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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会发现，这些杰出人物完全是“这样一些人，他们的自然理性已经从他们的饮食、教育、某些情绪的盛行以及空气和气候的特殊影响中接受了伟大的革命”（p．102）。这样一些“伟大的行动”可以划分为三类：“依靠征服建立新的帝国”，“创制并传播新的宗教”，“新的哲学纲要的发展和进步”。显然，这些革命决不是循环式的，也决不是某个盛衰过程的一个部分。它们是导致产生激进变革（即使算不上大规模的政治革命）的事件。斯威夫特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疯狂是“所有那些在帝国、哲学和宗教之中已经发生的人革命的根源在这里，人们也许明自了开始类似于1789年之后的“革命”一词的意义的重大变革的内涵。从斯威夫特的下述论断看，也许更是如此：“想象能够创造出更崇高的场景，而且产生出比命运女神成造物主将会给予的更美妙的革命”（p．108）。
斯威夫特的同胞和继承者并没有始终把革命这个新兴的概念看作是一个单一的事件，而且也仍然在一种比较陈旧的循环的意义上说到革命。萨缪尔·约翰逊在他1755年编辑出版的《英文辞典》中对1688年的光荣革命作了介绍。他在《漫步者》（这是约翰逊在1750…1752年独自编写和发行的每周两期的报纸——译注）（1751年2月2日第92期；《巴特和斯特劳斯》，1969）中联系布瓦洛（163－1711，法国诗人，当时文学批评界泰斗）的下面一段话，运用了这个比较古老的概念：“经过时间检验的，而且通过人的精神在各种各样的知识革命中所经历的所有变化而受到赞美的书……比任何现代能够夸耀的更值得我们尊重”。在科林·麦克劳林（1698…1746，英国数学家）的《论牛顿的哲学发现》（1748）一书中，我们看到了几乎完全相同的表述。他在书中说：“追溯在以后的岁月里通过各种革命而学习的历史似乎并不值得”（p．39）。麦克劳林也提到了亚里士多德在“学习的革命”与“星辰的升落”之间所作的比较（P．42）。在此，“革命”的意义近似于麦克劳林在讨论笼罩欧洲的乌云散后学习的复兴——“自由的艺术和科学得以复兴，而且，它们从这场愉快的革命中都不比自然哲学获得的多”（p．41）——时所使用革命一词的含义。在这种场合下，这种革命看上去似乎是一个类似循环的复辟而非创新盛衰过程的一个阶段。
即使到18世纪中叶，也仍然没有关于“革命”一词的单一的明确的含义。这一点我们在卢梭《社会契约论》（1762）一书中就可看到；在该书第4卷第4章中，卢梭谈到“各个帝国的革命”以及这些革命的“起因”。在这里是一种循环的用法，即革命被视为帝国的兴衰或接续。卢梭注意到民族或种族的延续现象，这可从下述一个限定从句清楚地看到：“可是，现在却已不再有民族在形成着了，因而我们就差不多只有凭推测来解说他们是如何形成的”。但是，在该书第2卷第8章《论人民》这篇论文中，卢梭谈到发生革命的“暴力时期”，在这里，革命一词显然具有非循环论的意义。卢梭还说，“被内战所燃烧着的国家——可以这样说——又从死灰中复活”，这样一个举证使上述把“革命”看作是政治领域中的激烈变革的解释更为清楚明了。在稍后的段落中，卢梭预言：“俄罗斯帝国想要征服全欧洲，但是被征服的却将是它自己。它的附庸而兼邻居的鞑靼人将会成为它的主人或我们的主人的；在我看来，这场革命是光盯避免的”（p．37）。卢梭这里所说的不可避免或必然性，连同各个帝国的演替，带有浓重的循环论色彩，虽然俄罗斯帝国的“臣民”“将要变成它的主人”的暴力方法也许同样预示着1789年后革命概念的可能性。在卢梭“内阁的一次革命便引起国家中的一次革命”这样一个论断（bk．3，ch．6），肯定有一个循环的关系条件。但是，卢梭至少在这里试图表达激进变革的一个意义，因为他在解释前面那段话时提到“一切大臣而且差不多一切国王所共有的准则，就是在一切事情上都采取与他们前任相区的措施”。
在1754年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一书中，卢梭在描述人类从第一个或原始的（自然的）阶段向有组织的社会的第二阶段的过渡时，使用了“革命”一词。卢梭把这场“革命”归因于冶金术和农业的发明。他在该书中写道：“冶金术和农业这两种技术的发明，引起了这一巨大的变革。”而且，他注意到，其中的第一阶段是“最少革命或变革的”。
