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是科学史这一学科的奠基人。
孔德的第二个历史概念构成他对科学作的新的和具有相当创造性的分类的一部分。他提出了一个分类表，在这个分类表中，他根据“一般性不断减少，而相互依赖性和复杂性不断增加”的一种历史的和分析的层次，对科学作了分类。因此，这个分类系统不仅是通过一种逻辑的分析确定的，而且也被历史所证明。数学是所有科学的基础，是所有科学中最具有一般性的科学，而且在历史上也是最早成为“实证的”科学的科学。在孔德的分类序列中，在数学之后的是天文学。在天文学中，物体被认为是自由运动的，或者说，物体的运动不受周围的流体、碰撞、摩擦以及在关于可见物体的地球物理学（物理过程）中出现的所有其他复杂性对运动的阻抗。紧接着天文学之后的是物理学、化学和生理学（在孔德所处的时代，正处于成为“实证的”科学的过程之中），而最后一门科学是“社会学”。在孔德的分类中，心理学未占得一席之地，因为孔德认为，它或许应当视作人类生物学（“生理学”）的一部分。这样一个分类表与孔德在巴黎综合工科学校作为一名数学家所受的训练以及他对精密自然科学所进行的研究是协调一致的。由于他在数学和物理学方面的背景，孔德把物理学（地球物理学）看作是所有科学的模式和榜样，因为在物理学中，观察和实验与数学相结合，从而产生出一个真正“实证的”知识体系。因此，在他的早期著作中，孔德把未来关于社会的科学视为一门“社会物理学”——凯特尔后来在一种完全与此不同的意义上使用了这一术语。
孔德的三阶段规律，就像一切创造性的思想一样．在某种程度上是对他的前辈，尤其是孔多塞、卡巴尼斯和圣西门（孔德曾做过他的秘书）的概念或思想的改造。比较一下圣西门和孔德两人的观点，也许可以看出这一改造的程度，而且这因此也是衡量孔德的真正独创性的方法。圣西门认为在最后一个发展阶段，哲学变成了拒斥一切不可证实的东西意义上的“科学的”哲学。但是，在孔德看来，把最后一门科学——社会学——确立为一种“实证的”学说还不是最终阶段；几门科学彼此间的区别尚未克服，以致产生出一个完整的（总体的）实证主义体系，甚至这样一种“关于世界和人的观念”：它终将是值得称之为“哲学”的一种综合。在这个最后阶段，一切知识都将是“实证的”和浑然一体的，都将结合在关于人和社会的科学，即新的社会学科学之中。因此，人们不仅将认识和理解人和社会的问题和需要，而且也会清楚地知道改造和改善人及其社会的现状所应采取的步骤。这个思路必然使实证主义发展成为一种宗教，甚至发展到有教堂、有一大批教士或牧师，有一个“实证主义的”圣人目录胞括摩西，荷马，亚里土多德，阿基米德，朱利叶斯·凯撒，圣保罗，查理曼，但丁，谷登堡，莎士比亚，笛卡尔，腓特烈大帝，比沙）的地步。
圣西门和孔德互相之间的影响是难以把握的，因为在他们之间存在着一个严重的冲突或分歧。孔德和圣西门都称他们从孔多塞关于科学相继成熟的学说中受益匪浅，但是，孔德谨慎地拒绝承认他从圣西门那里获得了什么教益，而且只是以轻蔑的语言提到他。人们经常推测，圣西门对孔德的影响必定要比孔德对圣西门的任何可能的影响更重要些。就我本人的断定而言，这种观点或看法（没有任何现实的证据证明这一观点）的唯一依据是，在他们学术上交往甚密的时期，孔德比圣西门年轻，而且此时孔德是圣西门的秘书。但是，考虑到孔德是他那个时代最卓越的、而且影响最大的思想家之一，而且年轻人一般要比年老一些的人拥有更丰富的创造性的思想，那么，孔德对至西门的影响难道就不习能比圣西门对孔德的影响更为重要吗？无论怎样，他们许多思想（包括三阶段规律，科学的相继发展，“实证主义”或“实证的”科学的概念）之间存在相当大的一致性并不减低对孔德的创造性才华的评价。重要的不是孔德在某种程度上在改造着比他年长的朋友和同事的某些思想，而是他创造性地运用了这些思想。（关于这个论题的一个比较好的评论见于曼纽尔1962，251—260）最后，孔德确信，其他人（让一巴蒂斯特·萨伊和查尔斯·德诺耶）在他的思想发展过程中，要比他所说的那个“愚蠢的老哲学家”和那个“堕落的骗子”占有更重要的地位。他的“精神祖先”（曼纽尔1962，257）是休谟、康德、孔多塞、德·迈斯特尔、加尔和比沙。
在论述科学的发展时，孔德经常采用科学中革命的概念，以及16和17世纪科学中的普遍革命的思想。例如，他在1820年的一篇题为例近代史的简短评价》的论文中，就曾援引科学革命的思想（弗莱彻1974，99）。孔德在文中说：
