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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军队们做了许多好事，也干了不少坏事，其中，最令人发指的即是糟蹋中国妇女。
20世纪60年代初，为了人为地显示摇摇欲坠的友谊，中苏合拍了中国第一部宽银幕故事片，叫《风从东方来》，这是毛泽东著名论断“东风压倒西风”的文学形象化。所谓“东风”是指当时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而“西风”则是指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
影片中的男女主角是一对中苏恋人，男的是中国小伙子，女的则是苏联大姑娘。这种戏剧性安排，很能满足中国人的自尊心。
不管怎么说，客观上，《风从东方来》的确起了一些“非吉普女郎化”的作用。
新生代的“吉普女郎”
“文革”中，一切涉外婚姻自然都有里通外国的嫌疑，旧有的分化破裂，销声匿迹，而新的也就不再可能发生。
随着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涉外婚姻大大兴盛起来。
据统计，不算涉及港台的婚姻，涉外婚姻在一些大城市全部婚姻的比例中，竟可占到5％～10％，甚至还有上升的强劲势头。从这些统计中还可以发现，这种涉外婚姻几乎百分之百是中国女人与外国男人。
更有甚之，涉外非婚性行为和涉外卖淫在比例中也相当可观，当然更是中国女人与外国男人。
人们对这种现象看法不一。对不少人，或多或少会触及到历史的伤痛。
有人摇头长叹：新生代的“吉普女郎”分娩了，发育了，成长了，壮大了。
旧生代的“吉普女郎”好景不长，一度绝种。
中生代的“吉普女郎”无缘出世，历史空白。
新生代的“吉普女郎”呱呱落地，应运而生，而且身价倍增。
回头看看旧一代的“她们”，再侧目比一比新一代的“她们”，
二者在数量上和主动态势上怎能相提并论！
对这个问题，既有深沉的反思，也有陈腐的偏见；既有善心人的爱护，又有卫道士的指责。
事实是客观的，价值是主观的。
用一种价值去评判一个事实，就是将自己的主观加到客观的东西上。
不管如何，只要合乎法律，每个人都有自己自由选择的权利，以及对这种选择的自我负责力。
中国女性当然有权利抉择自己两性关系的理想模式。
中国文化中的性歧视
男女性道德的双重标准
自古以来，中华民族的性道德总是双重的。
本来，如果将阴阳之说——中国的哲理精华之一贯彻到底，就不会有对男女两性的不同伦理规范。
“一阴一阳为之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无阴则无阳，无阳则无阴，阴阳二者互为因果，不可缺一。倘若如此，有谁能说男女双方有一方为中心者呢？
哲理归哲理，史实归史实。
中华文明的发展将男权本位化推向登峰造极。男性从一家之长、一族之尊、一行之首，一直当到一国之君，甚至“一天之神”。所谓男权本位就是将父权、夫权、族权、王权和神权垄断成五位一体。
从生殖主义到非生殖主义，男性都是两性关系的主宰者。
生殖主义使男性的全部职能在于保持自身血统的纯洁性和兴旺性，在保质保量的传宗接代中，最终保证财产和政治权力的不断再继承。
自私的男人们永远会玩弄两手，一手用来防范其他男人破坏自己的血统，另一手则用来不失时机地破坏其他男人的血统。一有男女奸情，则几乎是女方承担全部罪责，一如《湘女潇潇》中那个“奸妇”的“绑石沉湖”、《大红灯笼高高挂》中那个三姨太的“柴屋勒毙”。
非生殖主义又使男人们沉溺于“性游戏”的玩耍中。有权、有势、有钱的男人永远是女性“性服务”的享受者。
这正是为什么中国历代的娼妓制度建立得丰富多彩，尽善尽美。
这也正是为什么中国古代文学中有那么多的篇章讴歌青楼名妓。
中国旧时的男人可以三妻六妾，而女人却不可以来个三夫六什么的。
中国旧时的民女像潘金莲一类，红杏稍出了墙，就被斥为万恶之荡妇。
中国旧时的才女像鱼玄机一类，一点风流倜傥，就被冠以千古之淫娃。
甚至中国有作为的女皇帝武则天有几个面首就被男人骂得狗血喷头，而男皇帝们即便天下美女都为他们玩遍也天经地义。
这就是中国旧时性道德的双重标准。
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所谓性开放或性自由的标志，不在男人而在女人，因为男人自古以来早已“开放”和“自由”了，而女人从来没有过同等的待遇。这种长期的不公正，必然会带来强烈的反弹。
六大“性文化圈”（1）
在中国传统上，可以说存在六大“性文化圈”：即皇族“性文化圈”、仕者“性文化圈”、乡绅“性文化圈”、军阀“性文化圈”、江湖“性文化圈”以及平民“性文化圈”。
这六大“性文化圈”在男权本位化中，既相互独立，又相互依赖，造成错综复杂的两性关系。
