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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大多数国家，威廉被看作是“英国的合法国王和民族的解放者”，然而，“在法国，他被看作是他的岳父的王国的篡夺者”（1926，140）。通过对“经历了人类思想的革命”的这个幸福时代的描述，伏尔泰引入了科学——这是第对章的主题。我认为，既然这样，那么这里关于“革命”的非循环的含义就没有什么模糊之处了，尤其是因为伏尔泰此后开始介绍伽利略、托里拆利、居里克（1602－1686，德国物理学家、工程师和自然哲学家）和笛卡尔在科学中所进行的新的创造。但是，对哥白尼的讨论引入了一个复兴的概念。伏尔泰没有直接提到他的名字，但是却提到“一位苦恼的圣徒”。他确实“把长期被人们忘却的古代巴比伦人的古老的太阳系复活了”（p．352）。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伏尔泰提到一场“人类精神的革命”，以及“在我们的艺术、精神和习俗中发生的全面的革命’，但他似乎从末使用“科学的革命”（scientific revolution）或“科学中的革命”（revolution in the science）这样一些表述方法，他甚至也没有引入与某一门单独的科学——譬如说天文学或力学——或某个单独的科学发展或个人（如哥白尼或牛顿）或日心说的引入相联系的“革命”一词。这是更值得我们注意的，因为伏尔泰认识到像伽利略和牛顿这样一些重要的开创者在科学中进行的创新的是多么重要，又是如此根本。
在伏尔泰1756年出版的最富雄心的历史著作《风俗论》一书中，革命的概念频繁出现。该书的序言是从讨论地球本身业已经历的变迁开始的；而且他一开始就谈到“我们这个世界所经历的变化也许与国家经历的革命一样多”（1792，16：13）。这里所说的“革命”的确是指某个伟大的（甚或天翻地覆的）变革事件，这一点似乎是没有什么疑问的。随后对在我们的地球上发生的这些“伟大革命”的讨论使这一解释确定无疑。例如，伏尔泰断言，“所有这些革命中最伟大的革命”或许是“阿特兰提斯洲（大陆）的消失，如果世界的这个部分确曾存在过的话”（p．15）。而且，对“革命”一词的这个显然非循环的用法出现在第197章对整个历史的总结中；这个总结一开始就谈到“查理曼时代以来［整个地球所经历的］革命的这个大舞台”——天灾和破坏——以及“千百万人惨遭杀戮”。
革命是不连续性和变革
除去这么多的可作多种解释的例子之外，到18世纪中叶，“革命”一词开始主要用于指称某一次伟大的变革，不再具有某一次盛衰或循环延续的必要的、特定的言外之意。狄德罗和达朗贝编纂的《百科全书》，虽然是一部自封的“科学艺术和贸易辞典”，但在“革命”这个条目中把革命一词作为“在一个国家的政体中发生的重要变化”的政治含义放在首位：
1：REVOLUTION，s．f．signifie en terme de politigue un change－ment considerable anive dans Le gouvernement d'un etat
（也就是说，“革命”是一个阴性词，以政治性的措词说，它表示“在一个国家的政体中”发生的“重要的变化”）
对该词的注释包括三个句子。首先，“这个词来自拉丁文词revolvere，指滚转、移变、岁月之周而复始、回归”；其次，“从来没有哪个国家未经历过某些革命”；第三，“维尔多已经给我们提供了两三部关于不同国家的革命的杰出的历史著作。”紧接着的一段述及革命和英国。该辞条指出，“尽管大不列颠无论在什么时候都曾经历过许多革命”，但是英国人使用这个词时特指1688年的革命。关于光荣革命的这个条目后面的署名是“D．J．”（即谢瓦利埃·德·让古）。
在这些关于政治革命的讨论之后，对科学中发生的革命又作了三个表述。这三个表述没有专门讨论科学发展中已发生的革命（关于这方面的内容，请参看下面第13章），而是专门探讨了作为几何学（革命的动力）、天文学（在天文学中，证明存在两种形式的“革命”：一种是轴向的旋转或循环，一种是轨道的革命）和地质学中的专门名词的革命。在这三个表述中，最长的是由“O”（达朗贝）所写的对天文学的描写。关于地质学的条目被冠之以“地球的革命”这一标题。这些被认为是“博物学家”（自然主义者）给予这样一些“自然事件”的称谓：“在这样一些自然事件之中，我们地球的面貌由于火、空气和水的作用已在其不同的部分发生了改变，而且现在仍然在变化着”。最后，还有一个更长的条目，要比论述政治学和科学的条目加在一起的内容长出三倍多，这个条目就是“钟表学中「所运用」的革命”。这篇论文（署名为“M．罗米利”）探讨了钟表机构中传动装置的齿轮和组合。
