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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这种内省法的使用远远超过了柏拉图的方法。《忏悔录》中令人惊叹的自我启示乃是文学上的首例，从圣奥古斯丁这里到卢梭，再到弗洛伊德，这个直系的关系是非常明显的。可是，这是从内省导向自觉，而圣奥古斯丁的目标远非仅止于此。在《上帝之城》和其它的神学著作里，我们可以找到对内省如何可以显示更高真理的解释。他说，通过理智，我们可以上升到比感官局限更高的地方来获取类似“数”和“智慧”等的概念，可是，我们获取最高理解力的层次却只能通过内省性的、对上帝的注视才能达到。跟柏拉图一样，圣奥古斯丁用一阵狂文书写自己感到的彻悟，通过这些沉思，他感到自己“一级一级地上升到创造了我的生命的他的高度”，而且接近了人可以找到的最高的真理。
对于圣奥古斯丁来说，最为重要的意识功能是意志，因为它提供了如何解决邪恶存在这个神学问题的答案。如果上帝是全能的，睿智无比和善的，他就不会创造邪恶，也不会不知道它将会存在，也不可能有另外一个与这位创造了邪恶的神同样威力巨大的邪恶存在。那么，怎样解释这一点呢？圣奥古斯丁推理说，因为人类是善的，他们就应该有能力来选择善的，而不是恶的（上帝并没有创造邪恶，邪恶只是善的缺失）；因此，上帝给了人以自由意志。可是，人类有可能会失去行善的意愿，甚至有可能去行不义之举，这就是邪恶之所以存在的原因。
圣奥古斯丁本人亲历过失败，他自己的意愿曾不想选择善的，他曾与小妾沉溺于声色之中。他在原罪的遗传中找到了对邪恶的解释，它给了色欲以很大的力量，超过了我们的力量，使我们情愿去作恶而非行善。一个人有时候不愿意看到自己玉树临风，可当他自己已为肉欲所征服时，他也无法仅凭意愿使自己玉柱倾倒，形颏自消。性快乐实际上会使镇定自若的思想瘫痪掉，而肉体也会统治人，在他藐视上帝的意愿时也会否决他的意愿。
可是，圣奥古斯丁说：“真正的善人，如果可能的话，是希望不需要经历此等情事而生养后代的。”如果亚当没有犯罪，他和夏娃——以及他们所有的子嗣——可能在没有快感的情况繁殖子孙而不犯罪。为什么呢？这就很难想象了，他自己也承认，可是，他并没有在这个难题面前退缩，他在这些问题上的想法是一些超级混合物，既有深刻的心理学观察，亦有苦行僧的狂想：
在天堂里，生殖的种子会由大夫来播撒，而妻子将会去孕育它……是有意的选择，而非出自不可控制的色欲。毕竟，我们凭意志来移动的，不仅仅是一些由关节和骨头组成的手和手指，脚和脚趾，我们还可以控制肌肉及神经的放松和张紧……（有些人）可以使自己的耳朵移动，一次一只，或者两只同时动……（另一些人）可以从身体的后面弄出一些音乐曲调来，你还以为他们是在唱孔……人体器官，在没有肉欲的激发时，可以为了为人之父的目的而尊从人的意愿……当没有无法控制的色欲来激发生殖器官时，当所需要的一切是由有意的选择来进行时，精液的流动可以尽量少地刺破处女膜而进入子宫，而且就像时下的情况一样可经由同一个阴户管道进入；反过来，则会在行经时进行。
人类在心理学的头 8个世纪里学到的有关人类意识的知识，圣奥古斯丁就是这样选择和改造的；这也就是得到了他的权威的准许印行令的一些主要概念，在接下来的8个世纪里，它们成为惟一可接受的心理学。
教父调停人：
烦琐哲学家
圣奥古斯丁死后的几个世纪里，很少有人对这些问题再发过任何议论。势力强大的罗马遭到了反复的劫掠和扫荡；它的人民潜移至乡村小镇和有城堡的村庄，直到 6世纪，只有5万人生活在曾经辉煌一世但现在已是烧毁殆尽的废墟上。它和其它城市的图书馆散布各处而且大半焚毁；过去的科学知识以及其卫生习惯、风度和艺术都不见了。西欧社会的大部分都慢慢变成了原始的村庄、简陋的采邑和小王国，其好战的首领们不是经常彼此袭击和围攻，就是组成联军对抗入侵的诺曼人、诺斯人、马札儿人、撒克逊人、法兰克人、哥特人和摩尔人。
最后，战乱让位于封建制度稳定下来的秩序，可是，封建地主们对于学习没有任何兴趣，他们沉醉于侠义的马上枪术比赛、战争、东征、阴谋诡计、魔法和谦恭的求爱仪式。在一个其生活龌龊不堪、残酷而且短暂地世界里，心理学作为一种人造文化物品跟欧几里得的几何和索福克勒斯的戏剧一样被人遗忘而且与生活毫不相干。
