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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十一种对异族通婚的分析，可以基本看出积极和消极的两个方面。
一般说来，对异族通婚有两种极端的看法。
一种看法认为，异族通婚是人类相互关系理想化和进步化的形式表现，它打破了偏见和隔阂，而参与其间的人们都是强有力的、有勇气和崇高理念的。
而另一种看法则针锋相对，把异族通婚看成是不健康的、不正常的，参与其间的人都是不明智的、犯了选择性错误的。
对上述动机的分类和分析，我们并不完全赞同，但至少可以得到一定的启迪。
美国性心理学家丹尼洛·庞斯（Danilo E。 Ponce）对异族通婚择偶问题的讨论者提出四项有益的忠告。忠告一：不应该认为从异族选配偶有什么不对。忠告二：不可能因创立了某一种概念方式，就可以充分和满意地解释或说明异族通婚择偶所可能涉及的全部因素。忠告三：异族通婚择偶所做的决定和过程，并不是在“真空”中进行，而是受到形形色色的主客观条件的影响或制约。忠告四：应该将婚姻的正规仪式视为异族通婚择偶从相识到关系发展整个过程的最后完成。
什么是异族通婚的动机？（3）
美籍华裔婚姻学家徐静（译音）专门谈了异族通婚的咨询问题。
首先，应该对动机进行评估，因为人们采取异族通婚的动机是多种多样的，除了特定的政治、经济、宗教等动机外，还有精神病变的、“求解放”的、自我实现的、意识形态的、罗曼蒂克的等等。例如，一个德国姑娘为了摆脱战后的贫穷而与一个美国邮递员结婚；一位黑人作家把一个白人姑娘勾上床，是为了一雪以往所受的白人的屈辱；一个白人姑娘在被自己白人男友抛弃之后，转而与黑人交友，因为她觉得在黑人中间，她就像一位“白雪公主”。
其次，应该认清愿望与现实之间的差距，因为人们经常用自己的想象来看待其他种族或族裔，容易以一种良好的愿望来构造自己心目中的异族婚偶，何况即便在同一个种族或族裔中个人与个人也可能完全不同。例如，一个美国白人男子以为自己找到一个日本姑娘，就是找到了一个“东方娃娃”，结果婚后发现，自己不幸地找到一个中国人所说的“母老虎”；一个日本姑娘以为自己找到一个美国白人男子，就是找到了一个“民主救星”，结果发现自己连一个简单的决策都参与不了。
再次，应该对困难进行预估，因为异族通婚的双方，一旦浪漫期一过，在今后的实际生活中会遇到婚前没有想到的种种问题，如钱财、孩子、娱乐、个性、社会歧视及亲戚关系等。例如，一个白人丈夫虽然接受一名华人女子为妻，但却不能容忍后来生的孩子是“眯眯眼”。
最后还应该对能力和相适性有所认识，因为应付今后的各种逆境和挑战，异族通婚的双方必须有一定的自强力和意志力量，并且相互能自觉调适以达到谐调。例如，为了解决双方可能发生的相异性，下列问题是否能正确回答：（1）双方是否达到都可以接受的妥协？（2）双方的争吵的周期和密度如何？（3）争吵后是否能达到更好的理解和更多的接受性，或只是将敏感问题封存不再讨论？（4）双方是否能尊重对方的伦理标准、日常习惯、业余爱好、生活目的、个人理想及价值判断等？（5）双方是否感觉到自己受到对方的支持、赞赏和感谢？（6）双方是否将其相互关系推向最佳状态？（7）双方是否能在相互的关系中感到幸福？
异族通婚有哪些问题？（1）
异族通婚不可避免会带来很多的问题。
成功的通婚就是克服了这些问题，而失败的通婚则是不能克服这些问题。
然而，大多数的通婚，并非能简单以成功或失败来概括，而是处于两个极端的广大中间边缘地段。这些通婚，由于某些因素的制约，显出一种暂时相对稳定、相对静止、相对均衡的状态，只要有某种外力的干涉或侵扰，本来潜在的危机就可能迅速暴露，那种稳定、静止和均衡就可能被立即打破。
一些性学家和婚姻专家们专门研究了问题的所在以及克服之道。常见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沟通问题
任何婚姻都要求参与者互知或分享双方之间的思想、看法、决策和喜怒哀乐的情感。这种交流和沟通的渠道一旦不畅通，就会产生误解、猜忌、隔阂，甚至冲突。因此，美国性学家理查德·马考夫（Richard Markoff）指出，沟通问题是异族通婚的第一大障碍。
交流和沟通的障碍首先是语言和语言后面的思维方式和文化背景。由于思维方式和文化背景的不同，以及对各种概念界定的不同，任何两种语言之间的对译会产生模糊性、歧义性和不确定性。
