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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穷光蛋，说走就能走，站着说话不腰痛……于是就更不肯挪窝了。
民兵连劝带吓唬，好不容易哄着群众离开家，刚出村口，就遇到民团打冷枪，两下一起哄，许多人又转身抱着坛坛罐罐返回去了。
整整一个上午，民兵一边和民团打来打去，一边把老百姓往外拖。村长喊：“乡亲们，鬼子要来了，留在村里危险呀”，地主就嚷：“别听他的，八路在外面打仗，出去就是送死啊”，而村民则关紧房门，提心吊胆、半信半疑，不知道该听谁的才好……
中午，鬼子来了。地主这才开始后悔，民团也赶紧往外跑，但已经晚了——除了少数跟随村委会转移进道沟的村民全部脱险以外，大部分群众未能及时撤离。仅在小渠村周围就有六百九十多人被杀害，遇难者中有无辜群众、有民兵，也包括了那些捣乱的地主和民团队员——这就是震惊华北的“小渠惨案”。
实事求是地说，九分区的这次反扫荡作战打得不好，根据地的人员和物资损失很大（指挥这次扫荡的铃木启久是抗战期间多起大屠杀事件的制造者，他45年被苏军俘虏，50年引渡到中国，56年判徒刑20年，59年获特赦）。
日军撤走之后，邵鸿基专员无理指责八路军“保护地方不力”，国民党县长王泰恭更是要求共产党交出滑县地方政权，各路顽军也不断挑衅县大队、民兵，给正在进行的减租减息土地改革造成了很大困难。
11月底骑兵团回到九分区，驻扎在长垣县，何冠三的六支队立刻就老实了，不打不闹不挪窝。
长垣南边有日军警备队和伪军一个团，他们也躲在据点里不出来，日伪军是想吸引八路去攻打据点，再由西南（封丘方向）的日本骑兵第四旅团来合围，八路军当然不肯上当；而八路想把敌人引出据点，鬼子也不愿意干，双方就这么对峙着。
44年底，冀鲁豫边区的面积比43年扩大了一倍，军区腹地的清丰、内黄、濮阳、范县、观城等10个完整县（包括县城）都已被八路军所控制。长垣县和滑县虽然属于敌、我、匪、顽争夺的地带，但这里是传统的“豫北粮仓”，农业基础好、粮食产量高，老百姓生活能得到保障，供养人马上千的骑兵部队也不成问题。
到这个时候，大家都知道日本鬼子快完蛋了，虽然不能确定战争什么时候结束，但很多人已经开始考虑今后的生活。一些政治觉悟高的还明白“革命的任务仍很艰巨”，可象刘大爷这样“扛枪打日本”的，则认为打完仗就可以回家了，于是， “找对象”就成了很现实的事情。
据刘大爷说，冀鲁豫八路军找对象结婚虽然也要经过组织批准，但并没有“二五八团”之类的明确规定。
以前，打游击环境艰苦，年轻女子一般也不愿意嫁给当兵的，特别是象八路这样又穷又玩命的干法，的确很难成为结婚的对象。可现在不同了，战争眼看要结束，冀南、豫北都建立了共产党的政权，八路军战士纪律严明、待人和气、打仗勇敢、做事勤快、不抽大烟不赌博没有坏习惯，怎么看怎么惹人喜欢。特别是骑兵团的年轻老八路们，功劳大名声响，背短枪挎长刀，来去一阵风，浑身上下透着精干和帅气，更是好女婿的不二人选。
当时，干部们找对象的不少，骑兵团的大刘排长当然也不例外，回到长垣驻地没多久，他也找到了自己的意中人。
年青人做事喜欢一窝蜂，找对象也是这样。
据刘大爷说，作为野战主力，骑兵团以往的集体生活比较单纯，很少有机会考虑个人问题，而在这个阶段出现这种情况，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进入“局部反攻”之后，根据地面积和军队规模不断扩大，地方人员大量补充进正规部队，有家室的干部战士增多、“家属探亲慰问”现象增多、部队的协同活动中有女性参与的情况也逐渐增多，这都给指战员们带来了心理上的“刺激”。特别是这次骑兵团南下，不仅仗打得轻松还长了见识，新四军的婚恋状况比老八路开放一些，女兵也比较多，这更给了大家很大“鼓励”。
另一方面，豫北经过42年、43年天灾人祸的磨难，44年终于风调雨顺、五谷丰收，再加上共产党实施的减租减息、合理负担措施更使得群众生活大为改善，于是，民间先前被耽误的婚嫁事宜纷纷提上了日程。当时当地，最好的小伙都在军队里、最好的军队是八路军、而老八路中最威风的莫过于挎刀跃马的骑兵团了，小姑娘大闺女眼热热地看着白马连红马连来去如风，自然也就给刘大爷们的“成家计划”提供了条件。