18世纪中叶的许多著作家乞灵于循环论的革命观——在他们那里，革命通常是指文化的盛衰或者“帝国的革命”——其中最典型的代表是法兰西学院常务秘书让·弗朗西斯·马蒙泰尔。他承担了狄德罗和达朗贝共同编纂的《百科全书》中所有关于诗歌和文学条目的写作。在其《文学概论》（1737）“诗歌”部分中，他说历史学家已写过“帝国的革命”。然后他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即“为什么从没有人想到要写艺术的革命，并且在自然中寻找艺术产生、成长、辉煌和颓废的物质和精神原因呢？”（1787，9：297）哲学家孔狄亚克对人类思想的发展阶段和“帝国的革命”也作了类似的比较，因为他曾经说：“信仰革命源于帝国的革命”（1798，14：17）。
但是，在1755年，孔狄亚克曾敏锐地指出：“培根提出了一个过于完善的方法以至不可能成为一场革命或变革的动力；相反，笛卡尔可能是比较成功的”（1947，l：776）。在这里，孔狄亚克也提出了非循环论的革命现。在经济学家A．R．J．杜尔哥（1727－178）的一些早期著作中，我们也发现了“革命”一词的多少类似的用法。在18世纪50年代的“论通史”这篇论文中，杜尔哥对科学思想（哲学）的历史作了简短的考察。他述及亚里士多德、培根，还有“伽利略和开普勒。正是由于他们的考察，因此奠定了哲学的真正基础。然而，却是比他们更大胆的笛卡尔沉思并进行了一场革命（1973，94）”。把一场革命归功于笛卡尔这样一种做法，在18世纪著作家中间是相当难得的，尽管法国科学家和哲学家必然会称赞他所进行的根本的创新。在1750年写于索邦神学院的另一篇文章（《对人类精神连续发展的哲学评论》）中，杜尔哥改变了自己的态度。他慨叹道：“伟大的笛卡尔，即使你并不总是喜欢发现真理，至少你已经摧毁了谬误的专横和暴虐”（1917，58）。在后面（&；amp；13．1）我们还将看到，这个时候，人们相信有一场两个阶段的革命。笛卡尔完成的只是第一个阶段——根除谬误——但尚未完全发展到第二阶段，即创立一种新的学说以取代旧的理论。
伏尔泰
当新的概念发展时，尤其是当一个新的概念是对一个旧的概念的改造时，总是要有一些模糊和混乱的时期。18世纪中叶曾反复出现过这种现象，但是也许没有比伏尔泰的著作中所清楚表现出来的更典型的例子了。伏尔泰最早的著作包括他的《哲学通信》或《关于英国的通信》（1733）。在该书中讨论反三位一体主义者时（第七封信），伏尔泰表达了我们刚刚在孔狄亚克那里所遇见的同样的思想：“您看，在舆论中，像在帝国里那样，起了何等的革命”。关于这个循环式的革命过程的例子是：“出了三百年风头、又被遗忘了四个世纪，阿里乌派死灰复燃了。”伏尔泰在这些“信”中一次又一次地向人们指出17世纪科学和哲学（尤其是伽利略、培根、牛顿和洛克）的伟大。但是，他从来没有用“革命”这个术语，他也没有用比较容易地转换成激进的“现代”科学观的术语来表达新科学的伟大。
在《哲学通信》出版近对年后，伏尔泰出版了他的《路易十四时代》（1751）。这是一本历史文学的经典，而且也是一本以将思想史与政治历史相结合而引起广泛注意的著作。在第二节中，伏尔泰介绍了革命的含义：“每个时代都产生了它的英雄和政治家；每个民族都曾经历过革命；所有历史对于那些仅仅希望记住事实的人来说，都是一样的”。也许，这里所说的“革命”一词的含义是指在“四个幸福时代”达到其类似循环的顶点的盛衰，“在这四个幸福时代之中，艺术趋向成熟”；而它们都分别开创了“一个人类思想崇高的纪元”。另一方面，伏尔泰可能赞成革命作为一个在其中产生某些全新的东西的事件的新的含义。后者更多地同他在几段文字之后讨论什么“我们叫作路易十四的时代”这一问题时的说法相一致。伏尔泰认为，在这一时期，“产生了理性的哲学”，也就是说，“从C．黎塞留的晚年到路易十四死后的那些岁月这一段时间，与在我们的政体方面一样，在我们的艺术、精神和习俗等领域发生了一场全面的革命”。在这一例证中，并没有任何真正想回到法国任何先前的状态的意思，尽管伏尔泰可能早就记住，这个伟大变革的阶段具有与其他三个伟大时代（菲利普和亚历山大的时代，恺撒和奥古斯都的时代，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时代）开始时的共同的特征。因此，在这个句子中我们也许会理解，为什么“革命”的两个含义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为什么关于创新和变革的世俗的或非循环观念是从关于盛衰的循环的观点或观念中产生的。
在论述路易十四时代的著作中，伏尔泰用“革命”一词来描述发生在英国的光荣革命（ch．15，pars．9，20），但是并没有“光荣的”这个形容词。作为一个法国人，伏尔泰只能表达这样一种观点：在欧洲大多数国家，威廉被看作是“英国的合法国王和民族的解放者”，然而，“在法国，他被看作是他的岳父的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