一般说来，同文化的人，在长期的、自然的、渐进的约定中，互相知道对某种事物或情形应该怎样向对方表达和怎样理解对方的表达。两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不可能在很短的时期内就全部认可、接受和理解这种互相表达的约定。例如，有这样一段对话：
丈夫：这个周末我们应该去拉斯维加斯（赌城）赌一把。
妻子：是。
别小看这两句简单的对话，它们可能带有很复杂的不确定性，因此人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态度和深度去理解。从不同文化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出发，可以对这两句话做不同的解释。
从“丈夫”的角度说，他的这句话，可能是意见的陈述，是要求的提出或命令的传递。到底是试探、协商、有保留、有余地？还是铁板钉钉、不可违抗、必须服从？在男女平等的观念中是前者，而在封建夫权制和大男子主义中，当然是后者。从“妻子”的角度说，她的这句话，可能是高兴的赞同、无心的应对、有意的取悦或无奈的服从。到底是自觉的、积极的、主动的参与感？还是麻木的、消极的、被动的依附感？在男女平等的观念中是前者，而在男尊女卑的观念中则是后者。
有的西方丈夫会对东方妻子一味的“是”不解、反感甚至恼火，觉得她没有头脑，没有选择，更没有主见，是一个乏味透顶的女人；有的会觉得她表面无异议地附和，实际上是怕负责任；还有的甚至认为她言行不一、心机叵测、难以对付，因而心存戒备。小说兼电影《喜福会》中，那个华裔女子若丝对洋老公泰德总是说“是”，结果成了离婚的一个借口。
一般说来，东方人说“是”与西方人说“是”，往往含义不同；而两者所说的“不”，往往含义也不同。
东方人说的“是”或“不”，往往表达一种对既定人与人关系和伦理秩序的根本肯定或否定态度，而西方人的“是”和“不”却往往是一种实践性经验性的暂时确定性，或者说只是对某一事实肯定或否定的简单判断。
一个传统的东方女人所说的“是”或“不”，并不是对某种特定事物或意见的直接表态，而是对她应该遵守的那个价值体系的间接表态，符合那个体系就是“是”，不符合那个体系就是“不”。
比如上述那个对话，一个传统的东方妻子，说“是”，并非是对应该不应该到赌城、有无兴趣、什么时候去、赌博对不对等具体问题的回答，而是对丈夫地位、价值和权威的肯定。
与此相反，一个现代西方妻子在这个对话中所说的“是”，则可能是从自己的兴趣、当时的情绪、有无时间、交通是否便利、在赌场怎么安排孩子等具体问题的考量后，所做的肯定回答。
与一般东方人又不同，中国人的“是”和“不”，有更多的复杂性，它们既有所谓儒家的伦理“确定性”，又有所谓道家佛家的某种“无为”或“随缘”的“不确定性”。中国人一般在用“是”或“不”时，明显带有回旋的余地和保留的态度，当一个小官僚或小买卖人说着“是是是”或“不不不”时，你很难弄清他到底是什么态度。现代的中国人更一般不爱直接用“是”或“不”作简单判断。例如当一个西方主人问一个中国客人，是喝咖啡、可乐、果汁、冰茶，还是其他什么饮料时，后者常常习惯地回答“随便”、“都可以”、“无所谓”、“马马虎虎”等等，让对方摸不着头脑。“谢谢”的用法在不同的文化中也很不同。在西方文化中，“谢谢”可以也应该用于一切关系和场合，包括夫妻之间。如果丈夫或妻子帮对方做了一点什么，或给了一点什么，对方很自然就会说声“谢谢”，如不说，会显得气氛很不融洽。换句话说，你说了“谢谢”，并没有什么特别，但不说，就有点特别了。相反，在日本，“谢谢”绝不应用于家庭之内，因为那是见外的表现。在中国，一般家庭中，夫妻之间若用“谢谢”反而不亲密，显得一种陌生感。因此，在东西方通婚中，仅因为“谢谢”都会带来误解和不愉快。
异族通婚有哪些问题？（2）
我们可以举出许许多多这一类因口语用法（Colloquialism）引起的交流和沟通问题。此外，一些非语言的交流方式，如表情、手势、姿势、身体接触等也会引起通婚双方的误解和隔阂，因为它们往往表达某种情绪和态度。例如一个中国丈夫看到白人妻子与各种男性亲友熟人拥抱，甚至亲吻，也许会感到不愉快。
“幽默”是另一个引起不同文化之间冲突的重要方面。在一种文化中可以“幽默”的，在另一种文化中则可能是绝对的禁忌。在这个世界上，常常因为一句“玩笑”引起种族冲突，甚至残酷的流血事件。异族通婚的参与者之间，由于文化的差异，幽默的表达和接受常常被误解，因而造成一些不愉快的后果。
二、价值问题
不同的文化强调不同的伦理标准、人生态度和行为方式。
总起来说，西方人注重独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