以能证明第四维的存在？或者说怎么能推翻几何学的基本概念？
我读了各种论述第四维空间的文章，包括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其它关于宇宙构成的心理推测文章。读完之后，我的感受如同参议员布朗德哥在华盛顿的一次庆贺晚宴后的感受一样，他说他感觉到如同和爱丽丝一道漫游仙境，与狂人一道喝茶一样。
有位记者曾问起过爱因斯坦如何看待“C．L．普尔教授”的意见，这位教授坚持说爱因斯坦的理论“无法验证”，而且说“无须爱因斯坦，我们依靠牛顿定律就能解释一切物理现象，甚至包括水星的摄动”。爱因斯坦机智地回答道（《纽约时报》1921，4，4）：“我没有看到普尔教授的谈话”。
英国天文学家A．S．爱丁顿是将广义相对论介绍到英语国家的第一人。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1916年，他收到了荷兰天文学家德赛特寄来的爱因斯坦1915年发表的论文。意识到爱因斯坦研究课题的重要性，爱丁顿钻研了爱因斯坦运用的“绝对微积分”以便弄懂广义相对论。他在为伦敦物理学会所作的著名的《引力相对性理论报告》（1918）中，称广义相对论为“思想上的革命，它深刻地影响到天文学，物理学和哲学，并把它们推上了新的发展道路上且永不逆转”。后来，爱丁顿发表了一本关于相对论的通俗读物，题为《空间，时间和引力》（1920）和一部为科学工作者所写的著作猢对论数学理论》（1923）。1954年，爱因斯坦称其是“所有语言中介绍相对论最好的著作”（p。281）。因此，令人感兴趣的是《爱丁顿对这一物理新观念的介绍中，谈及了人们指责物理学已被一种科学上的布尔什维克主义所侵袭。
爱丁顿在季福德发表厂题目为《物理世界的本质》的演讲（1928．爱丁顿在开头的一段中讨论了那些“坚决反对现代科学中的布尔什维克主义，把住旧秩序不放”的思潮，他把“我们关于时空观的根本变革”（由爱因斯坦和闵科夫斯基于1905…1908年间引入）同卢瑟福1911年引入的“自德谟克利特以来物质观的最伟大的变革”’作了比较。他说卢瑟福的工作并没有在广大公众中“引起强烈的震动”，而“新的时空观从各方面看去，都被认为是革命性的”；；要说所谓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话，他倾向认为真正的主角该是卢瑟福而不是爱因斯坦。
像20年代的某些人一样，爱丁顿深深地意识到革命是科学发展的特征之一。他详细解释了为什么原子结构的奇异新发展通常没有被打上革命性的发展这一红色标记。他说：“表示性质特征的形容词‘革命的’常常被用在两项伟大的现代发展上，一是相对论，一是量子论”。他解释说，这两个理论是揭示世界奥秘的新发现，而且使“我们关于世界的思维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同上，2）。
爱丁顿领导了1919年的日蚀观测，结果证实了广义相对论的一个预言（见第27章）。他认为相对论革命同原子结构和量子理论革命一样，只是表明科学知识以革命的步伐向前进展的具体事例。他在结尾处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下一个三十年不会发生另一场革命，甚或是完全的反革命”？这里反革命类比政治上的反革命。爱丁顿接着提到了革命的继承性概念，最后以“科学的发展如同玩一个巨大的拼板游戏一样”的比拟结束了他的《物理世界的本质》（1928，352—353）（他作比较时的语言和想像同40年后库恩所用的很相似）。在他看来，科学革命并不意味着已布排和联结停当的各个板块必须拆散，而是在添置新的板块中，我们必须对将会形成的拼板图结构的原有想法进行修正。爱丁顿的结束语是：欧几里德，托勒密和牛顿的体系“已经完成了它们的使命”，将来爱因斯坦、玻尔、卢瑟福和海森伯的体系“也必然让位于对世界有更充分认识的体系……但每一次科学思想上的革命就如在旧的曲谱上配上的新歌词，过去的东西并不是被完全抛弃而是被扬弃，在我们企图表述真理的所有失误中，科学真理的内核在稳定增长：关于科学真理我们可以说：它变化得越多，它的真理性也越多”。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有许多别的科学家也提到过革命问题，M．居里写了一部回忆她已故丈夫P．居里的文字（1923，133…134），她说：P．居里在索伯内荣升教授时，作了一个关于对称性，向量和张量以及晶体的演讲，同时也“提到了在这个新领域（放射性）中所作出的发现，以及在科学上引起的革命”。
