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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液的学说进行改革（M．6，Ch．15）。我们得知，他有意识地“使他的教科书在很大程度上‘迎合’盖伦的学说（dogmata）。”维萨里之所以恪守盖伦的生理学学说不敢越雷池一步，并非是因为他真诚地相信它们是正确的，而是“因为他觉得他无力完成改革工作”（佩奇尔和拉坦希，1964，318）。
维萨里在《构造》中指出，心脏隔膜是“由心脏中极为致密的物质构成的，”因此——尽管隔膜“两边凹斑密布”——“就我们所能感知的情况来看，没有哪个凹斑的构造是从右心室通向左心室的。”有鉴于此，他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因而我们不得不为造物主使血液从右心室穿过肉眼看不见的微孔进入左心室的技术［industria＇所叹服”（辛格泽，1956，27）。在《构造》的第二版中，这段话略有修改（同上）：
尽管这些凹斑有时候十分明显，但就可感知的情况来看，没有哪个是从右心室通向左心室的…我还没有发现最隐蔽的穿过心室隔膜的通道。然而，那些断言血液是从右心室输送到左心室的解剖学教师还在描述这类通道。无论如何，我对心脏这方面的功能是十分怀疑的。
在他对这一问题的另一处讨论中，表现出了他在逐渐独立于盖伦的迹象（辛格泽，1956，28）：
在涉及到心脏的结构及其各部分的作用时，我使自己的论述大体上与盖伦的学说相符：这并非是因为，我认为这些学说无一不与真理协调一致，而是因为，有时在提到这些部分的新的用途和功效时，我自己依然信心不足。不久以前，我还不敢与盖伦这位医生王子有丝毫偏离……然而，心脏隔膜与其他部分一样厚实致密。因此，我无法想象……哪怕是最小的微粒怎么能从右心室通过隔膜材料到达左心室。
我们似乎可以同意查尔斯·辛格就维萨里对心脏的态度所作的解释（1956，25）：“在他那个时代，整个生理学都是以盖伦的观点为基础的，盖伦的观点要求人们相信，存在着穿过隔膜微孔的通道，使得血液可以从右心室进入左心室，这种观点还要求人们相信，空气是通过静动脉（即我们所说的肺静脉进入心脏的。”“不对心脏的活动作出解释”，维萨里就难以“对此提出怀疑，”而他要这样做就要因此“推翻有关人体的著作中的所有流行的见解，使一切都发生变化”；而这却是维萨里“不愿意做的。”因此，“他在著作中暗示，穿过心脏隔膜的通道并不真的存在，但他并非一开始就这么毫无保留地说了出来”（同上）。维萨里并不是一位成熟的革命者。他并没有完全彻底、直截了当地否认人体可能是像盖伦曾经讲授过的并且与维萨里同时代的人依旧相信的那样活动的。
当然，个别矛盾的事实的确不像T．H．赫胥黎（1894）所说的“一个美丽的假说被一个丑陋的事实扼杀了”那样，能够把理论推翻。许多科学史家和科学哲学家都指出过，一些理论尽管与个别的实验事实或观测事实相矛盾，但在有更好的可以取而代之的理论出现之前，它们仍然继续存在。或者，像麦克斯·普朗克（以及约瑟夫·洛夫林约SO年以前所说的）那样，旧的理论在所有相信它们的人死光之前绝不会消失（1949；参见本书边码第467页）。不过，这种矛盾事实的积累，最终将会敲响某一理论或某一科学体系的丧钟，并导致T．S．库恩所说的一个范式取代另一个范式。实际情况是，在《构造》（以及后来的《概论》）中，维萨里并没有采取他在帕多瓦和博洛尼亚采取过的那种大胆的反叛态度，那时潍萨里公开用有关节连接的人类的骨骼和类人猿的骨骼来说明，盖伦的骨骼解剖学适用于他解剖过的动物，而不适用于人类。
维萨里采取了不革命的态度，即使在论证盖伦的某些错误时也是如此；这种态度无疑与他的个性有关。不过我们也必须记住，要在科学领域中充分表现出一种革命的态度，恰如我们所看到的伽利略、笛卡尔、哈维以及后来的问世纪的科学家们在其著作中表现的那样，这对于1543年那个时代而言毕竟还是早了一些。此外，维萨里深受人文主义传统的影响，这种传统基于对古典哲学、文学。艺术和科学之伟大的仰慕，并且寻求恢复古希腊文化的社会准则（参见本书边码第485页，第5章的补充材料5．2）。维萨里大概认识到了，他的任务就是做一名希腊解剖学的改革者和希腊解剖学传统的恢复者，而不是去充当对有关盖伦科学的流行看法展开攻击的发起人。我们将会看到，维萨里不是革命者，而威廉·哈维却是位革命者，他显然愿意抛弃盖伦生理学的基础，并愿意接受因此而可能对医学实践产生的任何影响。
具有反叛精神的帕拉切尔苏斯
