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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了，“土八路”在后面欢呼却不及时跟进，结果遇到敌人反冲锋，大家又都被打回来，白辛苦一场。
再比如，不打招呼就自动转移、放弃阵地。“老八路”打仗，发现有利地形一定会抢先抢占着以防万一，没有命令不会放弃。可“土八路”游击惯了，不喜欢守窝，哪里热闹就往哪里跑，想冲就冲、想撤就撤，也不打个招呼。44年双村营战斗中，南面的朱照村本来有二十一团的部队防守，那个连是新编进的地方部队，看见主战场上情形惨烈，觉得自己没事干不合适，就自动转移阵地参战。结果，敌人援军乘机跑到朱照村的西楼上架起几挺机枪，骑兵团负责断后的四连毫无准备，顿时被打得趴在沟里动弹不了，阵地上仅剩下十四个人。幸亏况玉纯团长派三连拼死冲击小西楼，四连才趁乱把重伤昏迷的连长李树茂抬了下来。
一般，运动战采取横宽队形、阵地战采取纵深队形，必须有秩序有组织，严格遵守战斗分界线，才能够有利于战场观察判断、实现配合夹击。“土八路”单独守一个阵地还行，可就是对分界线什么的蛮不在乎。在滑县焦虎集，鬼子炮弹把柴草打着了，引起好大的烟雾，有人打了几个喷嚏，地方部队就嚷嚷“鬼子放毒气”了，一会上风口一会下风口地躲，带动着民兵也瞎跑，冲乱了友邻阵地。
还有一次，打伪四十六师师部，骑兵团忙活了一晚上，好不容易进入了预设阵地。敌人的尖兵刚靠近，却不知道从哪里钻出来几个昆张支队的战士，劈啪打了几枪就扬长而去，杜淑的兵立刻就往据点里缩。骑兵的伏击部队和迂回包抄部队都来不及动作，紧赶狂追才截住了两辆大车，其中一辆满载着雨衣、另一辆运着两台抽水机。况玉纯气急了，派人把大车和物资都给昆张支队送去，当作给他们的战利品。吴忠支队长被臊得受不了，就找到那几个越界捣乱的冒失鬼，罚他们在操场上站着，穿着雨衣晒太阳。
其实，索庄战斗中，大鹏在小索庄抓的那九十多个俘虏也是越界收获，应该归二十一团的战果才对。当时大鹏不懂这个，人家二十一团看他是个小孩也没计较，反而帮着他送到大索庄这边来了。曾玉良团长知道了情况赶紧又把人和枪都还回去，于是二十一团那边又替大鹏请了个功。这就是“老八路”的做派，多少讲究点面子，要是换了“土八路”就不管这些了。
“咱是老资格部队嘛，轻易不越界。即使越界也是看你有困难了主动帮助你，那些看见小便宜就往上抢的，都是土八路、新部队，没见过世面”。
当然，部队的性格也是会变的，比如昆张支队，虽然现在形象不咋地，可到了解放战争，人家五十八团成了王牌。吴忠团长绷起老部队的“派头”来，那场面也是十分的热烈哦……这事以后再说。
说起来，“土八路”作战的勇敢精神一点也不比“老八路”差。政治思想工作做得很好，战士觉悟高、立功的愿望迫切，一听到冲锋号令就嗷嗷叫，挺着身子往前跑，比老部队的动作还要快。
有个现象（不一定有代表性），老八路冲锋时，起先也都是干部们带头上，可跑了一阵，在前面的多半就都是战士了。这是因为干部要观察环境进行指挥、老兵们遇到情况会本能地做躲避保护动作，都会改变冲击速度，而越是新兵越是要一根筋地往上冲。新兵不会借助地形掩护，你还不能随便喊他，万一提醒得时机不对，他就站在那里了，反而更容易死。
按刘大爷的说法，一支部队能不能打，关键看班、排、连三级干部的水平。地方团队的经验不足，基层干部控制能力弱一些，就只能更多地发挥“示范作用”。冲锋前，先指定一个目标，跑到位置就算完成任务。冲锋号一响，干部们举着手榴弹跑在最前头，腰都不弯一下，给后面跟着的战士当榜样。这样一来，部队的作风硬朗了，但基层指挥员的伤亡也特别大。二十一团在双村营战斗前刚分配来十个抗大学生，结果一仗下来就只剩一个了，牺牲的人连背包都还没来得及打开。
追击的时候，老八路都尽量采取平行追击或捷径超越追击，因为这样既可以实施火力压制，也不容易遭到后卫阻击。可“土八路”偏喜欢尾随追击，在宽阔的平原上撵着敌人屁股到处赶，遇到阻击不在乎，甚至几个人追到敌人人群中去了也不害怕，勇敢极了。为什么这样？主要原因是尾随追击更容易缴获战利品。一路追一路拣“洋落”，越追兴趣越大。上级虽然多次指出单纯使用尾追战术，动作迟缓，总体上不利于战局，但有些部队就是不愿意改（现在想起来，后来那些所谓“两头冒尖”的部队，其实也就是沿袭了土八路的习惯）。
在山东魏楼黄河大堤打击侯镜如九十二军，骑兵们打扫战场时拣到一付机枪架子，却总找不到其它部件，正觉得奇怪，万怀臣说：“不用问，肯定是地方部队干的事”。把枪架子送过去，果然，是他们的两个战士发现了一挺高平两用机枪，自己搬不动，又不愿意别人拿走，就把枪拆散，光把枪管子扛上接着追，别的就不要了。结果，导致这把枪的零件始终也找不齐，最后还是没法用。
