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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美国心理学协会就进一步修改它的结构，以留住他们，或者把他们弄回来。可是，要真正使学术研究者和临床心理学研究者的兴趣和世界观得以谐调却是不可能的。在 1984年的《美国心理学家》中，一位心理学家借用C·P·斯诺的概念悲伤地写道了“心理学的两大文化”，两种都决不相容，充满敌意，而且彼此异化。
使这件事情变得很严重的是钱。在 70年代，对临床服务进行的第三方支付通过健康保险而成为可能，可在80年代，这个支付来源开始减缩，这是里根政府的政策和卫生保持组织出现的结果。美国心理学协会里的临床工作者——这时候，他们的人数已经占了多数——要求这个组织加速政治活动，并提高其知名度。这使学术研究者们大为震惊。他们担心，美国心理学协会这个在历史上是一个科学组织的机关会变成职业协会，带有自己的金钱和政治目标，而且会迅速地被行医者控制起来。
在 80年代中期，美国心理学协会的执行董事们想办法避免科学家们离会，他们设计了重新组织的办法，以保护其兴趣，可是，全部计划遭到美国心理学会代表大会的否决。眼看着将要出现危机，这个代表大会同意了一个最终的杂花被重组方案，双方的成员都不满足。这个重组方案于1988年交由会员通过，但被几乎是两票对一票的比例驳倒了。
这是一个决定性的事件。 1988年在亚特兰大举行的美国心理学协会年会上，这个协会的前任会长和著名的学术研究者们，其中包括文伯特·班杜拉、肯尼思·克拉克、杰罗姆·凯根、乔治·米勒和马丁·塞利格曼，在宾馆的房间里召开了干部会议。他们带着一股反叛精神和违抗宣布成立一个新的组织，即美国心理学会，主要为进行学术和科学方向上的心理学家。在接下来的几周内，好几百名科学家退出了美国心理学协会，转而参加了美国心理学会，另有好几百人也参加了这个学会，但保留了他们原来的会籍。在一年的时间里，美国心理学会已经拥有6500名成员了，到1992年，成员数增长到了13000人。它现在比美国心理学协会的人数少些，而且总是少得多，但它在成长之中，其领导人预计，其潜在的成员数在30000左右。
今天，就跟一些离异夫妻为了孩子的利益而订立了临时协定一样，美国心理学协会和美国心理学会不再在公开的场合彼此攻讦了。来自两个学会的代表曾就寻找可能的合作而进行过磋商。美国心理学协会甚至还提出要出版新美国心理学会会刊，即《心理科学》，尽管美国心理学会选择了另一位出版人，但它过去的主席，即查尔斯·基斯勒给美国心理学协会写了一封感谢信。这两个组织的确在进行竞争活动，以吸引更多的研究生和新的博士学位持有人，可是，今天，美国心理学会的成员却认为归属于两个组织是明智的。目前的情况是，美国心理学会会继续成长，并服务于科学大众。美国心理学协会每年也有增长，它的临床——职业性成员的比例也总是大得多，可是，它会继续拥有许多学术——科学性的成员，为他们出版刊物，并在华盛顿和其它地区维护他们的利益。
如果说所有这些令人困惑，那么，它又怎么可能是另外的一副样子呢？在心理学中，没有什么是简单的，也没有什么是清楚的，这个领域很好地反映了它所研究的混乱、复杂的人类思维。
心理学与政治
·美国拥有博士学位的科学家中有六分之一是心理学家。
·心理学知识已经成为对我们的学校、工厂、诊所和精神病院以及部队的正常运转至关重要的东西。所有的一切都会随着研究得出对人类天性更好的理解而发挥更大的作用。
·与其它许多科学不一样，心理学基本的研究并不能得出可销售的产品，也不是专为自己服务的。它在很大程度上必须由联邦政府资助，为的是公众利益。
那么，联邦政府给予心理学研究多大的资助才算是合适的呢？
一年 200亿美元？
100亿？
50亿？
实际数字为：不到 5亿美元。
心理学研究目前得到的联邦资助不到自然科学的九分之一，是生理学和农业科学的十一分之一，实际上只占联邦政府对科学研究资助的百分之二。这比两艘太空飞船项目的造价稍高一点，比一只隐蔽轰炸机一半的造价稍高一点。（私人基金，即心理学研究资助中另一个重要的来源，资助约 3000万美元，不到联邦资助的十分之一。）
美国心理学协会和美国心理学会定期派谴代表去国会山请求更多的资助，可是，他们在那里遭遇到很大的障碍。心理学研究的联邦资助金的大部分来自酒、滥用药品和卫生保健管理局和国立卫生研究院，更少的一部分来自国防部的一些分支机构，再少一些的资助来自国立科学基金，其它零星的资助来自其它机构。这两个学会的代表因此而必须在一系列委员会和分组委员会之前提出要求，这会分散风险，但却意味着必须在各处开战，而没有任何总体的高水平资助。