许多史学家在提到与维萨里同时代但比他年纪稍长的帕拉切尔苏斯时，都说他的思想富有革命性。的确如此，帕拉切尔苏斯（1493…1541）的生活和事业中有着一种反抗和反叛的痕迹，或许还有革命的痕迹。甚至他使用帕拉切尔苏斯这个名字（他36岁左右时起的一个别名），也许就是在指他已经出版了“推翻传统的”反论式著作（佩奇尔1974，304）。“反论”这个词源于希腊语中的“超出…之外”和“看法”，合起来意为“与……看法相矛盾”，亦即“与已被承认的看法相矛盾”。1527年，帕拉切尔苏斯在巴塞尔被任命为市立医院的医生和教授时，他拒绝进行例行的宣誓；相反，他却发起了一次猛烈的攻击，声称他不同意盖伦原则，并且宣布了一种新的医学体系。仅仅过了几个月之后（1527年6月24日）他当众焚烧了一本当时标准的教科书：阿维森纳的《医典》。
与学院的规则和传统截然相反，帕拉切尔苏斯讲课时不使用拉丁文，而使用日耳曼方言，他甚至允许理发师兼外科医师进入他的讲习班。他对“有组织的宗教活动和古典的学问”同样予以拒绝。人们描述他说，与他“对传统科学和医学的大规模谴责相类似的情况，在他那粗鲁的行为和勉强对传统习惯和权威所作的让步中也可以看到”（佩奇尔1974，306）。非正统的行为举止和进行论战，是他晚年生活的特征，他的生活犹如钟摆动荡不定，一会儿从事有精良设备的上等职业，一会儿又成了“漫游四方‘一身乞丐打扮的’世俗的鼓动者。”他于1541年在萨尔茨堡去世，“在他死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他的墓地成了“患者们朝拜的一块圣地”（p，305）。帕拉切尔苏斯教名中的Bombastus，长期以来被认为是“bombast（大话）”这词的来源。
作为一个科学革命者，帕拉切尔苏斯在两个重要的领域很有影响，这两个领域是：医学和化学。在他的那个时代以及后来的大约两个世纪的时间内，几乎所有的医学理论和医学实践都受这样一种古老的学说支配，即疾病是因四种体液（包括血液、粘液、胆汁或黄胆汁、以及抑郁液或黑胆汁）不平衡造成的。据信，这种不平衡所导致的疾病，是关系着每个人身体的特定“构成”的这些体液中的某一种或某几种体液过量或不足的直接结果。大体上讲，这种学说暗示着，有多少人就有多少种不同的疾病，而且，这些疾病不是由某种特殊作用物引起的，它们不会有什么特别的组织上的影响或伤害。作为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帕拉切尔苏斯采取了一种大相径庭的立场，他认为，疾病是身体外部的原因造成的，每一种疾病都有一种“特殊的”发生部位。他确信，疾病的原因都可以在矿物界和空气中找到，并且认为疾病“是由体外的某种特殊作用物决定的，这种作用物占据了身体的一部分，对身体的结构和功能施加控制，从而对生命构成威胁”——这就是“由寄生虫引起疾病的疾病观或本体论的疾病观，它从本质上讲也就是现代的疾病观”（佩奇尔1974，307）。传统医学的治疗方法无外乎使病人发汗、腹泻、或给人放血、让人呕吐，而帕拉切尔苏斯医学的目的，是要为治疗每一种疾病找出特别的物质。
正因为这样，寻找医疗用化学药剂的工作与帕拉切尔苏斯的化学观点密切地联系在了一起。他认为存在着三种“要素”即：盐，它关系着（或负责）任何物质的固态情况；硫，它关系着易燃物的情况或脂肪过多的情况；汞，它关系着烟雾（蒸气）状情况或液态的情况。尽管这些都是化学要素，但它们都被暗示着是有灵魂的，这与帕拉切尔苏斯身上特有的炼金术的烙印是分木开的。帕拉切尔苏斯制造出了许多新的化合物（主要是在其寻求药剂的活动中完成的），他显然还发明了通过除去水份生产浓缩酒精的方法，美国北方的农民就是借用这种方法，不用蒸馏器便可把发过酵的苹果汁制成苹果白兰地。在1618年版和以后几版的《伦敦药典》列出的帕拉切尔苏斯制造的化学药品中（其中包括甘汞），也许可以看出他对化学发展的影响。但他的名望因其“对传统采取了毫不妥协的否定态度’而受到损害（佩奇尔1974，3if），而且，他有意识地复兴甚至发展了那些纯朴的没有受过教育的人（或异教徒）所保留下来的民间医学，这使得许多有可能成为他的信徒的人感到不快。也许，他对科学最伟大的贡献是，使炼金术从传统的寻求把贱金属炼制成金或银的这一目的，转变为设法把生命无限期地延长，并且为炼金术制定了一个新的目标：去发现能有效地治疗疾病的物质。
前面的说明就是要明确这一点：我们今天感觉到的帕拉切尔苏斯的教学和实践中最优秀最有意义的东西究竟是什么。不过，正如沃尔特·佩奇尔（1958，344）提醒我们的那样，帕拉切尔苏斯的化学有一部分属于“神秘的’域“符号的”宇宙学和哲学，这些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