本世纪则至30年代，有一位论述新科学的多产作家叫詹姆斯·吉恩斯，他和爱丁顿一样，是英国天文学家。他在后期写的一部著作《物理学和哲学》（1943，ch．1）一书的开头，探讨了科学中的革命。该书第一句话回忆了乔治·萨顿和卢瑟福勋爵（同上，ch．1），并声称“科学的发展通常是步步为营，逐步推进的”，在科学的征途上有一层未知的“雾”，面对着它，“即使眼光最敏锐的探索者”，“也看不到几步远”。但是，“这层雾有时也会消散，正是在一片较为开阔的视野里，可以做出令人惊奇的发现”。这样，“全部科学有可能进行一场万花筒般的组合”，这就是说，将有一场革命带来“重新组建的冲击波，并将深入到各门科学中去”，甚至使“人类目前的全部思想”得到更新。吉恩斯认为，如此典型的“重组”或革命是罕见的，他只提到“很快深入人心的三次：哥白尼革命，达尔文革命和牛顿革命。第四次这样的革命目前正在物理学中产生，”这场革命的重要意义“远远超出物理学之外”，因为它影响到我们的世界观。在这个世界中，我们构筑生活。总之，“这场革命影响到哲学”。应用卡尔·波普尔的范畴，这四次革命的每一次都包含重要的观念形态上的革命。吉恩斯（1943，14）认为革命的‘渐物理学”主要包括两个理论：相对论和量子力学。
物理学家关于科学革命的相反观点
上面讨论的几个例子表明，本世纪上半叶，在论及政治和社会革命，科学和文化革命，绘画，音乐和建筑革命时，革命概念的使用及关于革命的隐喻比比皆是。但在本世纪中，始终也有许多人否认科学革命，无论是建设性的革命还是破坏性的革命。早期对革命使科学取得进步的观点持反对意见的人有物理学家R．A．密立根，长期以来他一直被视为是美国科学界的领袖人物。他的第一篇论述科学革命的文章发表在1912年5月的《大众科学月刊》上。他的这篇文章是论“物质的运动理论”和“电的原子理论”的，他开门见山地宣称“非常愿意同那些所谓在科学中存在革命性发现的这样的观点展开论战”，“那些听信这种观点的人大多是没有直接从事科学研究的人”。在谈及那些所谓“不断宣告问世的革命性发现”时，密立根说：“这些发现十有八九如同七岁儿童的发现所具有的革命性一样”，这些儿童在老师“告诉他们5＋2=7之前，他们只知道3＋4＝7”（p．418）。
密立根攻击的主要矛头指向这种观点：不断出现的根本性的新发现完全摧毁了现存的知识大厦。在他1917年2月所作的演讲中，他的思想更加具体化了。他说：“科学的发展几乎从来不以革命的方式出现”（1917，175），“报纸的标题”常常是“冠有革命的”，但革命“几乎从未发生过”。他反复重申：不！“科学的进展通常是一个逐渐积累的过程，几乎从来不依靠革命”。他接着说：“即使有时我们的某些工作是革命性的，但这绝不是经常的”。可一百多年（或至多一百三十年）间，“人类生活的全部外界条件发生的革命性变化比有史以来任何时代都要充分得多”，科学家们在探讨革命是常常注意到密立根的这种典型的前后矛盾（p．172）。
K．K．达罗曾任美国物理学会秘书许多年，他是一位保守主义者，持有同密立根类似的观点。在他的一部著作《物理学的复兴》（1937，15）中，他强调指出：牛顿，拉普拉斯和傅里叶的“思维方式”今天仍然十分适用，因此应当“赞颂物理学中的保守主义”。而不应宣传“物理学中全新的观念，对古典物理学的令人恐怖地破坏，以及许多令人惊讶的发现”。当然，他懂得物理学发生的变化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应用强有力的言辞来描述它”，但这种描述必须掌握分寸，决不应像现在人们常常听到的那样过分”。他指出：“认为古典物理学被推翻了，被废除了，被否定了，被革命了”是很不合适的。他接着说：“任何人都不应该著谈物理学革命，除非他立即补充说任何地方都不会有一场革命具有比旧体系的渐进性，严谨性，可靠性更多的优点”。他总结道：不！“革命不是一个恰当的词汇！”现代物理学中没有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