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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物质的极大丰富产生了一个讽刺性的结果：左脑思维的优势已经减弱。它所释放出的物质繁荣给了右脑思维发挥的空间——美感、精神和情感上的需要凸现了。商业上，仅仅生产一个价廉的、有使用价值的商品已经不够了，这个商品还必须美观、独特、有意思，符合作家弗吉尼娅·波斯特尔（Virginia Postrel）所说的“审美需要”。也许关于这种变化最有说服力的例子，就像我们家去塔吉特购物所反映的那样，是新的中产阶级对设计观念的喜爱。世界著名的设计师，比如我上面提到过的，如卡林·拉希德（Karim Rashid）、菲利普·斯塔克（Philippe Starck）等现在也为中产阶级精英们设计各种各样的商品。塔吉特等一些零售百货店已经卖出了近三百万个拉希德设计的废纸篓。设计师设计的废纸篓呀！试着给你的左脑解释一下吧。再看看下面这个马桶刷，它是我逛塔吉特百货时的另一个战利品。
（图略）
这可是迈克尔·格雷夫斯（Michael Graves）设计的马桶刷！迈克尔是普林斯顿大学的建筑教授、世界著名的建筑设计师和商品设计师。猜猜这样的马桶刷多少钱？5。99美元！因为物质的极大丰富，人们才可以创造漂亮的垃圾桶和马桶刷，把普通的日用品当做艺术品来设计。
在一个物质丰富的时代，仅满足逻辑理性和功能上的需要已经远远不够了。东西光有使用价值还不够，如果东西不引人注目惹人喜欢的话，没什么人会买的，因为有太多的其他选择。在设计、顾客感情和其他软智能上占优势，是商家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上脱颖而出的主要法宝。
物质的极大丰富提高了右脑思维的地位。将来我临终之时，不太可能想着：“唉，一生中我犯了好些错，至少在2004年我弄坏了迈克尔·格雷夫斯设计的马桶刷！”物质丰富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美的东西，但那堆东西并不一定会使我们更快乐。繁荣的矛盾在于，尽管生活水平在不断提高，可人们对生活的要求也在不断提高。这就是为什么人们一边追求物质一边又不满足于它，人们企图寻找意义来解决这个矛盾。正如哥伦比亚大学的安德鲁·德尔班科（Andrew Delbanco）教授说的那样，“当代文化最显著的特点是对卓越的不懈追求。”
看看发达国家兴旺的社区和方便的购物，你可以窥见这种对卓越的追求。从社会主流崇尚的异国之术，比如瑜珈和冥想，到工作环境的精神性和书籍电影中新教会的主题等，对目的和意义的追求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不可分割的部分。人们已将注意力从日常生活转向了更广更深的意义层面。当然，发达国家并不是人人都享受物质富裕，更别提不发达国家的人民。但是物质丰富确确实实使成万上亿的人不再为温饱挣扎，像诺贝尔奖得主经济学家罗伯特·威廉·福格尔（Robert William Fogel）写的那样：“物质丰富使得人们对自我实现的追求越来越普遍。”
如果你现在还是不相信的话，我还有最后一个证据——统计数字。电灯在一个世纪前还是稀罕物，现在已经非常普遍了。电灯泡也很便宜。大家都用上了电，谁还会用蜡烛呢？表面上看，多数人会认为蜡烛没用了，但在美国，蜡烛业每年有24亿的营业额。原因就是人们使用蜡烛不是出于照明的逻辑需求，而出于一个富有国家对美和卓越的向往。
亚洲崛起
这是我为写这本书做调研时结识的四个人：（图略）
他们都是我在这章开始时所描述的知识工作者的典型。像许多聪明的中产阶级的孩子一样，他们听从了父母的教诲。高中时读书很好，进入好的大学读工程或计算机专业，现在大型软件公司工作，为北美银行和航空公司写计算机程序。他们从事高科技工作，然而年收入却不超过14 000美元！
发达国家的知识工作者们现在面临新的竞争：以来自印度孟买的四个年轻人——斯里维迪亚、拉莉塔、卡维塔和卡梅尔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知识工作者正在抢走他们的饭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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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页》 第二章 亚洲崛起和自动化盛行（3）
第二章 亚洲崛起和自动化盛行（3）
近几年没什么话题比外包风潮更能引起焦虑、更有争议的了。那些来自印度、菲律宾和中国的程序员真正把欧美的软件工程师和其他左脑职业者吓坏了，他们纷纷抗议和进行抵制，引发了许多政治问题。那些外包出去的工作不久前还是由欧美的电脑工程师们来完成（跨国公司所需的最复杂的编程除外），他们每年收入达7万美元。现在25岁的印度年轻人就抢走了这个活，因为他们同样干得又快又好，即使不是更好，也同样快，就是没有同样快的话，那也便宜很多——他们的工资和连锁快餐店的收银员差不多。这种工资水平在西方标准看来
