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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家的房中术指出，男女交合，乃阴阳合和之常，“阴阳不交，则坐致壅阏之病”，无益人寿；但恣情纵欲，必损人寿命，乃至速死。一方面，它看出人的性欲是一种正常的生理需要，而违反自然，人为地禁欲，当然对身体健康不利；另一方面，它又指出过分的纵欲，同样也违反自然，故也对身体健康不利。为此，房中术强调，首先要讲究性交合的正确方法；其次要注意节制而不过分；再次是行房中注意各种不良的因素，如醉酒、劳累、喜怒、忧惧及大寒大暑之时都不宜进行房事。《道教养生法》认为施精与受精不是根本对立的，“凡女不可无男，凡男不可无女”，如果按照正确的方法从事性交活动，不仅无害，反可以延年益寿；如果孤独而思交接，那就会“损人寿、生百病”。
我们从《道藏》和《汉书·艺文志》中的许多文献中，不难发现不少有价值的内容。这些文献包括：《容成阴道》、《务成子阴道》、《黄帝三王养阳方》等房中八家书共186卷；还有《抱朴子》、《玄女经》、《素女经》、《彭祖经》、《陈赦经》、《子都经》、《天门子经》、《容成经》等多卷；此外，马王堆考古所发现的帛书《养生方》两卷也是讲房中之术。
可惜的是，本来可以沿着这条符合自然规律的道路继续前进的性学说，却首先窒息在神秘主义的蒙罩之中。道教把房中术当作修炼长生不老之术，而加以神秘化。中国古代性神秘主义主要有两个来源：其一是以《周易》和传统的阴阳说及道教的修炼术；其二是佛教以密宗为主的性修之说。
科学主义与神秘主义（2）
后来，中国古代道家的性学说，更是受到儒家伦理主义的重大影响和围剿，以致几乎完全失传。后期道教把正当的性要求等同色欲，而加以讨伐。例如，《道书十二种》专门论述了色欲的危害性和戒色的重要性。它指出“色欲一事，为人生要命第一大关口，最恶最毒”。人之生生死死，多半是色魔作殃。色欲不易除，不易防。因此，修道者必须首先意识到色魔乃讨命之阎王，进而狠力剿除，“遇如不遇，见如不见，时时防备，刻刻返照。不使有毫发欲念，潜生于方寸之中。”
在当前，对不少中国人来说，仍然把性的问题加以神秘主义化和伦理主义化，而不能以科学的态度，对之进行客观和理性的探讨。
生殖主义与非生殖主义
在性爱的问题上有两种根本对立的观念，即。
生殖主义的特征表现在性行为和性关系的最终目的是延续后代。一般说来，几乎一切以婚姻模式规范的性行为和性关系都是为了生殖主义的需要，其中包括群婚制、对偶婚制、一夫多妻制、一妻多夫制、一夫一妻制等。在当代社会里，同性恋者的婚姻则是个例外。
非生殖主义的特征则完全相反，其性行为和性关系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绵延后代，而是单纯为了满足某种性的欲求。可以说，几乎所有婚姻之外的性行为和性关系都属于这个范畴。其中非生殖主义的几种典型表现就是卖淫、通奸、强暴、乱伦和同性恋。
在各种文化的历史上，生殖主义与非生殖主义总是交织在一起。有权有钱的人们，一方面用生殖主义来保障权力和财产的不断继承；另一方面又用非生殖主义来满足自己的穷奢极欲。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在性行为和性关系上，人们的选择方式越来越趋向多元化，在性价值观上也越来越宽容和包容。婚前性爱、非婚同居、同性恋等非生殖主义的方式逐渐被世人宽容，甚至有的被普遍认可。从前，某些被视作违法的性行为和性关系，如婚外恋，甚至群交、换妻等，现在却被当成个人私生活的方式，充其量也只是一个伦理问题。
中国大陆曾有一度人们在合法婚姻与性犯罪之间几乎没有其他选择，非生殖主义的观念和行为很难得到市场。你想满足性的需要么？你只能找一个配偶正经结婚，而且必须永远局限在这个规范中，否则就是犯法犯罪。
当前，社会的开放相应在性的方面也自然会有松动，非生殖主义的性行为和性关系当然也会得到充分发展的余地。至少那些大款大腕们养个“小蜜”有谁能管得着呢？不过，对大多数普通老百姓来说，别说精神制约，单说物质条件就没有充分到可以行使非生殖主义的性方式。例如，他们住房困难，甚至几代同堂，更没有私家车，也就是说缺少私人的空间，到处都在众目睽睽之下。最重要的是，人们都喜欢多管别人的隐私。
当中国大陆的新移民们来到美洲新大陆，男男女女中的很多人，在西方非生殖主义性观念的冲击下，一下子乱了阵脚。在美国，几乎每个人可以有自己的汽车和自己的公寓，而且几乎没有人愿意干涉他人的私人生活。这样一来，无论在精神条件和物质条件哪个方面，都使不少人的性压抑得到充分的释放，产生过度极端甚至病态的恶性后果。
女权主义与男权主义
数千年来，人类一直处在男权主义的统治之下。当代的妇女当然有理由进行强力的反叛。即便这种反叛做得“矫枉过正”，也没有什么可非议的。