直到近代，它们＇自然科学＇还在自身中混合着迷信和形而上学。只是到了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它们才完全摆脱了神学的信条和形而上学的假说。它们在其中开始成为真正实证的科学的时代，必定是从培根开始，然后到伽利略，并一直持续到笛卡尔。培根首先引发了这场伟大的革命，而他的同时代人伽利略则为这场伟大的革命提供了最早的范例，笛卡尔则决定性地把理智从关于科学的权威的羁绊中解放了出来。然后，出现了自然哲学，而且科学的性能获得了它真正的特点，即贡献出一个新的社会制度的精神要素。
而且从这个时代开始，各门科学在自然的延续顺序中，也就是说，根据它们实际上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密切程度，而都相继变成了实证科学。因此，首先是天文学，然后是物理学，稍后是化学，最后——在我们自己所处的时代中——是生理学，被发展成为实证的科学。所以，就一切专门的知识而言，这场革命已经彻底完成了，而且对哲学、伦理学和政治学来说，这场革命显然已达到了它的终点。
在1822年发表的一篇题为《简论科学在社会改造中的必要作用》的论文中，孔德提出了“科学家在我们的时代应当把政治学提高到观察（经验）科学的地位”的原则（弗莱彻1974，135）。他的分析基于他的三阶段规律。他声称“四门基本的科学——天文学，物理学，化学和生理学”——“以及附属于它们的科学”都已成为实证科学，与此同时，他又不得不说，生理学的某些方面仍然存在于所有三种状态中。例如，“人们特别称之为道德的（moral）现象”“被一些人看作是一种持续的超自然的作用的结果；而另外一些人则把它们与能够予以证明的并且不可超越的有机体的状况联系在一起”。孔德在1825年11月《对科学和科学家的哲学思考》一文中，对这一思想又作了更详尽的发挥（弗莱彻1974，182ff．）。孔德在该文中对“过去两个世纪中人类精神的进步”进行评价时特别指出，“道德现象（moral phenomena）是所有从神学的领域中摆脱出来并进入物理学的领域的现象中最新的现象”。他实际上认为，“生理学家［或生物学家」在我们时代正是以与动物生态的其他现象同样的精神研究道德现象的”。而且，尽管他不会站出来赞成“道德生理学”领域中彼此矛盾和冲突的这种或那种理论，但是，他确实坦率地断言，“显示出每一门年轻的科学中不可避免的一种不确定性的这个理论差异的存在，恰恰清楚地证明了，就我们知识的这个分支来说，正如对所有其他的学科一样，伟大的哲学革命已经完成”。
因此，可以相信，孔德把科学的发展——它们转变成为一种实证的状态——看作是一种革命的连续。他认为近代科学的确立是一场“伟大的”革命。然而，我没有看到孔德在什么地方曾论述过科学由此而得到发展的革命过程本身，而目．我也不能断定孔德是否曾有根据地对科学的或哲学的革命与社会的或政治的革命进行过比较或对照。不过，对于孔德来说，用很简单的理由就可以说明为什么“从一种社会制度向另一种社会制度的转变，永远不可能是连续的和直接的”，而且为什么“总是有一个过渡的混乱状态”（1975，24；英译见伦兹尔1975，201）。首先，“无政府混乱状态的罪恶的经历”与考虑旧制度的缺点相比，能在更大的程度上激励或激发新的制度。第二，在旧制度消灭以前，“关于必须要做的事情，不可能形成任何适当的概念”，因为
我们的生命是短暂的，我们的理由是薄弱的，我们不可能使我们自己摆脱我们周围的环境的影响。甚至最狂放的梦想家，也都在他们的梦幻中反映着当前社会的状况；而设想出一种与我们生活于其中的政治制度根本不同的真正的政治制度是更不可能的。最崇高的精神在接近即将来临的时期之前，是不可能辨识出这一时期的特征的。而且，在此之前，旧制度的外壳将被全部打碎和抛弃，而且民众的精神将习惯于旧制度毁灭的景况。
孔德援引亚里士多德为例。亚里士多德“不可能设想出不建立在奴隶制之上的一种社会状态，这个社会必然要废除在他之后几个世纪中所发生的一切。”关于他自己所处的时代，孔德说，“注定要进行的革新是如此广泛又如此彻底”以致“其决定性的准备时期在以前也从未如此持久而又如此危险”。他说，“在世界历史的进程中，革命的行动第一次依赖于一种有次序地否定一切有秩序的政权的完整学说。”对于科学中革命的历史的研究者来说，孔德对革命的政治变革所作的三阶段分析是非常有趣的，因为，早在一个世纪之前，J．S．巴伊就已把三阶段中的两个阶段引入了对科学的论述和探讨。孔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