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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罗斯传记-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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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年的除夕之夜,他会在纽约的公寓里举行一个晚会。夏天,每个星期六的晚上,索罗斯都会在甫安普顿消近,对他来说,这些晚会和商业会议、社会活动一样重要。文参加过一些这样的晚会,他观察到索罗斯人缘很好。他跟每个人打招呼,能够记住他们的姓名。参加晚会的人有的来自艺术界,有的是打冈球的伙伴,有的是政府官员。那里人很多,让他应接不暇。通过这些活动,他往往能有所得。不过,更重要的是人们可以彼此接触。 

  正因为具有爱好社交活动的天性,索罗斯不喜欢定居一地的生活。他希望处于流动之中,去看看世界的其他地方,使自己保持敏捷的思维,和那些正从事重要事情的人相互交往。总之,他想去实际上也正在热切地寻求机会,在生活中冒险。这也就无怪乎他讨厌商人,也讨厌处理家务了。 

  第三节 自命不凡 

  他认为,自己是一种特殊的人,是一种对生活赋予了特别目的的人。我们会记起,这就是那个在小时候认为自己是上帝的人。 

  作为一个成年人,他似乎懂得这种思想会使自己陷入困境。例如,人们会把他当作一个“自我狂”。1987年他在日记中写道:“唯一能使我受到伤害的是,我的成功使我回忆起孩童时代万能的幻想——但是,如果我继续从事金融市场活动,这种幻想似乎不可能变成现实,因为它们不断地提醒我自己的局限。 

  金融活动也让他回忆起,他与新闻界的接触——他并不是不会犯错。1985年,正当他沉浸在投资最成功的一年的喜悦中,新闻记者唐·多福门问他,如果让他再活一次,他准备去做什么。“这基本上是件不可能再发生的事,”他说,“但是以我的角度来看确实是可以再发生的事件。”这名话的意思是,对于乔治·索罗斯来说,即使是不可能再发生的事件也能再发生。 

  如果他能使不可能再发生的事件再发生,还有什么能阻止他以同样的方式运用自己的智力呢?还有什么能阻止他对人类的认识作出一些伟大的贡献呢?但在50年代,他碰到了绊脚石,于是放弃了做一个学者和做一个哲学家的计划。今天,他赚的钱越多,他就越自信,或许有可能返回到知识王国。 

  正因为有这些想法,他发明了理论——关于认识论,关于历史,关于金融市场一一一他慢慢地相信自己的观点有价值。他声称他的“发现”,即考虑到个体参与者的偏见在对人类知识的探索中所起的作用,是一把理解全部历史过程的钥匙,这个历史过程包含了有思维能力的参与者。“这正如基因变异是理解生物进化的钥匙。 

  索罗斯认为自己是一种极不寻常的人,因此,和那些他认为是没有天赋的人在一起,他觉得十分难以忍受,毕竟,他相信自己能看透事物的本质而其他人不能做到。例如,凭他的能力可以理解金融市场,他写道:“我认为我确实懂得了即将发生的这个过程,这个革命性的过程。我比大多数人强,因为我有理论,一套理性的框架,可以运用它。这是我的特别之处,很实在,因为我在金融市场遇到过相同的过程。” 

  至于其他那些试图探索市场的人,“我对那些职业化的投资者的才智,评价非常低。我认为,他们的决策越有影响,他们作出正确决策的能力越差。” 

  在80年代中期,吉米·马龟兹在与索罗斯共事时,很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他这种观点深入骨髓,认为自己了解情况的能力要比别人强。我们经常发生争论,这倒不是因为他要把思想从匈牙利语转换成英语,而是因为他总是想教导你。 

  “他很清楚,他不能很快让你接受他的教导,他有这种感觉,一旦他了解了什么事情,他就好像是在和上帝谈话。对某事的发生他是如此的自信,当事情不是以这种方式发生时,他可能感到极为惊奇。而如果事情是按他的设想发生的话,那就只不过是本来应该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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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自由的代价




  索罗斯决定他将运用他的财富来促进社会开放,促成民族自决,使人们能够自由表达自己的思想,并追求他们自己的目标。 

  第一节 慈善观与民主狂想 

  对于乔治·索罗斯来说,在他的早期商业生涯中,慈善事业是件很遥远的事,一想起“慈善”这个字限,他就觉得讨厌。1993年,他曾对记者说:“在我们这样上个建立在个人利益基础上的文明中,慈善事业是不合时宜的。因为我们这个文明绝非是建立在关心他人利益的基础上的。”所以,索罗斯身边的人记得,他从来没有谈论过安置穷人的重要性。他倒是愿意捐献大笔钱的,但不想捐给私人。他希望自己能造成巨大的社会影响,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必须将钱捐给社团,甚至社会,而且是大张旗鼓地捐赠。 

