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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他断言，“我们的文明世界只遇到过两次全面的具有如此重大意义的革命。”我认为，布拉什所说的第二次科学革命，是人们业已指出的有史以来所发生的各种革命中持续时间的长度居第二位的革命；它恰好是历时最长的此类革命的一半，最长的革命，即鲁帕特·霍尔首先指出的那场从1500年到1800年绵延了300年的事件。就像他能洞察到哥白尼赞同地压体系和爱因斯坦赞同狭义相对论有着相似的理由一样，布拉什把达尔文和达尔文主义与20世纪的“物理学革命”相比较也给人带来了烦恼。不过，考虑这些问题以及布拉什对未来可能的第三次科学革命的总结性评论，也许会使我们离题太远了。无论如何，在我看来，把1500到1800年间的事情不加区分地混在一起，说它们构成了具有重要意义的单一的科学革命，似乎太过分了。
恩里克·贝龙写过一部有关“第二次科学革命的研究”的书，该书的总标题为《论著中的世界》（意大利文版1976；英译版1980）。很难用几句话说清楚贝龙所构想的第二次科学革命到底是什么。在他看来，这场革命起源于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的几十年间的某一时期。“逐渐认识到彻底改变机械论式的世界观的必要性，”是这场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他发现，“要推翻科学上的这种世界观，其前提”就是要对“各种自然现象”进行一系列的调查研究，这使得人们对“那种把宇宙理解为无始无终的宇宙钟的信念”产生了怀疑。从“这场革命”中产生了一种“新的世界观，依据这种世界观来看，事物不再是按照循环的模式重复出现的，而且也不再受一成不变的规则支配了。”相比之下，这种新的世界是“受一种进化的过程制约的，这种进化过程对有机的和无机的物质形式都会产生影响。”为阐述这种新思想所揭示出的“机械论传统中的”那些问题和矛盾，人们做出了“不懈的努力”，这些努力“以及它们引起的对科学解释的思考”，就是“这第二次科学革命”的基础。
这场革命始于“热力学、辐射理论、电磁场理论以及统计力学等新的理论的出现。”贝龙发现，所有这些理论有一个共同之处，这就是，它们都“提出了物质结构和物理学定律的真正意义的问题，”并且通过这种方式改变了伽利略…牛顿传统。尽管这基本上是一场物理学革命，包括“对力学基础的全面反思，”但19世纪的历史表明，这种“物理学领域中的新的世界观”已经“对其他科学，如生物学、化学和几何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贝龙说，他的“意图”就是“要证明19世纪经典物理学的革命性，”尽管他坚持认为，这“并非必然会贬低人们通常所说的相对论和量子力学所具有的创新性。”他甚至认为，“我们这个世纪的物理学”应当被看作是“始于18世纪末和19世纪最初十年的那场革命中最棘手的问题的产物。”贝龙得出结论说，“这场第二次科学革命今天仍然在进行着。”
在对贝龙此书的一篇富有洞察力的评论中，’和斯蒂芬·布拉什一开始就对“这场‘第二次科学革命”’的定义，提出了他自己的看法——第二次科学革命就是“把量子力学和相对论看作是物理学的基础，并用它们取代牛顿物理学的那些历史事件。”大部分科学家和科学史家认为，这些事件是从1887年开始到1927年为止这段时期内的一段时间中发生的（但未必都称它们是一场“第二次科学革命”，甚至未必称它们是一场连续的“科学革命”）——在1887年和1927年迈克尔逊…莫雷实验的结果和海森伯的测不准原理先后发表了。布拉什在描述中把贝龙的解释与更为常见的分析进行了对比。通常，人们着重考虑的是“机械论的或决定论的世界观的失败，以及令人惊讶的实验结果的激增，这些结果迫使人们放弃古典的空间、时间、物质和能量概念。”然而，正如布拉什指出的那样，贝龙论证说，“第二次科学革命实际上早在19世纪以前就开始了。”而且，这场革命“并非是机械论的衰落或某一组专门实验导致的结果，而是作为科学问题和客观知识本源的数学理论的出现所孕育的产物。”
库恩和贝龙是依据数学与物理学的关系来认识第二次科学革命的（显然他们所说的并非是同一场革命），他们丝毫未提具有革命性的机构变化。哈恩则强调指出，机构变化是第二次科学革命的一个重要特征。门德尔松也强调了第二次科学革命所具有的机构特征或社会学特征。卡尼主要关心的是物理学中的变化，但他注意到，在19世纪，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科学传统，而政府对科学的支持也是因国而异的。只有伊恩·哈金在认识上实现了卓越而大胆的飞跃，他指出了观念上的第二次科学革命与机构上的第二次科学革命之间的联系。