是很低的，但在印度却是一般收入的25倍左右——因此能够提供给他们上层社会的生活方式，能度假有房产。
我在孟买遇到的这6个程序员，只是全球外包浪潮中受过良好教育的外包工程师的例子。每年，印度的大学都有350万工程学士毕业。全球500强企业超过半数现在把软件服务外包到印度，这是其中一个原因。比如，通用公司（GE）约有48％的软件是在印度做的。该公司在印度的雇佣人员多达2万人，甚至其印度的各办公室张贴有“擅自进入者将被聘用”的告示。惠普公司（Hewlett－Packard）在印度雇佣好几千名软件工程师。西门子（Siemens）在印度雇佣3 000名计算机程序员，并且还将再雇佣15 000名外包程序员。甲骨文（Oracle）公司有5千名印度员工。印度知名的软件服务公司维布络（Wipro）有17 000名工程师，为全球最大的家庭装潢零售商——家居货栈（The Home Depot）、诺基亚（Nokia）、索尼（Sony）等世界知名大公司服务。越来越多的世界知名的大公司加入到外包行列中来。通用公司的印度首席执行官在伦敦的《财经时代》（Financial Time）上说：“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英语国家的任何工作都可以在印度做，不怕印度人做不到，就怕你想不到。” 事实上，外包工种已不仅仅局限于计算机程序员了，还扩展到了其他专业人员。著名的金融服务商雷曼兄弟公司（Lehman Brothers）、贝尔斯登（Bear Stearns）、摩根斯坦利 （Morgan Stanley）、摩根大通（JPMorgan Chase）等纷纷把计算和财务分析工作外包给了印度的工商管理硕士们（MBA）。著名财经新闻社——路透集团（Reuters）也将初级编辑的工作外包出去。在印度，你经常可以看到，注册会计师在计算美国的所得税，律师在为美国的官司做相关法律准备，放射线学者在研究美国医院的CT图片。
这种情况不仅仅发生在印度，世界其他许多发展中国家各行各业的左脑白领们也正纷纷涌入外包大军中。摩托罗拉（Motorola）公司、北电集团（Nortel）、英特尔（Intel）公司在俄罗斯纷纷建立了软件研发中心，波音（Boeing）公司也将大量的飞机制造工程转移到那儿。全球第二大电脑服务公司EDS（Electronic Data System）在埃及、巴西和波兰都设有软件研发基地。匈牙利建筑设计师们正在为越来越多的美国加州设计公司设计规划图。菲律宾的会计师为管理资讯顾问公司凯捷安永（CapGemini Ernst&Young）担任审计工作。荷兰皇家飞利浦（Philips）电子公司在中国雇有700名工程师，中国现在每年的工科毕业生几乎和美国的一样多。
外包的主要原因是钱。在美国，一般的芯片设计人员月薪7 000美元。而在印度每月只有1 000美元。在美国一般的飞机工程师月薪6 000美元，而在俄罗斯月薪不到650美元。在美国会计师月薪5 000美元，而在菲律宾月薪只有300美元。然而，这点薪酬对于这些人均年收入为500美元的发展中国家来说都不是小数目。
对于庞大的国际性知识工作者来说，这股新的世界外包定购风潮是件好事，而对于欧美的白领、左脑工作者来说就是噩梦了。例如：
●未来2年，美国IT行业每10个工作就有一个外包，到2010年就变成每4个就有一个。
●佛瑞斯特研究机构（Forrester Research）预测，到2015年至少330万份白领工作和1 360亿薪水将从美国流向低工资的国家，如印度、中国和俄罗斯。
●日本、德国和英国也将面临同样问题。在未来几年，仅英国就将流失25 000份IT行业工作和高达30 000份的金融业工作到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到2015年，欧洲将有120万份工作流向海外。
对外包局势的担忧和焦虑有些过头了，我们不会明天就全部失业。从短期来看，外包的影响被夸大了，而长期考虑的话，我们却有些不够重视。由于全球通信成本几乎为零，发展中国家持续不断地培养出高技能的知识工作者，欧美、日本的职业生活方式将发生显著变化。日常的左脑工作，如财务分析、放射线研究、计算机编程工作将大量外包，通过光纤即刻传输给客户。这种变化对多数人来说很难适应，但比起以前我们经历过的巨变来说本质上没有太大的差别。制造业也发生过类似的转移，在20世纪下半叶，发达国家将劳动密集型的生产环节向发展中国家进行了跨洋转移。就像当时那些发达国家工厂工人要掌握一系列新技能和知识一样，现在的知识工作者也要掌握一些新的能力。他们需要做那些海外的外包人员无法质优价廉地完成的工作，用右脑思维的优势去缔结关系而不是处理业务，去应对新的挑战而不是解决日常问题，掌握大局而不是着眼于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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