  伦敦的犹太人保护委员会对待他的态度,至今仍令他记忆犹新,它改变了他对慈眷事业的看法。他对记者说:“你应该知道,我实际上是反对慈眷基金的。我认为,弄清建立基金会的目的,即要完成什么事,比基金会本身的运转要重要得多,而基金会也仅可能因此而存在。他相信,任何组织机构,包括他自己的,必然会“发生质变和腐败”,因为机构里的人会追逐财富、权力和安逸。 

  他一直不厌其烦地告诉人们有关他以前所组织的基金会的憎况,这个基金会叫“中央公园社会基金会”。它的宗旨是重建纽约的中央公园。恰巧,另一个机构“中央公园管理委员会”拥有同样的使命。当索罗斯的基金会恶意攻击这个组织的时候,索罗斯感到震惊,他不仅制止了这种不良行径,而且“枪毙”了这个社会基金会。他事后说,他解散这个基金会比当初建立它更觉自豪。 

  但是,若他继续想做好事的话,这些情况都是难免的。他无可选择,他还得建立基金会,他只能尽力设法让这些基金会运作得当。 

  问题是,他该怎样去捐款?既然他是犹太人,那么他捐助他的犹大同胞不是很自然的事吗? 

  索罗斯从不否认他信仰犹太教,他只是把它放在了一边罢了。他以前一直故意不捐钱给以色列,直至1986年,当他结交了以色列的公共事务评论员丹尼尔·杜荣之后,他才捐了一小笔资金给杜荣在耶露撤冷的智囊团。后来,那路撒冷的希怕来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古尔·欧菲尔,努力接近索罗斯,希望他建立一个基金,来收容安置前两年从苏联涌人以色列的50万犹太人,但索罗斯坚持决反对,并中断了这次谈话。 

  为什么索罗斯如此反对捐助以色列入?臭福尔后来回忆说:“这是因为,他认为以色列大‘左’了,除非以色列改变自己,否则,支援它便毫无意义。在他的思想中,有非犹太复国主义甚至反犹太复国主义的成分,他认为,犹大人应该在他今天生活的社会中安然生活。 

  当索罗斯寻找一片能够使他成为“成功人士”的天地时,他觉得,他生命中的分水岭便是从他的出生地匈牙利的“封闭社会”中逃离出来并且离开匈牙利以后,他才尝到了什么叫自由,首先是在英国,然后是在美国,为什么不给东欧和苏联的那些人同样的机会来尝试自由? 

  索罗斯决定运用他的财富来促进社会开放,促成民族自决,使人们能够自由表达自己的思想,井追求他们自己的目标。 

  为破坏社会主义,索罗斯一直在提供资金,资助东欧和苏联的叛乱。革命并非是引向防御工事,并非是在街道,而是在平民的思想里,这种革命是和平的、缓慢的、渐进的,但从不间断,并且到最后,它终将会导致在这些国家中民主的诞生。 

  索罗斯计划要做的事情,阻力是巨大的,共产党人的政府不会自动投入他的怀抱;他也知道,他不能粗暴地对待这些国家,有些努力可能成功,有些努力也可能会失败,他知道他自己能力有限。因而,选择何种角度使他和他的慈善事业产生最大影响才是最重要的,他打算运用他的财富重新修改欧洲的政治版图,就像罗斯查尔德一样。 

  刚开始,当共产党尚统治这些地区时,在这些地区产生影响倒是容易的,但在后来,当共产党不执政后,就不那么容易了。索罗斯对此说:“当你提出一个变革方案时,它马上会被粉碎,因为,一旦将之与其他同类方案相比,它就会变得似乎虚假了。” 

  但索罗斯深知,光凭他口袋里的钱,是不能将东欧和前苏联弄垮的,除了用钱之外,他还得向东欧灌输西方的价值观念,毕竟,只有在西方才是开放社会的观念流行的地方。 

  索罗斯对那些不喜别人到处随便花钱的人很反感,哈佛大学的国际贸易教授杰弗里·萨克斯,他也是波兰、俄罗斯、爱沙尼亚等一些国家的经济顾问,他曾说:“人们从各种不同的多棱镜来观察,乔治·索罗斯在政府领导人当中,人们对他的反应是积极的,比那些反犹大团体、极端民族主义者和其他排外团体积极得多,对后者则是持否定态度。” 

  实际上,索罗斯在这些东欧国家建立起滩头阵地是相当不易的,罗马尼亚人厌恶他,是因为他是匈牙利人;匈牙利人厌恶他,因为他是犹太人;在斯洛伐克,因他既是匈牙利人,又是犹大人,所以他简直被双重否定。 

  在西方,索罗斯也不是没有给自己树敌,他被人指责是“现代罗宾汉”,从富裕的西方抽取财富给贫穷的东方。1992年9月,人们愤怒地发现,把索罗斯的全部对东方的支援算起来,等于从每个英国公民身上平均“窃取”了12.5英磅来支援东方。对这一攻击,索罗斯极为幽默他说:“我想西方非常应该为东方做些事,所以我很高兴我能够代表西方人来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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