《科学中的革命》
科恩著
第三部分 17世纪的科学革命 第7章 哥白尼革命
每当史学家们著书立说论述科学中那些富有戏剧性的变化时，首先跃入他们心头的便是宇宙中心问题的根本性转变，这一转变，一改那种把地球看作是宇宙的静止不动的中心的观点，而认为太阳是宇宙的中心。这一变革，亦即众所周知的哥白尼革命，常常被描述为我们参考系的一次全面的变更，它在许多层次都引起了反响。宇宙学上的这一转变被看作是富有革命性的转变；所以，哥白尼就是一位“反叛的宇宙设计师”，他导致了一场“宇宙概念结构中的革命”（爱德华·罗森1971，pref．）。托马斯·库恩（1957）看来，作为一场“思想中的革命、一场人类宇宙观及人类自身与宇宙的关系的观念等的转变”，哥白尼革命并不是一个单一的事件（尽管用的是“单数”名词）。据说，这一“西方思想发展中划时代的转折点”需要从不同意义的层次上来考虑，这是因为，首先，它是一次“天文学基本概念的革新”；其次，它是“人类对大自然的理解的”一次“根本性”的变更（它最后以“一个半世纪以后”“牛顿的宇宙概念”这一“出乎意料的副产品”的产生而告结束）；再次，它是“西方人价值观转变的一部分”（pp．Vii，1，2）。所以，按照库恩的观点，人们所说的哥白尼革命并非仅仅是科学中的一场革命，它是人的思想发展和价值体系中的一场革命。然而其他人［例如，克龙比（1969，2：176—177）〕却仅仅认为，“哥白尼革命只不过把天体看上去的周日运动归因于地球围绕其轴线的那种自转，把它们的周年运动归因于地球围绕太阳的那种公转。”
从对科学革命概念的批判性分析的角度讲，哥白尼革命有着特别的意义，因为在当时，哥白尼的著作和学说并未在已被人们所承认的天文学理论的基本体系中造成任何直接的根本性的变化，它只是对实验天文学家的实践活动有些轻微的影响。那些承认有过哥白尼革命的史学家和哲学家们，并没有去关注哥白尼行星理论的原理或细节，他们也没有去关注月球理论或实验天文学家日复一日的工作——如计算行星和月球的位置，制定星历表等实际工作，所有这些都是用占星术算命所必须的。如果他们首先注意到天文学是一门艰辛的科学，并且把他们的研究集中在倘若哥白尼思想真的影响了天文学家的工作，其可能的影响方式是什么这一问题上，那么，这些史学家和哲学家就不会再断言16世纪曾有过一场天文学革命，更不会断言有过一场普遍的哥白尼革命了。对于科学来讲，哥白尼天文学的影响直到他的论文发表（1543）大约半个世纪到四分之三个世纪之后才开始出现，当时，亦即问世纪初，通过对地球运动物理学的思考，人们提出了一些运动学的问题。这些问题直到一种全新的惯性物理学出现后才得以解决，而这种物理学绝非哥白尼物理学，它的产生是与伽利略、笛卡尔、伽桑狄和牛顿等人的工作联系在一起的。此外，到了17世纪，哥白尼的天文学体系已经完全过时，它被开普勒体系取而代之了。简而言之，正如本章将要表明的那样，认为科学中有过哥白尼革命的思想受到了反驳，它是以后的史学家虚构出来的。（我发现最早提及哥白尼革命的是J．S．巴伊和J．－E．蒙塔克勒，他们的这些论述将在补充材料7．4中予以分析。）显然，伴随着所谓17世纪中叶的英国革命也有类似的情况，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这场所谓的革命，在一个半世纪以后的法国大革命爆发之前，并没有被普遍地认为是一场革命。
哥白尼体系
哲学家。史学家（以及科学史家）对哥白尼的介绍实在太多了，而所有这些介绍都局限于哥白尼的专著《天体运行论》开篇的数页上。在这里，哥白尼描述了通常所谓的“哥白尼体系”，并用一幅画有同心圆的常常被转载的图作了生动的说明［见图4（1）］。这幅图看起来很简单，但对它的解释远非一件容易之事。原稿上展示了一组共八个同心圆，但并没有充分说明它们所表示的含义。位于中心的圆中有一个词“Sol”，意为太阳，它是静止不动的。从最外面的圆向内看，圆与圆的间隔处依次从1到7编了号：第1条环状带上所标的是恒星，以后每一条环状带都标看一种行星的名字：2，土星；3，木星；4，火星；5，地球；6，金星；7，水星。每条行星的环状带上不仅标有一个行星的名字，而巨还有该行星公转的恒星周期。例如，从外面数第三条环状带上标着：“3Iovis xii annorum revolutio”（3，木星，12年一转）。标有地球的那条环状带上写着：“5．Telluris cu Luna an，re．”（Telluris cum Luna annua revolutio：地球带着月球，一年一转）。
这些圆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