在地质学中使用“革命”一词具有特别意义。revolutions of theearth或earth'srevolutions这样一些表达方法主要见于市丰的著作中。例如，在1749年出版的《地球论》的第二篇论文中，他写道（布丰1954，IO4）：
由于海水的自然运动，以及下雨、冰冻、流水、风、地心之火、地震和潮水等等的作用，地球的表面曾发生过数以万计的革命、剧变、特殊的变迁和蚀变。我们不可能对此表示怀疑。
因此他认为地球表面所发生的变化是“自然革命的延续”的结果（p．105）。对“革命”一词这同一用法还见于布丰的其他著作，尤其是他的《自然的纪期》（Epochsof Nature）（1779）。该书开始是这样说的（1954，117）：
在公民史（Civil History）中，人们图谋自己的利益和权利，寻求自己的荣誉，并且解释古代的碑文以推定人类革命的纪元，确立人类的或公民的（civil）事变＇精神的事件」的日期，在自然史中人们运用的也是同样的方式。因此有必要钻研世界的档案，从地球的内部获取古代的遗迹，收集它们的碎片，并且把所有能够使我们回到自然的不同时代的物质变化的线索汇集到一系列的证据之中。
G．居维叶在1812年极其明显地运用了布丰对历史学家和地质学家的比较。居维叶把自己看作是一个新的文物研究家；他“不得不同时学习如何复原过去革命的遗物并且解释它们的意义”。布丰论述在那些极为久远的年代所发生的变化，论述完全被人们遗忘的事件以及“在人的记忆之先的革命”（p．118）。在布丰看来，革命显然是连续发生的，但是这些革命——无论是在政治领域还是在自然史领域——决不是循环的。
布丰对“革命”（revolutions）概念的使用后来极大地影响到德国哲学家J．G．赫尔德。赫尔德的从类历史哲学大纲（1784…1791）》一书第1卷第3章的标题就是：“我们的地球经历了许多革命以后才变成它今天的样子”。赫尔德被公认为人类学研究和原始文化科学研究的先驱。他运用一种“进化论的”观点说明为了人类而存在并且表现出人所没有的缺陷的低级生命形式。但是，这些低级生命形式不一定就是向人类演化的生物的先前的状态。他的人类进化论不是人的生物学发展，而是人的文化发展。他的著作把人类历史解释为“关于随着时间和地点的不同而有所变化的人的力量、行动和爱好的一部纯粹的自然史。”人类的文化发展被看作是一个完全自然的过程，是人与它周围变化着的物质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因此，赫尔德遵循布丰的做法（见索特，1910），从由于水、火和空气的作用而产生的革命方面论述了地球的历史（1887，13：21）。他特别指出，这其中的某些革命促进了地球的形成，而且他表示希望：“我要活到看见关于最初创造了地球的最早的根本革命的理论”（1887，13：22）。他说，市丰“只是这门科学的笛卡尔”，而且，他的假设终将被驳倒，就像开普勒和牛顿这样的人被笛卡尔的假设超越和取代一样。在谈到“关于热、空气、火的新发现以及它们对地球一物质的结构、合成和分解的各种影响”，以及电学和磁学的新的“简明的基本原理”时，赫尔德可以设想一个时间，到那时，地球的结构将会“像开普勒和牛顿解释太阳系的结构那样”获得完全而确定的解释。
赫尔德相当自然地追循布丰的做法，把“革命”看作是推动地球发展的天翻地覆的重大事件（《人类历史哲学大纲》第1卷第3章）。他断言：“今天，这种可怕的变化并不「像在地球历史之初那样」频繁了，因为地球已经停止了它的发展”，这个地球“已经老了”。但是他认为，正如里斯本大地震所表明的，这样一些革命并未完全终止（1887，13：24）。
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的影响
当18世纪进入其第三个四分之一时间的时候，出现了自光荣革命以来最著名的单一的社会政治事件。今天，在法国、俄国和中国的革命之后，美国革命——就像它的先驱光荣革命一样——看来也许并不十分激进，甚至还算不上是一次“革命的”事件。而且，还有一种保守的政治倾向将美国革命称为独立战争，或者折衷地说，是革命的战争。在它自身所处的那个时代，美国革命具有一种双重形象。一方面，它是一场激进变革（主要是回到光荣革命的条件和状态以及它的《权利法令》或《权利法案》——意义上的“革命”。保守主义者可以支持一场旨在回到或者——如B·贝林喜欢说的——“循环到”（revolvemnt）一个世纪或者更早以来所有英国人都保证拥有然而却主要受到沃波尔（1734－1742任英国首相）政府侵蚀的权利。但是，某些激进分子，包括像托马斯·杰斐逊和托马斯·潘恩这样一些形形色色的政治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