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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45年8月份的时候，冀鲁豫八路军在物质和精神上都没有做好两面作战的准备，前线的军事领导也还不具备指挥大规模战役的经验，致使部队在敌情突变的状况下仓促撤退，显得十分被动。
在前方，国民党军不仅逼迫八路军放弃了开封、新乡，还夺走了刚刚收复的封丘和延津；在路上，日军也疯狂实施拦阻（这方面的具体情况虽然不大清楚，但有这么一份材料——8月28日，何应钦专门电令新乡日军：不得将平汉路战事中俘获的八路军战俘擅自释放，应移交国军管理——可见当时情况之严重）。
更可气的是，冀鲁豫周边的伪军一夜之间都变成了国军，庞炳勋（新一路）、蒋希斌（新77师）、秦润普（陕州先遣军）、康伯英（先遣第5军）、李英（中央先遣军）、王自全（安东先遣军）、郭井泉（临漳先遣军）、程道生（四县保安总队）……全都闻风而动，趁着八路军主力外出之际，向解放区腹地发动进攻（只有孙殿英和杜淑没参与此事），给冀鲁豫根据地带来了极大威胁。
好在中路军的八路军各主力团队都经过长期战争的洗礼，见势不对、说走就能走，但是，那些新编的部队、那些支前的民兵和那些跟随大军行进的群众可就吃大亏了。
骑兵团迅速回到黄河北岸，这时，部队面临的情况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道路上一片悲凉，到处是匆忙赶路的人群、到处可以听到召唤亲人的哭喊声，许多熬过抗战八年的家庭，却在这时候失散分离；在路上，经常可以遇到掉队的人员，也能看见逃兵。面对突如其来的巨大变化，有的人慌乱了，先前整营整连入伍的新战士，这时候成班成排地逃跑。
骑兵团没有人逃跑，至少黑马连一个逃兵也没有。只是，通信员吴立然在这时候失踪了。
45年8月29日，骑兵团在新乡城外的西台头村打了一仗。当时，国民党新乡县保安团看见八路军撤退，以为有机可趁，居然主动攻击行军途中的十六团。由于敌军逼近、步兵部队不能恋战，就由骑兵快速出击，消灭了这个保安团，敌团长贺兰亭化装逃跑（50年被新乡人民政府枪毙了）。
战斗结束后，一连受命担任前卫，刘连长派通信员去和前面部队联系夜间口令的事，结果吴立然这一去就再没回来。等骑兵们追上十六团的后卫，人家都说没见到小吴，大刘知道坏了，别人或许有逃跑的可能，但吴立然绝不会当逃兵，一定是在什么地方遇到了麻烦。可当时的新乡是敌占区，联络不上地方干部、也没办法寻找失踪人员，部队只能继续前进。
小吴参军时带来的新鞋还没有穿完，就不知长眠在哪一片黄土之下了，那一年他十八岁，也永远是十八岁。刘大爷说，47年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沿途看见牺牲的战士倒在路边，好多都是和小吴一样的年纪，大家不知道他们临终前的情况、不知道他们的家乡在哪里、他们的家人也不知道自己亲人的遗骨葬于何处，但大家都知道，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称号——无名烈士。
从45年8月底到9月初，冀鲁豫的形势非常紧张。“大反攻第一阶段”的胜利成果已基本丢失，八路军仓促退回根据地、处于十分被动的境地。骑兵团担任中路军的后卫，眼看着国民党第一、第五战区的部队陆续赶到河南，如果敌人这时趁势北上、联手打通平汉线，冀鲁豫根据地的局面将不堪设想。
就在这万分紧张的时候，国军突然停止前进了。先是41军（曾甦元部）和40军（马法五部）、38军（张耀明部）为争夺地盘打了起来，接着又是“杂牌军”和胡宗南的嫡系部队闹矛盾，并且一直就折腾到了10月份。
八路军真是喜出望外，立刻利用这宝贵时机调整部署。一面迅速攻克滑县、汤阴、长垣县城，消灭袭扰解放区腹地的敌伪军，巩固了根据地（这就是战史上所说的“冀鲁豫大反攻第二阶段”）；一面抓紧整编部队、健全指挥机构、积极做好应战准备。
10月中旬，等国军再沿着平汉线继续北进的时候，刘伯承司令员已经回来了、八路军已经调整好了、上党战役也已经结束了。于是“邯郸战役”爆发，结果是高树勋起义、马法五当俘虏、其他副军长参谋长师长之类的被抓了一大堆——晋冀鲁豫军区终于夺回了战略主动权。
（国民党军的这次内讧，可以说是国军送给共军的一份大礼。有关的事说来话长，以后另外挖坑吧）
九分区围攻滑县和长垣县城，刘大爷他们没有参加。大反攻的第二阶段，骑兵团先是在平汉线担任警戒任务，而后又奉命到淇县打击“官老抬”武装。