美国是女权运动发展最蓬勃也最极端的一个国家。很多女性们要求实施一切非传统的价值、权益、观念和行为。其中“性”当然是女权运动浪潮必定席卷的重要方面。单亲家庭、女同性恋婚姻、反丈夫强暴、反约会强暴、反性骚扰、独身主义等等成为女性的普遍诉求。
当中国大陆的新移民来到美国，不管男女都很快感受到这种女权运动的威力和影响。不过，他们的观察往往只是停留在表层，而并没有真正得到深层的理解。
不少中国女性以为女权运动就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而并没有认识到女权运动的真谛是得到真正独立的人格。她们只是模仿美国女性解放运动的“形”，而不是“神”。因此，在各方面都常常采取某种盲目的自由行为。这种情况尤其表现在同美国男人的婚姻与性爱关系上。最常见的现象就是，一些中国女性在“女权”的外在形式下，缺乏独立人格地去“自由选择”男人对她们的“任意摆布”。
美国的女权运动，使不少男士望而生畏。对一些美国男人来说，女权运动使他们对自己的女同胞大倒胃口，从而转向东方女性，以享受女性的本来面目。
有趣的是，美国的女权运动居然成了中美婚恋的一个重要助力。
禁欲主义与纵欲主义
不管东方还是西方的历史，都存在着禁欲主义和纵欲主义。尽管实质上一样，但表现形式很不相同。
中世纪以前的古希腊和秦汉以前的中华文化，都有着观念和行为相当开放的时期。
希腊神话里，充满着奔放的性爱追求。中国《诗经》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西方美人，彼美人兮”，“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爱而不见，搔首踯躅”，“彼狡童兮，不与我言兮。维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这些美妙的诗句散发着大胆的男欢女爱，看不出什么禁欲的苗头。要知道，这部《诗经》正是孔老夫子亲手编辑过的。
在欧洲黑暗的中世纪，神性统治人性，当然对人的欲求进行全面的禁锢。而在封建主义完全确立后的中国，因伦常的“教化”，人性也遭到日益严重的摧残。
禁欲主义的最大受害者是女性。
中国传统禁欲主义的最大受害者当然是中国的女性。
中国有一段历史很值得思考。
真正的“守寡”是从明初开始的。宋代以前的王法规定，丈夫死后有改嫁的自由，甚至唐太宗的母亲、大儒苏东坡的妹子都改嫁成功，传为佳话。后来，以程朱理学为主导的新儒家将伦理价值观极端化，加上元代游牧民族的大男子主义，再加上农民兼和尚的朱元璋特有的狭隘性，使女人的地位越来越低。其实，明政府也并没有强迫女人守寡，只是用一种褒奖的功利办法加以教化，而这种办法比用强更令人辛酸。
明初，朝廷颁发一道诏令：凡丈夫死后守寡守节者，到其四十岁时，婆家和娘家皆可获厚奖。于是，家人们从物质利益出发，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百般劝慰当事人万勿改嫁。寡妇本人也深知利害关系，故牺牲自己，独守空房，忍受煎熬。然而，四十岁这个年龄太漫长了。假定一个女人20岁死了丈夫，还得等下一个20年才见分晓。当时兴早嫁，一个十来岁的小寡妇等起来就更没有边了。于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家人们便替寡妇虚报年龄。不过，不是像西方人那样往小里说，而是往大里说，至少一长就是10年为算，20岁说成30岁，30岁说成40岁。有的人索性一蹴而就，20岁干脆一下子大1倍。当地族亲乡人大都乐观其成，恨不得自己家里都能出一个寡妇，以致寡妇化运动成了时尚。这样一来，原本漫长的等待变成了急功近利，人人皆大欢喜。不久，朝廷明察秋毫，拨乱反正，又下一诏令：凡虚报者严厉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所谓皇权、神权、族权、夫权等封建主义的支柱被无情地摧毁，妇女地位得到从未有过的提高，像《小二黑结婚》、《刘巧儿》和《李二嫂改嫁》式的自由恋爱如雨后春笋。但后来，由于极左思潮，尤其是“四人帮”的精神毒害，“禁欲主义”又以新的形式表现出来，使许多人们感到某种“性压抑”。
西方自从文艺复兴以后，随着社会的进步，人文精神的不断发扬，使中世纪的禁欲主义逐渐被历史淘汰。现代的人们越来越有更多自由选择，生活方式也越来越多元化。
禁欲主义的对立极端就是纵欲主义。其实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的历史上，纵欲主义永远是统治者和有钱者的特权，而禁欲主义则是为被统治者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