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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流水生产线。
智商争议
智力测验并没有长期保持住其无可置疑的地位。从1921年起，当时，耶基斯根据陆军测试方案的结果编辑了一篇庞杂的报告，智力测试就受到一些人的攻击了，因为，他们说，它测量的不是天生的智力水平，而是后天所学的知识和文化价值，因而对处于主导地位的白人中产阶级有利，而对低层阶级和移民产生了偏见。
这种抨击自有其道理在里面，至少在斯坦福…比奈标准测试中是有这些问题的。这个标准测试中的许多或者大部分项目，测量的是遗传能力和后天所学知识或者技能的组合，可是，一个没有什么机会去获取知识或者技能的人会作出不太令人满意的答案，而不论他或她天生的心理能力是强或是弱。
比如，在12岁水平上，斯坦福…比奈法问到“慈善”和“公正”这两个词的定义问题。如果一位来自西南农村地区棚屋的墨西哥裔美国孩子答题不充分，这说明有天生的智力缺陷，还是说明这个孩子没有能够在白人中产阶级的美国学习到这些概念的意义呢？再者，在8岁水平的斯坦福…比奈标准测试中，有这么一道题：“如果你把属于别人的某件东西弄坏了，你应该怎么做呢？”如果这位8岁的孩子生活在城市的贫民窟里，孩子们需要拼命挣扎才能在这里活下去，那么，他或者她的答案测量的是其天生的智力水平呢，还是贫民窟的传统或者这种子文化中的习俗？
比奈留下了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即，按照他的标准测试下来的结果，心理发育到什么程度才是因为遗传或者经验所致？可是，特曼在“智力的测量”（斯坦福…比奈标准测试的说明手册）中所说的要旨是，尽管有如上引述的反证情况，智力很大程度上还是遗传所致，而很差的分数表明有心理缺陷，而这种心理缺陷，他说，是一种基因和种族的特征：
（低智力）在西南部的西班牙——印第安和墨西哥家族以及黑人中相当普遍。他们的木讷看上去好像是与种族有关的，或者至少是从他们来自的家族中遗传而来的……笔者预测……将会发现，种族间存在着巨大的智力差别，这些差别决非任何形式的心理培养所能消弥。
一位受人尊敬的专栏作家和十分博学的专家沃尔特·李普曼，他于1922年在《新共和党》杂志上发动了一场批判运动，批评特曼、耶基斯和其他宣称智力测试能够测量天生心理能力的人。李普曼评判了这个课题，从过去一直到目前，说这样的测试给一些孩子，特别是一些贫穷人家的孩子贴上了次人一等的永久标签，从而服务于抱有偏见和有权有势的人。
他和其他持有共同观点的人有非常充足的理由来反对陆军阿尔法测试法，甚至超过反对斯坦福－比奈法。他们也批评耶基斯认为这些以阿尔法方案为模型的测试法可以“测量天生智力”的观点。阿尔法问题中的许多答案明显要求后天所学知识而不是智力。斯迪芬·杰伊·古尔德在他的辩证研究《人的误测》一书中把这一点表述得很明白。他在书中引述了下列例子：
华盛顿与作为第一个人的亚当的关系，就像与……的关系。
克里斯哥是：一种专利药，抗感染药，牙膏，食品。
非洲黑人的腿的数量是：2，4，6，8。
克里斯蒂·马修森之所以出名是因为他是：一位作家，艺术家，垒球手，喜剧演员。
古尔德教授说，贝塔方案中的一些问题的确可以合理地测量普通的心理能力，因为识字不多的受试者可以完成一些没有画完的图形（比如，在一张脸上补上嘴，或者给一只兔子加上耳朵），可其它许多问题只有当受试者有专业的信息（给一只灯泡加上灯丝，给网球场加上球网，给投手的手上放一只球）时才能正确完成。当一些来自与我们的文化不同的国家的移民回答这些问题时，他们的答案看上去肯定是愚不可及的。
而且，的确，陆军测试方案的结果，正如耶基斯在1921年他自己的报告中所表述的一样，描述的是一个其人口正由于较差的基因血统的增加而降格的社会。按照阿尔法和贝塔方案，美国白人男子的平均心理年龄只有13岁，仅仅高出低能儿水平一点点，尽管特曼以前曾把这个年龄拔高到16岁。古尔德说，这些令人万分惊讶的数据增强了美国的仇外心理、种族仇恨和精英治国思想：
新数字达到了使优生主义者嘲笑的地步，而他们早就预测了最后的结果，并为我们不断下降的智力水平发出过哀叹。智力下降是对低能儿和贫穷者的生育不加控制的后果，是黑人的血液通过种族通婚广泛传播的后果，也是把大量南欧及东欧移民渣滓放进国内来酿成的后果。