其实，之所以产生这么轻松的情绪还有个大背景。经过1944年的攻势作战，冀鲁豫边区主力部队逐渐地由分散的游击战转变为较大规模的运动战，不仅可以进行步炮协同的攻坚战，而且能够成建制的消灭敌军。经过一系列战役，抗日根据地已基本连成一片，原先的小块游击区已经扩展为20余万平方公里（含冀南区）的大根据地。八路军越战越强，日伪军则逐渐采取守势，鬼子兵也越来越差劲。44年10月的反扫荡，九分区虽然打得不理想，却也抓了二十七个日本俘虏，这在以前是很难办到的——缴枪投降的鬼子大多是刚入伍的补充兵，老的老小的小，年纪相差很大。老百姓因此高兴地奔走相告：日本快没人了，鬼子快完蛋了，胜利就要来到了。
鬼子什么时候完蛋？谁也说不准。但战争进行了这么多年，最困难的时候已经过去，人们都有松了一口气的感觉，觉得自己一定能活下去了。至于胜利以后会怎么样？大家也不清楚，只是相信，赶走了鬼子就能过太平日子了！于是，就开始考虑今后的生活。
那段时间，骑兵团干部“找对象”的人不少，只是有的承认有的不承认。其实承不承认没关系，别人也看得出来。骑兵们平时经常要夹着草料、半跪在地上铡马草，所以军服的胳膊肘和膝盖部位总是很容易磨破，以前都是男子汉自己粗针大线缝几下了事，现在，如果发现谁身上的补丁突然变得“美观”起来，此人的婚姻大事多半就有谱了。
刘大爷也找了对象，确切地说，是有了个未婚妻。
四连二排的驻地在长垣县赵村，马厩设在村口的玉皇庙，当时庙里面还住着个年青妇女和她的孩子。这女子是本村人，出嫁好些年都没有生养，后来不知怎的就跟人私奔了，44年冬天，她突然抱着个婴儿回到家乡。婆家气恼地把媳妇赶了出去，娘家碍于脸面也不肯接纳女儿，结果弄得她只好在这破庙里安身。
出了这种事，连妇救会都没法帮她，八路军就更不好插手了。好在这女子时常帮骑兵照料战马，刘排长也就因此接济她一点粮食。
落难女子称自己孩子的亲爹为“先生”，可她也弄不清那位先生到底是干什么的。
有一天，刘大爷正在铡马草，那女子在旁边有一搭没一搭的帮忙，突然问道：“排长，你们的毛主席是哪国人啊？”
“毛主席？中国人呀”。
“嘻嘻，别蒙人了，我在先生那里见过相片的，全是大胡子。老毛子主席怎么会是中国人”。
刘大爷愣了好一阵才反应过来，她是把马恩列斯的画像当成毛主席了——天啊，莫非这女子的“先生”也是搞马列主义的？刘排长顿时吓得没敢再接嘴……
这女子对大刘印象不错，她有个妹妹（老实说，马甲我不知道她的名字）经常到庙里来，姐妹俩就经常因为八路军排长而嘀嘀咕咕。终于有一天，当姐姐的跑来替妹妹做媒，大刘考虑了一下就答应了。
据刘大爷说，妹妹模样长得俊俏，但他之所以答应这门婚事，主要还是因为她干净清爽、能吃苦很勤快。老刘家是开豆腐店的，刘排长当时的人生理想是战争结束之后回家继续卖豆腐。干豆腐买卖，总是夜里推磨白天赶集还得抽空选豆子，没个休息的时候，不爱干净不勤快不能吃苦是不行的。通过观察，刘大爷认定这位妹妹具备当豆腐店老板娘的潜质，于是决心和她携手，共同发展家传的食品加工事业。
婚事定下了之后，刘排长的马鞍子有了新布垫，军服上的补丁自然也美观起来了，战友们很高兴，女方家里也很满意。老丈人家里原本为大女儿的事情感觉挺丢脸的，现在小女儿嫁了个八路帅小伙，不仅面子找回来了，还可以有一亩半地免纳公粮（军属待遇）。
更为得意的是，“预备女婿”居然送给老丈人一套呢子将官服！
八路军穿的是国军军服，但自从39年“整风”和“肃托”运动以后，就再没有干部敢穿军官服了。冬天开大会的时候，穿呢子将官服的勤务员递开水、穿灰布士兵棉袄的首长做报告，是当时一道独特有趣的风景。
在插花楼消灭时锡九纵队以后，刘大爷去七团帮忙操办庆功宴。他们的总务处长喝高了，大概觉得骑兵坐在马上大冷天被小风吹得凉嗖嗖，十分可怜，于是就把刚缴获的时锡九的呢子礼服送给了“骑兵团的炊事员”。人家时锡九司令可是国军的少将，这套军服刘排长穿上也不合适，于是又转手送给了未来的老丈人。
乡下老头突然得到这么一套行头，兴奋得不得了，每天打扮齐整在村里逛来逛去，见了村长都爱理不理的，一副大干部的模样。
那段时间，一排长高奎先也经常找刘大爷商量“成家计划”。
高奎先是河北安平人，42年反扫荡时从马上摔下来，落下了个外伤性癫痫的病根。南下作战前，他的癫痫病又犯了，部队考虑到他的身体难以适应长途驰援的要求，就把他留在湖西休养。高排长住在个村干部家里，骑兵团南下“旅游”一个多月，他就利用这段时间和房东家闺女沟通交流起来，等骑兵团班师凯旋，他也随即归队、跨上战马就走。谁知道，部队刚到长垣不久，人家大姑娘就追到驻地来了，声称非要参军不可，骑兵团这时候还没有女兵，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