一、皇族“性文化圈”
它指的是以皇帝天子为核心，以血缘为纽带的整个皇朝家族的性观念和性行为。
中国历史上各朝各代的皇帝们自命真龙天子，代表上苍统治江山黎民，自然这世上的一切都归他们所有。明白一点的所谓好皇帝多少给老百姓一点喘息，注意一点生产，而大多数的皇帝不是暴君就是昏君，为了穷奢极欲，享尽人间之豪华，他们横征暴敛，把老百姓骨头上的最后一点残油也刮干，血管里的最后一滴剩血也吸尽。
“大刀长矛打天下，金钱美女坐江山”，这是中国所有朝代更替的历史循环。
皇帝们为了自己的江山千秋万代、依旧如故，最重要的是使龙子、龙孙、龙曾孙、龙玄孙……无穷无尽的龙种龙脉得以相传，而专门建立了等级森严的后妃制度。即便一位洁身自好、勤于朝政的明君，也必须保证有三宫六院、七十二妃和三千宫娥。倘若一个荒淫无度、祸国殃民的昏君，那就不会拘泥于此数，而会翻几番，甚至翻十番。据史载，连有作为的汉武帝，后宫内也藏有宫娥数万。君王们从不把妃子宫娥当人看，大多数入宫之女，虽不愁衣食，却一辈子到老，未经男女之事。《后汉书》上揭露道：“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拿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楚王喜欢腰围很细的女人，故逼得许多王宫中的妃子宫娥们因减肥而饿死。
每年一到选妃子、挑宫娥的时候，便闹得民间鸡犬不宁、怨声载道。
有一出戏叫《拉郎配》，说的是，朝廷命官府征集宫娥，条件是18岁以下的未婚女子，结果有此类闺女人家，赶紧找婆家完婚，也顾不上什么门当户对。闹到后来，干脆在大街上见到一个人模狗样的男子就拉。在老百姓看来，就是让闺女胡乱配一个瞎子拐子，也比在深宫里最后成为“白头老宫女”为上策。
“聪明”的中国皇帝们为了保障血统的纯洁性，不让后妃宫娥们被外人插一腿子，同时又不耽误享受奴仆的服侍，又订立了残无人性的太监制，把民间征来的小男子们雅称“去势”，俗称“骟割”，弄得男不男、女不女。这也好，为中国增添了特有的“太监文化”，也为历史大闹剧的舞台上，增添了几个像高力士、魏忠贤、安德海、李莲英之类的丑角。
不知是正史还是野史，据说，奸邪的宰相吕不韦将被自己搞怀孕的赵姬，献给秦王，后来生下秦始皇嬴政。赵姬成了赵太后，成了第一个统一中国的大皇帝的母后。然而根据血统说，秦朝的天下实际上落到了老吕家的手里，而这却是所有皇帝之最根本大忌。
同样不知是正史还是野史，据说，文武双全的乾隆皇帝堪称天下第一风流。结果，老百姓们对他直接或间接掌政60年的业绩说不出所以然，却对他的游龙戏野鸟的劲头和本事如数家珍，谴之者无多，赏之者有余。整个大神州都是他的，在宫内对后妃宫娥们腻了，到外面当个狂蜂浪蝶，到处沾沾路花、惹惹山草，本就是天经地义的事。要不然，郑少秋的《戏说乾隆》怎会那么使华语世界神魂颠倒。乾隆所有的风流韵事不一定都是真的，但至少老百姓对这个皇帝性观念和性行为的认可甚至是欣赏却不是假的。
皇帝们自身可以为所欲为，实行“纵欲主义”，而对老百姓却制定了数不尽的清规戒律、礼教伦纲，逼他们遵奉“禁欲主义”。
二、仕者“性文化圈”
它指的是以士大夫为首的为皇朝统治服务的整个官宦集团的性观念和性行为。
中国封建的科举制度的确比欧洲中世纪的世袭制度要先进得多。它以开科取仕的办法极大地扩大了统治的阶级基础。它不讲门第贫富，使普通人有机会参与政治。但绝大多数的中选之士，最终不过是在功名利益的引诱下，充当统治者的鹰犬帮凶。中国文人满脑子“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因为“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
中国的士大夫都称自己为儒者，然而儒者可分“君子儒”或“小人儒”。每朝每代“君子儒”寥寥无几，而“小人儒”却如过江之鲫。士大夫们常吹“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实际上他们绝大多数都能被屈、被淫、被移。中国人都知道“官本位”的效应，权与钱可以转化，有权就有钱。就连好官，也是“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更不用说那些一味搜刮民脂民膏、造成“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贪官污吏了。
中国历史上确乎有一些清廉的文臣和忠勇的武将，然而可惜的是，历代大多数文臣都爱钱，武将都怕死，闹得政治腐败，以致民众造反，外族入侵，藩镇叛逆，中国大半历史都不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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