在早先的几十年里，心理学研究非常简单，就像桑代克用破木板做一只迷宫，然后买几只老鼠和几条狗就可以解决问题一样，那时候，费用根本就不成问题。可是，现代调查、微电极扫描设备、大型计算机和由一组组的专业人士进行的纵向调查需要花相当大的费用。尽管如此，心理学研究与新武器和太空旅行的研究比较起来，还只能算是小巫见大巫。然而，我们这个酷爱心理学，并极需要对它的了解，以及它所能带来的益处的国家，却只为它花费年度预算的百分之一的二十五分之一。
今天，我们会对罗马人摇头，他们花费巨额的资金建造城墙，修建道路和水渠，却没有努力研究土生罗马人不断下降的生育力和生产率。人们不禁怀疑，未来的动物会不会在看到我们这个世界的废墟时摇头哀叹，我们花了这么多的钱用在那么多的事情中，却不肯花钱研究人类的天性，因为它可能就是我们得以生存下去的关键。
政府不仅在对心理学研究的资助当中十分吝啬，它还干扰甚至禁止某些研究，有时候是出于可佩服的理由，有时候却很不光彩。
如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过的，在 60年代民运扩张期间，公共卫生服务处采纳了一些涉及生物医学研究的规定，1971年，卫生、教育和福利局把这些规定扩展到所有有关人类行为的研究中。这些规定尽管不是法律，但它们起着法律条款的作用，可以限制联邦政府对不服从这些规定的单位进行资助。关键的条款要求研究者在进行任何实验过程以前，必须获取受试者在了解情况以后的同意。这种对人权值得赞扬的延伸如果严格实施，会使掩蔽心理学研究或者实验者目标的潜藏不可能进行。甚至要求掩蔽的、相对无害的实验也不可能进行了。
经过数年痛苦的抗议，对社会心理学研究实施的扼杀性条款在 1981年大抵就不再起作用了，从这以后，掩蔽性研究又一次能够进行了。可是，控制仍然十分严格，很多有可能会产生有价值成果的研究再没有人去设想，也没有人去试。如普林斯顿大学的爱德华·E·琼斯所言，哪怕在这些要求不再生效以后，“这些条款和机构复审委员会仍然在对我们的思想产生深刻影响。你根本就不会去考虑有可能遇到阻力的实验——人们不可能去想攻克一个问题，因为它需要某种程度的掩蔽，而这又会制造与机构复审委员会之间的麻烦。整条研究线都被扼杀在摇篮之中。”
对研究活动进行的另一项更为严重的干扰是，管理部门会因为政治原因而阻止发放资助金，如在 1991年的一次行动，美国心理学家协会的执行董事刘易斯·利普西德称它为“来自最高管理层对研究进行的、创造历史的‘镇压’”。
尽管那些调查者都是社会学家，但他们的项目对心理学家也有很大的兴趣，对社会心理学项目发生的事情，也可能很容易地发生在心理学的许多研究项目中。国会山的北卡罗莱那大学的理查德·阿德里和罗纳德·莱因德法斯计划进行对 7－12年级的2．4万名少年进行一项调查，经过其父母同意之后，决定对他们问一些问题，以了解其性行为。这会得出阻止少年怀孕、防范艾滋病和其它性传播疾病的有价值的知识。
阿德里和莱因德法斯的提案已成功通过同级复审过程，并得到国立儿童卫生及人类发展研究院的资助批准。接着，卫生及人类服务处（国立儿童卫生及人类发展研究院是其下属机构之一）的秘书长路易斯·沙利文博士在一次保守的电视谈话中被问及这次调查活动。他宣称不知道细节情况，可是，加利福尼亚的一位共和党员，众议员威廉·登尼梅亚公布了调查中的一些提问，因而引起了好几个保守组织成员对卫生及人类服务处的抗议浪潮。沙利文秘书长的应答是不考虑儿童卫生及人类发展研究院的科学家们的意见，并取消资助。刘易斯·利普西德指出，艾滋病现已出现在 20岁左右的男女人群之中，因而，他们一定是在少年时期就已经染病，而这项调查有可能得出一些情况，引导我们采取防范性的教育及社会措施。可是，我们再也不可能知道这样一项调查可能取得了什么益处。
阻止社会科学研究的另一个极端的企图却失败了，至少是暂时失败了。众议员登尼梅亚因为他成功扼杀了少年性生活调查而沾沾自喜，进而提出了对 1991年的一项法案的修正案，要求重新授权国立卫生研究院，使其有权禁止卫生及人类服务处进行或者支持任何全国性的人类性行为调查。哪怕在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