淇县位于华北平原和太行山区的交界处，历史上是个出绑匪的地方。45年，国民党一位姓张的县长不知做了什么“招安”工作，居然将各路匪帮纠合成一支不伦不类的队伍，当地人称“官老抬”。
“老抬”就是绑匪，即便是官办的也没有多少战斗力，动用正规八路军主力团打这些小土匪，简直就是“雷公劈豆腐”，大材小用。可没想到，军分区的张国华政委和王晓参谋长还亲自带队指挥作战，并且对敌情非常重视。
这伙“老抬”都是当地惯匪，打起来容易抓起来难，八路军成天撵得鸡飞狗跳，一时半会的效果也不明显，把首长们急得不行。黑马连在淇县打过游击，熟悉环境，张国华就经常带着一连行动。有一天，老百姓报告说什么地方有把“磨子枪”（因为重机枪能转着圈射击，所以当地老百姓就这么称呼这玩意），张政委急忙连夜率队出击，把人抓起来以后才知道，什么“磨子枪”，是盗墓探地用的洛阳铲。
几趟下来，骑兵们就有点犯嘀咕：“别人在打县城，我们却在这里对付蟊贼，真没意思”。
9月20号那天，冀鲁豫军区作战科长赵晓舟（61年少将，解放军海军航空兵创始人之一）和骑兵团的组织股长李选贤来到黑马连，拿着花名册挨个查对“三保险”，凡是和日伪有牵连、和地主有关系、在运动中被斗争过的都做上记号。
刘合根是立过战功的，名字也被划掉了。他为此郁闷得不行，几十年后还要找李选贤讨说法，组织股长的理由也很简单——就因为当时听见他哼酸曲：“秋天鬼子来扫荡，遇到小脚大姑娘，走一步扭一扭，走两步晃三晃……”。刘合根大呼冤枉，说这是反对缠足的歌，妇救会的人都在唱。李股长乐了：“反正我从来没听过，不知道！再说了，你一个大老爷们，没事唱妇女儿童的歌曲干什么，活该倒霉”。
战斗任务还没宣布、战斗人员就先减少五十多个，刘连长不干了：“我们一连的人个个靠得住，天大的难事，要上一起上，要不去都不去”。赵晓舟一拍桌子：“这是命令！懂不懂？再罗嗦把你捆起来”。大刘于是不罗嗦了。
精选出来的人都换了新枪，全团数得着的好马也都补充到了一连，甚至团领导的坐骑也牵来当备用马，刘连长顿时明白这趟任务非同寻常。要知道，调换新枪还好说，可要是叫骑兵们把自己的战马让出来，却是件了不得的大事啊。
淇门，是卫河与淇河的交汇处。
一千二百多年前，唐代诗人陈子昂曾经在这里写过一首《征东至淇门答宋十一参军之问》：“南星中大火，将子涉清淇。西林改微月，征旆空自持。碧潭去已远。瑶华折遗谁。若问辽阳戍。悠悠天际旗”——讲述了自己告别朋友、踏上征程时的心情。
时光转到1945年9月21日，九分区政委张国华、军区作战科长赵晓舟和骑兵团组织股长李选贤带领黑马连也来到这里，迎接参加延安七大归来、重返前线的共产党将领们。
下午四点左右，在渡口担任警戒任务的骑兵遇到了从太行山下来的护送部队前卫，领头的是个叫周泉的团政委。互相通报身份以后，张国华政委就跑去迎接首长了。
过了一会，大队人马到了，刘连长认出走在前面的有陈再道司令和杨得志司令，赶紧敬礼，结果这手一举到帽檐上，就再也放不下来了。陆续走近渡口的人群中有男有女、有穿军装的有穿便衣的、有单身一人也有带随从带警卫的。大刘既不认识也没人给他介绍，就趁着大家登船的时候乱猜测：象杨得志司令这样的首长只带一个警卫，那些跟着十个八个秘书参谋的该是啥样的领导？
过了卫河，太行部队就回去了，骑兵连接替警戒任务，到濮阳以后刘连长才知道，这些人群中包括：刘少奇、林彪、陈毅、罗荣桓、肖劲光、陈云、李富春、滕代远、林枫、邓华、李天佑……“老天，这要是出了半点差错，搭上我十个脑袋也赔不起呀！”。
那一天，有位领导在淇门渡口留下一首《如梦令》，正可以与陈子昂的诗句遥相唱和：
深沟 炮楼 铁卡
事实 嘲讽 笑话
日寇此封锁
怎挡我过如梭
寇贼今降
风展红旗如画
…………
从延安返回各战略区的七大代表很多，他们由太行军区护送过平汉铁路，再由冀鲁豫军区接到濮阳驻地休息，然后又安排护送到下一站。冀鲁豫军区这里由副参谋长潘焱担任总负责，接人的时候，先和太行军区约好联络点，有时候到淇门等候、有时候则需要深入到铁路以西接通关系，但无论如何都要保证代表们的安全。
冀鲁豫比太行山 “富裕”一些，七大代表来的时候行囊简单、随从寥寥，到了濮阳，军区就要给过路的领导配备警卫人员。那时候战士们的观念是“一切服从组织需要”，被选中的人没有二话，领一枝新驳壳枪、牵上马就去报到，指定跟谁就跟谁。骑兵一连就这么被调走了二十多个党团员骨干。
代表们还需要增配坐骑，马匹和走骡是从军区各部抽调来的，但也有领导愿意选择骑兵的战马。
在刘大爷印象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