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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把“革命”这个词与哈维发现连在一起的，是威廉·坦普尔爵士在17世纪下半叶所写的一篇论文。从作者使用这个词的方式中，我们可以看到现代的革命概念出现初期时的情况。坦普尔的这篇论文大约写于1686年以前（见伍德布里奇1940，212），题目为《论健康与长寿》，作者在文中谈到了希波克拉底和盖伦创立的古代医学体系，谈到了帕拉切尔苏斯“废除全部盖伦模式”的尝试以及他在引入“化学医学疗法”方面的工作，随后他讨论了哈维和血液循环。坦普尔（他对，I：73）把这一系列事件称之为“生理学帝国中的”亦即“医术”或医学帝国中的“伟大变革或革命”。“帝国”这个词的使用暗示着，坦普尔在这里意指的并不是某一独特的戏剧性事件的出现这一新的含义，而是“革命”这个词在“帝国革命”这个短语中的那种传统的含义。很有可能，坦普尔在别的著述中（《英雄的美德》，1821，1：104）把帝国革命想象为逐渐展开或前后相继的事件。此外，坦普尔本人并非真地相信哈维革命，他认为，对于循环学说，“人们期望着它能够使整个医学事业焕然一新”，但是实际上，它“并没有产生这样的作用。”
在《古今学问论》＇1690（1963），71＇中，总的来看，坦普尔所持的是一种厚古的观点。他论证说，古书是最好的，而且，用阿方索·埃尔·萨比奥的话来讲，生活中值得追求的只有“燃朽木、饮陈酒、会旧友、读古书。”他问道，“哪些是我们自认为技高一筹的科学呢？”在1500年的时间中，“除了笛卡尔和霍布斯大概可以自封为哲学家外”，再没有什么新的声名显赫的哲学家了。他发现，在天文学中“除了哥白尼体系外，没有什么可与古人相竞争的……新东西了，在医学中，除了哈维的血液循环的新发现外，情况也是如此。”坦普尔坚信不疑地认为，“即使它们是真的，”“这两项伟大的发现也没有改变天文学或医学事业的结论。”因此，尽管这些发现使“发现者获得了很高的荣誉，”但它们“对世界的用处并不大。”（pp．56－57，71）
丰特奈尔在其1683年出版的《死者的新对话》一书也讨论了医学中的革命问题。该书中有一段古希腊后期的医生和生理学家埃拉西斯特拉塔与威廉·哈维（书中称之为埃尔韦）之间的对话。对话开始，由埃拉西斯特拉塔首先发言，他简要地概述了哈维所报告的奇迹：血液在身体中循环，静脉血管把血液从末端输送到心脏，然后，血液离开心脏进入动脉血管，由动脉把血液送到末端。他承认，去代的医生以为，血液只是一种非常缓慢的从心脏到身体末端的运动，这是十分错误的；他还叙述了世界多么感谢哈维“消除了那个古老的错误。”接下来，埃拉西斯特拉塔在对话中承认，现代人能比古代人成为更好的科学家，而且，他们能获得更多的有关自然的知识；不过，他宣称，他们“成不了更好的医生”，因为古代的医生能像现代的医生一样，为人们医治疾病。
哈维反驳说，许多病人的死亡都是由于对血液循环的无知造成的。埃拉西斯特拉塔答复说，“你相信你的新发现确实有用，那么有什么用呢？”在哈维作出肯定的回答时，埃拉西斯特拉塔问，为什么现在还像以前一样有那么多的死者走入极乐世界呢？“哦！”哈维说，“如果他们死了，那是他们的错误，而不是医生的错误。”在回答结束时，哈维对未来作了一番乐观的解释，他说，到那时世界就会“有闲暇充分利用新近的发现，”因为“巨大的效益”将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被人们发现。在约翰·休斯所译的英文本中（丰特奈尔1708），埃拉西斯特拉塔有这样一句粗暴的评语：将来“不会有这样的革命，相信我的话吧。”这就是说，人类以前就有了“一定的断定有用知识的标准，”尽管对它又做了少量的补充，但它永远不会被超过。丰特奈尔在结束这篇对话时作了一番悲观的解释：无论科学家在人体方面做出什么样的发现都是徒劳的，因为“大自然是不可战胜的”，而人们还会不断地在既定的时刻死去。