从 6世纪到8世纪，西欧惟一有一些机会去学习心理学知识的人就只有牧师了，他们在少数一些修道院里得以读到有限的一些教父们的著作。可是，这些论题很少引起大部分牧师的兴趣，因为他们的时间和精力早就因为信仰问题和僵硬的封建生活而消耗一空了。只有少数几位其名字不为我们今天的人所知的人慢慢熟悉了已经写下的一切，而且他们自己也写了一些论灵魂和意识的书。这些作品没有哪一部不是一些布道材料，特别是圣奥古斯丁的著作的重编和反复。
可是，变革还是缓缓地超过了封建秩序。十字军东征使成群结队的半原始西欧人与穆斯林商业与工业接触；贸易一直进发到十字军所到之处；意大利商船和商业舰队从北欧的海湾驶出，开始把东方的香料、丝绸、食物和挂毯运到欧洲港口，随之还带来了书籍和思想。随着海上运输商业开始复苏，内陆运输也繁荣起来。粗俗的乡镇变成了城市，有些城市，最早是波罗拿和巴黎，还建起了大学，哲学又以经院哲学的形式出现了，它主要是花费巨大的精力来解决有关信仰的一些大问题的逻辑论证工作。首先，经院哲学家们（或者叫烦琐哲学家）都因为《圣经》的权威和纲领中载明的教理，以及圣奥古斯丁及其他教父们的著作无可置疑的敬畏而大受局限。这些烦锁派的哲学家们检验哲学和宗教问题的方法是，先提出一个命题，再取一个负面的立场，引用圣经和教父们的著作来为这个观点辩护，然后用确定的命题来辩驳它，再用《圣经》中其它的引语和教父们的语录来为这个观点辩护。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慢慢意识到还有其它一些更为刺激的知识来源。有一部分是从中东的作品中得知的，因为那里的求知活动从来都没有间断过，更大一部分是从西班牙和康斯坦丁那布尔的阿拉伯和犹太学者，尤其是阿维塞纳、阿佛尔罗和莫西·梅蒙里兹，他们重新发现了希腊哲学和心理学，尤其是亚里士多德。
对许多的烦琐哲学家来说，他严密的逻辑、广博的知识和相对现实的世界观是从教父们枯燥无聊和来世的空想中的解放。亚里士多德，而不是柏拉图或者圣奥古斯丁成了他们心目中最高的权威。可是，在许多年里，烦琐哲学家们分成了两大阵营：神秘柏拉图派（大部分是圣芳济会的修道士）和知识型亚里士多德派（大部分是多明我派）。神秘柏拉图派认为亚里士多德的自然主义和逻辑是对信仰的威胁；而亚里士多德派，其中有阿伯拉尔、彼德·隆巴尔德、阿尔伯塔斯·马格那斯和托马斯·阿奎那，却认为这是对基督教教义真理的支持和证实这道真理的途径。激烈争执几十年后，亚里士多德派争赢了：阿奎那的哲学和解了亚里士多德主义和基督教，并利用理智来证明了教义的真理，并从此至今成为天主教的正式哲学。
天使博士：至托马斯·阿奎那
阿奎那的崇拜者称他为天使博士，可他是何等样一个人呢？算不得一个引人注目的人：默不出声、圆鼓隆冬的一大堆裹在僧人的黑袍里，通常迷恋于自己的思想中，其虔诚和勤奋的一生几乎没有任何戏剧可言，一介书生而已。
阿奎那的父亲阿奎诺伯爵的城堡在罗马和那布里斯的中间，他是日尔曼的贵族，其母亲是西西里的诺尔曼王子的后裔。托马斯出生于 1225年，长大成人后一脸条顿人的相貌：身材高大、厚重，面容方阔，一头漂亮头发——也像条顿人一样很迟钝。有人说，他一生只生了两次气，他在同学中的浑名是“西西里的大木牛”。
他 5岁的时候被父亲送入几英里外蒙特卡罗的本尼迪克丁修道院住读。他在那里度过的童年很难说是欢乐和无拘无束的，等他14岁离开的时候，已经成了一位禁锢的学者和苦行僧。在那布里斯大学又学习5年之后，他做了多明我僧人，令他的家人大为失望，因为他们曾希望他最终成为声望甚高的蒙特卡罗修道院的院长，而不是一名生活在贫穷之中的托钵僧。在他母亲的唆使下——他的父亲已经去世——阿奎那的兄弟们绑架了他，并在自家城堡里关押了他一年，希望他会改变主意。他没有，反而用圣者的平静接受了自己的命运，他在囚室里继续自己的研习活动。
然而，他的确发过脾气，因为他的兄弟为了引诱他脱离苦行生活，曾把一名妖艳的美妇悄悄塞入囚室。阿奎那一看到她就惊慌失措地捡起一根燃烧的火根满屋追着她打，并把房门上的十字架都烧着了。他的兄弟们再也不给他送美妇来了。最终，阿奎那的虔诚感动了他的母亲，她帮他逃脱出去。 1245年，他作为巴黎的一位多明我会神甫恢复了生活，并师从亚里士多德的拥护者阿尔伯塔斯·马格那斯学习神学。
他是位了不起的学生， 31岁的时候，经教皇特准被授予神学博士头衔，比允许授予该学位的规定提早了3年。他有非凡的集中思想的能力，能够在极为烦扰的情况下追想一系列复杂的问题。有一次，在国王路易九世的宫庭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