耶基斯还支持哥达德在艾利岛上的数据，他报告说，阿尔法及贝塔方案显示，南欧及东欧的斯拉夫人种比北欧和西欧人种智力差些，这些“发现”促成了1924年的移民法。
然而，随着智商争议的升温，智力测试在30年代也开始在心理学家中降温了，到40年代，这种降温速度更加提速了。同时，总体智力的观点也退下来了，利用先进统计方法而形成的新研究法，在心理特征的所有“因素”或者特征簇中都找到了特别的相关性，因而使g的意义或者有用性蒙上了阴影。
尽管如此，一些测量一系列心理能力，并能得出叫做智力的综合分数的测试法，继续被教育工作者、商业机构负责人和其他一些人使用着。到60年代，这样一些测试又一次受到攻击，这次是受到人权运动者的攻击。有些心理学家甚至走到了否认有任何智力存在的地步。比如，纽约大学的马丁·多依奇教授1971年强调说：“智力是一个很方便的用词，可以解释某些行为，可我怀疑，事实上，这东西本身是不是真的存在。”其他的一些心理学家和教育工作者都倾向于像波林早些时候所做的那样，说人们不能讲出智力是什么东西，可是，那就是智力测试可以测验出来的东西。
尽管长期以来都有对智力测验的反对意见，可智力测试总还是在被人们广泛使用着，而且用得有其道理。
一方面，这些测验的确可以相当准确地预测出孩子们在学校里面会有何等的表现，哪些孩子应该给予特别的关心，或者应该施以何等样的强化教育。
另外一方面，最近有一些对完全双胞胎和兄弟双胞胎的复杂统计研究，特别是那些出生不久即分开在不同家庭哺养的双胞胎，研究结果比古尔德所能确立的证据有力得多，即心理能力在很大程度上是可遗传的，因此，智力测试除开能测试后天所学外，的确还能测出天生的能力。
（“可遗传性”是指在某一指定特征中，人们之间差异的范围有多大一部分来自基因。如果智力的可遗传性发现为零，则智商测定可变性中的任何一个从近乎零到200左右的变量都不是基因导致的；如果可遗传性为百分之百，则所有的变量都是基因来源所致。今天，持“遗传信仰”的心理学家们将智商的可遗传性定在百分之八十左右，而持后天教养说的心理学家们则认为从百分之五十到零不等。在最近的一次相当有说服力的研究中，心理学家大卫·W·富尔克、约翰·C·德富里和罗伯特·普罗明测试了245位不同年龄的继子、其生物学父母及其继父母的认知能力，结果吃惊地发现：与不在场的生身父母的相关性随时间增加，而与继父母的相关性却随时间减少。从这个数据当中，研究者计算出，心理能力的可遗传性在7岁时为约百分之三十六，而在儿童期稍后几年会变得高一些。）
智商争议潮起潮落，反复起伏；政治蒙蔽科学，科学又为政治所用。这场争斗还在继续着，目前还看不到有终止的迹象。不过，从早期智力测试中直接传下来的正统版本，现在已经得到很大修改，比早期更贴近“文化公平”。它们还在学校、机构、军方、工业和其它地方得到广泛使用。
不管人们管它叫做什么，也不管人们对智力测试的观点如何，事实是，心理测量是有用的，对社会（尽管不是哥达德和特曼脑海中的社会意义）是有益的，而且始终还是心理学F对现代美国生活和其它大部分发达国家的社会生活作出的主要贡献之一。
《心理学的故事》
墨顿·亨特著
第九章 行为主义者
老问题，新答案
到 19世纪90年代，人类在经过了约24个世纪对意识如何工作的思辩之后，好象到达了理解它的边缘。万德特和詹姆斯的信徒们以极其困难的方式对他们有意识的感觉和思想进行了内省式的检查。弗洛伊德在偷偷地察看自己和他的病人阴沉的无意识深处，而比奈也准备好测量儿童智力的成长。
那么，为什么会有一些心理学家和生理学家在对无法说出它们内心体验的动物玩一些把戏，而且还把这种把戏称作心理学研究呢？
给小鸡吃两种毛虫，其中一种假设苦一些，这怎么就能够提高对人类意识的理解力呢？（我们说假设，因为研究者们本人从来没有尝过这些毛虫。）或者，把一些玉米芯泡在奎林里，另一些浸在糖水里，再涂上不同的颜色，扔在小鸡的面前。小鸡啄两种玉米芯，很快知道避开苦的那一种，而大鸡们迅速学会了只吃加了糖的那一种。可这些跟人类学习有何关系呢？
把一只饥饿的猫放在一只板条“难题箱”里，让它只有踩上可以打开门的踏板才能逃出去，这样如何就能解决心理学的一些大问题呢？研究者把这只猫放在板条箱里，再闩上门，在箱子外面挂一片鱼。这只猫看到鱼片，闻到味道后大受刺激，把鼻子挤进缝隙里，把爪子也伸进去，又折回来，在笼子里四处乱抓了 2分半钟，直到它碰巧踩到踏板，使门向下滑开。猫猛地窜出来吃掉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