从目前的情况看，这篇对话是极有意义的。首先，丰特奈尔把像哈维（“在人体中发现了新的管道”）那样的发现，与天文学家发现“天空中的一颗新的恒星”加以比较——这类发现很少有或者根本就没有什么实际的用途。其次，尽管丰特奈尔十分信奉笛卡尔的哲学，但他却直截了当地反对笛卡尔在《方法谈》中所说的那段大话，即如果得到资助，医学研究将会使生命周期无限延长。最后，我们会注意到，丰特奈尔（借埃拉西斯特拉塔之口）提出的医学中没有革命这一主张，与丰特奈尔本人的这一认识即数学中存在着革命是截然不同的。这样看来，对革命的可能性的否认，也许可以说是法国医生普遍反对哈维的伟大发现的一个标志（参见罗杰1971，13，169）。虽然笛卡尔热心支持血液循环学说，但丰特奈尔可能并不认为，对医学事业来讲，这一发现算得上是什么伟大的成就。事实上，丰特奈尔似乎并非相信，在医学中曾发生过革命。埃拉西斯特拉塔所说的“不会有这样的革命”这句话，无疑已经表白了丰特奈尔的信念，不过，他本人所说的话略有不同。在约翰·休斯的译本中，埃拉西斯特拉塔说的是：“不会有这样的革命，相信我的话吧。”而丰特奈尔是这样写的：“Sur ma parole ，rien ne changera”（“相信我的话吧，什么都不会变”）。
化学家和物理学家罗伯特·玻意耳在其1656年11月所写的一封信中也提到了革命：
我告诉您一件很平常的事，您就会了解愚蠢入的轻率的推断有可能使他疯狂到什么程度：某些寡廉鲜耻之徒竟然把不可思议的荒谬的事物归咎于神灵，而毫不为之脸红。谈到消息的公开性，最近全面而完美的成功的消息仅仅限于在议会的大墙之内传播，以致于我现在只能抄录报纸，至多只能事先根据报纸去猜测。对于我们新的代表们将会证实什么、或者我们将会得到什么，我不敢妄加猜测，更不敢白纸黑字地写下来；我不会有所顾忌的只是承认，我的希望和恐惧都是有非常特别的动因的；我还可以无所顾忌地说，我据以预计会有时雨或猛烈的暴风雨来临的云彩，尚不是看不见的未凝结的水气。至于我们的思想方面，我的确可以信心十足地预计，会有一场革命，通过它，神将会成为一个失败者，而真正的哲学繁荣也许会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British Library Harley MS 7003，fols．179／80］
在科学范围内，我没有发现玻意耳有过什么类似的陈述〔在詹姆斯·雅各布把玻意耳看作是革命者的那部著作（1979）中，也没有提到这类情况＇。不过，综观玻意耳那些行文繁冗的论著，如果有人断言说，这些书连提都没有提过这类问题，那么他一定是一个冒尖的学者。
我已经指出，许多17世纪的科学家都意识到了他们的成果具有的创新性，而且在他们自己著作的标题中都表明了这一点，一些17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们（吉伯、开普勒、笛卡尔、哈维、牛顿）对他们各自著作的非传统的特性作了明确的陈述，他们指出了古代和中世纪的作者的错误，并采取了革命的态度。亨利·鲍尔在其所著的《实验哲学》（1664）的结尾部分，对新的应用科学作了丰富的阐述。“这是这样的一个时代，”他写道，“哲学伴随着一场大潮来了。”“消遥学派的信徒们也许希望阻挡这一潮流”，就像“阻止自由哲学的泛滥’哪样。他断言，“一定要抛弃所有陈腐的垃圾，推翻腐朽的建筑，”这是因为，“不得不为一个更为宏伟的、永远不会被推翻的哲学专业奠定一个新的基础的时刻来到了。”他说，这种新的哲学，“将以经验和感知为基础，详细讨论自然界的各种现象，从自然界事物的本源那里推究其原因，就像我们所观察的事物可以被艺术再创造出来和力学证明确实可靠那样。”
我发现，在18世纪初的数年中，丰特奈尔的著作中就有了相当早的关于数学革命的陈述，此陈述完全是现代式的而且十分清晰。当时，丰特奈尔正在伏案撰写论述微积分的著作，微积分是牛顿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