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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政府侵蚀的权利。但是，某些激进分子，包括像托马斯·杰斐逊和托马斯·潘恩这样一些形形色色的政治人物，在革命中看到了某些全新东西的确立。这就是革命之后不久即被采纳的美国国宝之上的箴目“Novus ordo Seclorum”——时代的一种新秩序，或者如三十年代末重新解释时所说的——一种“新政”——的意义。
革命，而不是回归到某个比目前好的古老状态的新的内容，体现在杰斐逊《独立宣言师亮的语调中：“当处于人类的事件之中时，对于一个民族来说，解除把他们同其他人联系在一起的政治束缚，在地球的力量之中设想自然法和自然之神得以确立的独立的和平等的地位，就变得必要了”。这里不是眼光落后地维护古代权利，而是关于目前状况的明确陈述。此外，杰斐逊所说的“公正和平等的地位，既不必从天启之神那里寻找根据，也毋需基督教圣经的辩护，而是“自然’域“自然之神”的昭示。杰斐逊并没有像他原来打算做的那样，继续乞求“神圣的和不可否认的”真理，而是仍然断言，在特定意义上说，某些真理是“不证自明的”。牛顿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设想他的《自然科学的数学原理》建立于其上的公理是不证自明的。而且，革命的新奇之处在下述激进的主张中也被立刻断言：“人类的创造者赋予”人类某些“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自由和对幸福的追求”。
法国革命比较早地采用了它的美国前辈使之确定的名字。它的政治和社会改革纲领无论与光荣革命相比，还是与美国革命相比，都前进了许多。而且，正如我早就指出的，在法国革命之后，“革命”这个词本身一般说来已经失去了任何残余的循环论的意义，而保留了其纯粹天文学的意义。法国革命不仅爽快地赞同这个词的新的意义；革命中的事件也影响到以多种方式对革命进行思考。首先，大革命的极端手段和暴力导致人们对无论哪种形式的革命都可能带来的不幸结局以及它们的正常的、有益的结果产生忧虑。第二，法国革命确立了一个典范，人们依此典范把深刻的社会变革看作是政治行动的～个附随物。第三，事实证明，这一新的革命概念的言外之意是，革命带有必然性，就像行星围绕太阳转的革命是必然的一样’“
虽然法国革命是眼光向前的，而且一般说来不被看作是向一个先前状态的回归，但是，仍然存在过去岁月的许多重要成分，这在礼仪和标志中是显而易见的。因此，革命的一个重要标志是一顶垂尖圆锥“自由帽”，它可以在18世纪叨年代的无数雕版印刷品上看到。这顶帽子传统上是由一位希腊奴隶获得他的解放证书时戴的，而且它是已经获得自由的一个显著的标志（见插图8和9）。另外一个标志是一捆棍棒，古罗马的“法西斯”，在美国革命中也用了这一标志。这里是对法国革命的新的纲领与现在受到新生活（也许还有一个新的或扩展了的意义）感染和影响的远古传统之间的密切关系的一个象征性的表达。
已故的汉纳·阿伦特特别指出，旧的天文革命观以及回归的含义是法国革命的一个特点。她把传说中的国王路易十五与罗会福科尔…利昂古尔公爵在1789年7月14日晚上（巴土底监狱刚被攻占之后）的一次谈话作为自己的主要例证。据说，国王是这样说的：“这是一次起义。”而利昂古尔则说：“不，阁下，它是一场革命”。当然，我们无法知道利昂古尔当时在想什么，而事实上我们也无法从任何同时代的材料中知晓他究竟有没有这样说。H．阿伦特对革命作了深入研究，而且至少我会相信她对这个问题的历史的和分析的洞察和远见。她认为，在这个传说的谈话之中，“革命”一词是“最后一次在政治上使用的，也就是说，在把它的意义从天上带到地上的旧的隐喻的意义上使用的”（197，47人在18世纪的政治出版物中，我本人发现了对H．阿伦特思想的一个独立的更进一步的证实。作为本书的插图再版的，这个同时代的出版物展示出“法国革命的天文学体系”。而且，根据利昂古尔的说法，H．阿伦特推测：“重点从一个循环运动的合法性完全转向其必然性，这也许是第一次”。因此她提出，革命的政治形象仍然来自“星体的运动”，但是“现在所强调的是，人的力量是不能阻止”革命的运动的，而且，它已变成“一条自然规律”。人们传说的1789年7月14日的那些谈话指出了起义和革命的区别，这在18世纪是一个规模和目的的区别。起义被认为是叛乱或暴动，而革命则意味着国家的政治和社会体制的根本变革。在现时代的条件下，利昂古尔也许会说，的确不存在反对目前的政权领导人的暴动，而只有改变政治制度的运动。换言之，他可能会设想对既定的政权形式而不是仅仅对执政的政权的威胁。