战场撤退的时候，老八路能熟练使用行进交替掩护或者后卫阻击掩护战术，象骑兵团这样的机动部队，事先通知好大集合地点和小集合地点，一般都能顺利地撤下来。而地方部队在不利情况下撤退，就不大注意相互掩护，比较容易分散，因此经常需要设置撤退拦阻线。
43年9月，五分区司令员朱程在山东曹县与扫荡的日伪军遭遇。其实，开始的时候敌人兵力并不多，而跟随朱程行动的除了军分区直属机关，还有民一团5个连以及一个骑兵连，如果不慌乱应该能够撤得下来。可是，朱程司令员率领后卫进行阻击，先撤出来的连队却不懂得交替掩护，一个劲地跑，结果就散了，甚至骑兵连突围后也不作逆袭干扰，人马全部跑乱。朱程的战马被打倒，眼镜也碎了，行动不便，被闻讯赶来的日军快速部队堵在王厂村。民一团的政委魏明伦和朱司令员一起，守住一个土围子，苦战八个小时，没能支撑到天黑就牺牲了。
当时，骑兵团受命赶到战场附近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先收容到一些散兵，然后就到处去接应朱程司令员，第二天才知道他已经阵亡了。朱程司令的日语很好，八路军和日军作战时，常听见他向日本人喊话，有时四分区缴获了日军的文件，也送去给他看。朱程是山东最早组织民军的抗日领袖之一，声望很高，他的牺牲，对当时的冀鲁豫抗日战场、特别是对鲁西方面的震动很大。七分区政委赵基梅接任五分区司令以后，总结经验教训，立刻着手提高部队军事素质，并要求主力部队加大对五分区的支援。
冀鲁豫部队军事素质的真正提高，是在46年大练兵以后。
举个例子：经过整个抗日战争，刘大爷都当上连长了，还弄不清参谋长到底是干什么的。依照他的观察，平时行军吧，参谋长管着大行李，而军旗是跟大行李队在一起的，这参谋长就象是个掌旗官；打仗的时候，团长政委都跑前面去了，指挥部里留一个人，这参谋长又象是个守电话的；晚上，别的领导都休息了，参谋长四下里检查警戒情况，却正象是个放游动哨的。
主力部队好歹还有个参谋长，“土八路”部队里有许多根本就没有参谋长这个职位。经过46年大练兵，大家才知道参谋长需要操心的事情也挺多的，这才又有了“副参谋长”。人民军队的正规化建设，就是这么一点点发展起来的。
转眼到了44年的5月，骑兵团从浚县移营到滑县，部队分散驻扎开展“整风运动”，批判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二连住在高平集。
这时候，杨得志司令员带部队去延安保卫毛主席了，冀南和冀鲁豫军区合并，成立新的冀鲁豫军区。黄敬任政委、宋任穷任司令员，杨勇和王宏坤任副司令员，原四分区也改称为第九军分区。杨勇副司令员对骑兵团挺重视的，他不仅来看望大家，还让供给部用钢轨打造了400多把新马刀，全是日本样式，刀鞘是傅家选部长亲自设计的，既合用又美观，战士们高兴极了。
5月20号的白天，骑兵团各连的机枪都被抽调走，去协助二十一团清除双村营据点。
当时，日军正集中主力，进行旨在“打通大陆交通线”的豫中会战，郑州、许昌已被敌人攻占，到处都在传言蒋鼎文跑了，洛阳也要陷落了……这期间，原本驻扎在汤阴的伪孙殿英部也配合日寇的行动，突然窜入浚县和滑县，其前锋暂八师的一个营进入了双村营，着手把民房改建成据点。九分区张国华政委（司令员赵承金去延安了）决心趁敌人立足未稳，消灭掉这股先头部队。据情报说，这时孙殿英的其他部队都远在浚县，由扩编后的二十一团完成战斗任务应该问题不大。
刘大爷记得那天晚上，他正结合整风运动的体会写检查，到点了还没睡。
前些日子，骑兵团在浚县黄辛庄打援，消灭了日军40多人。战斗结束后部队回营，刘大爷带着二排作为前卫，搜索前进。转过一片青纱帐，迎面遇到十来个伪军，于是发生了遭遇战。二排的尖兵在战斗中牺牲了，而伪军们都被骑兵砍翻，就在这时，刘大爷看见前面有个胖子正拼命往村子里跑，他策马就追。
追了一阵赶上了，八路问：“你是什么人？为什么要跑？”
那胖子跑得上气不接下气，说不出话来，一会点头一会摇头的。
看见胖子挎了一个包，担心里面有武器，让他交出来。说了两遍没反应，刘排长就伸手去拽。那胖子也不知吃错了什么药，抓住挎包带子一挣，反倒把骑马的人扯到了地上。当着部下的面，刘排长的脸丢大了，情急之下，挥起马刀就把胖子的胳膊砍断了。
事后一查，挎包里装的是钱和帐本，这胖子也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