《科学中的革命》
科恩著
第13章 18世纪的科学革命观
在18世纪初，B．丰特奈尔（1657－1757，法国科学家，文人，伏尔泰称之为路易十四时代最多才多艺的人）站在一个得天独厚的位置上评估他那个时代的数学和科学。作为巴黎皇家科学院的常务秘书，他总结了科学院成员的思想活动，并且写作了一部关于这个群体早年活动的历史。因此，丰特奈尔关于数学中所发生的革命的看法，对于一部关于科学革命的历史的著作来说，具有特别的重要性。丰特奈尔在《几何学……原理》（1727）一书的序言中讨论了牛顿和莱布尼茨新发明（或发现）的微积分，以及伯努利、洛必达、瓦里尼翁这些伟大数学家在将这一学科“极大地’驻前推进的过程中所使用的几个方法。然后他说，微积分将“一种人们从前不敢对此抱任何奢望的工具”引入了数学，而且“这是一个在几何学中几乎发生全面革命的时代”（1790，6：43）。“epoque”（时代）和“revolution”（革命）这两个词的连合（conjunction）使我们确信，丰特奈尔期望这样一个量的体系的变化将完全改变数学的状况。而且，丰特奈尔同时强调，这场革命是“愉快的”，换言之，它对于数学科学来说是进步的或有益的，尽管伴随着出现了几个问题。
丰特奈尔在1720年以常务秘书的身份为数学家M．罗尔写的颂词中使用了“革命”这个术语。“革命”一词在这里的出现与罗尔本人的工作无关，而是在关于洛必达《无穷小分析》（这是关于微积分的第一部教科书，1696年在巴黎出版，后来又分别于1715、1720、1768年再版）一书的评论中提出来的。（丰特奈尔实际上是洛必达那本书的匿名序言的作者，尽管他运用了一种可能使不善猜疑的读者认为它是洛必达本人文笔的风格。）丰特奈尔认为（1792，7：67）：
那个时候，洛必达的书已经出版了，而且，几乎所有数学家都开始转向新的无穷几何学「即新的微积分」。——直到那时也没有多少人知晓。数学家们所使用的方法的惊人的普遍性，证明的极其简洁，最困难的解法（解式）的精巧和速度，一种特别的、出人意料的新奇，都引起了数学家的注意，因而，在数学王国中发生了一场非常显著的革命。
丰特奈尔在为洛必达所写的颂词（1704）中也使用了“革命”这个概念。在这篇领词中，丰特奈尔再一次谈到洛必达的教科书以及‘哪些正在成长为数学家的人们对《无穷小分析》一书的渴望”。丰特奈尔写道，洛必达的目的“主要是造就数学家”，而且，他满意地看到，“以前留给那些现在已近暮年、对数学感到忧虑的人们的问题，对于年轻人来说，已经成为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了”。“显然，这场革命的规模将会更大，而且总有一天，我们将会像从前发现那么多的数学家那样，发现更多的数学研究者”（1790，6：131）。
上述在谈到洛必达的教科书时对“革命”一词的这两个用法与以前的情况是不同的，因为，微积分引起了数学中的一场观念的革命，而洛必达的《无穷小分析》一书则巩固了那场革命，并且使它的方法和成就对于数学家的职业革命化是如此有效和得心应手。换言之，（在丰特奈尔看来）洛必达对于吸引年轻的数学家（几何学家）进行新的分析并且赋予它们以新的力量发挥了主要的作用。因此，丰特奈尔看来在“une revolutionpresque totale……dans lageometrie”（几何学〔数学」中的一场几乎是全面而彻底的革命）和“une revolution bien marquee（非常显著的革命）之间作了区分，如洛必达的书在几何学界所产生的革命（即几何学界的一场显著的革命）。
确切些说，那些研究微积分的人都从经验中体会到了丰特奈尔所描述的东西——以一种简单而又直接的方式解决那些最困难的问题的力量。解决复杂问题的卓越的工具的这种意义通常首先展现在对分析几何学的研究中，以及后来的微积分中。在经历了17世纪的两次伟大革命——笛卡尔和牛顿（他同莱布尼茨共同分享了荣誉）之后，数学的力量和深奥被揭示出来。
正如丰特奈尔充分意识到的，牛顿和莱布尼茨就微积分的发明优先权问题曾进行过激烈的论战。在其《几何学……原理》一书的序言中谈到微积分时说：“牛顿是第一个发现这个奇异的运算的人，而莱布尼茨是第一个将它公之于众的人。关于莱布尼茨和牛顿都是微积分的发明者这个问题，我们已在1716年加以叙述和说明，而且我们在此也不会再作重复”。
丰特奈尔使用“时代”（“它是一个几乎全面革命的时代”）表明，“革命”具有创造某种全新的东西的含义（见上文，第4章）。丰特奈尔也写道“总体的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