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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路人都看不见，大家于是越发敏感起来。领导们也觉得气氛不对，一个劲地鼓动打气，可效果不大。
到最后，大家都是阴沉着脸赶路。
所谓“沙区”，是指内黄、濮阳、滑县之间的黄河故道一带。43年，这里早已没有了滔滔河水，四周只剩下些大大小小的沙丘。领导们说，骑兵团的代耕地在内黄县，那里原来是群众基础较好的根据地，并且盛产花生和大枣。可是，一路上，战士们只觉得人烟稀少，看不到有什么粮食作物。
经过几天的行军，部队到达了沙区中心的井店集，发现这里也是冷冷清清，毫无生气。以往，八路军到老根据地，路口总有男女老少迎接，热情地张罗着安排住宿，可这次，等了好久，才出来一个人，病歪歪的，虚弱得有气无力。曾团长和况政委一面和他交谈，一面安排干部们分组进村探访百姓。
进了村，发现四处房屋破败，大门半掩，十室九空。有的院子里停着尸体没人管，即使有活人的屋里，也只剩下个把老人，灶里的火早熄灭了，人饿得皮包骨头，奄奄一息。还有间房子里，床上躺着饿死的母亲，怀里还抱着死去的婴儿……幸存的百姓看见八路军队伍来了，象见了大救星，泪留满面、不停地作揖，却哭不出声音，要隔上好一阵才能出声说话。
村里的惨状，让久经沙场的战士们都禁不住捂住了眼睛，大家回到村口集合，汇报情况，很多人都哭了。
原来，就在去年，日军独立第一混成旅团在汉奸地主孙步月的配合下，对沙区进行了6天的大扫荡，为制造“无人区”，敌人施行了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进行残酷的大屠杀，无论男女老幼，只要遇上，无一幸免。仅在南张堡等十五个村子，就有1872人被害，有的人家因此绝户；杨固村有7口水井，其中6口填满了被害的群众。
汉奸孙步月，是鲁西豫北一带的大地主，挂过“千顷牌”。他不仅帮着鬼子杀戮抢劫，还把沙区的枣树都砍了，有的木料拉走，其它的就放火烧掉，试图断绝群众的生活来源，逼迫人们搬走。汉奸的手段和鬼子一样的毒辣、一样的疯狂，以至于灾区的好多百姓听见孙步月的名字就发抖。
自然灾害和敌人的抢劫使得当地粮食断绝，大屠杀又使得许多村落成为了废墟。大批群众被迫外出逃荒，留下的老人和孩子身体虚弱，大多冻饿而死，昔日的乡村，如今到处是残垣断壁，土地荒芜、人烟稀少，如果再不及时把春耕春播搞好，沙区的一些地方也许就真的要变成了“无人区”了。
日军的罪证是最有力的反面教材，惨不忍睹的的现状胜过了十次思想教育报告。骑兵团战士们的拳头捏紧了，握枪握刀的手捏紧了，满腔的激愤化成了无穷的力量，也化成了战天斗地的实际行动。所有的人，原先软弱的想法消失了、埋怨的情绪消失了、动摇的思想消失了，大家都明白，如果不坚强地战斗下去，就会当亡国奴，就会有沙区百姓一样的悲剧再重演。
《铁骑报》连续发出了动员号召，曾玉良团长说的是“洒尽全身血，还有硬骨头，拼死和日寇干到底”，况玉纯政委提出“变沙区为绿色原野”。有个新战士，外号叫“皮皮”的，提了个口号，还被政治处写在了墙上——打仗勇敢杀日寇，生产勤劳救群众！
部队分散到各代耕点，首先打扫卫生、掩埋尸体，再分发粮食、修理房屋，帮助老百姓重建家园。八路军的军粮也很紧张，支援群众以后，自己就挖野菜、吃树皮。由于先前敌人把死人塞到井里，上面压上磨盘，使得生活用水遭到破坏，所以吃水饮马也都要另建设施……这么忙碌了五六天，才开始耕种。
团里规定，每人每天至少耕种一亩地，但干部和党员都纷纷给自己加任务，政治处也开展了“看谁耕地多，看谁贡献大”的竞赛活动。刘大爷原先在家里时并没有怎么种过地，团里象他这样的战士也不少，可大家都咬紧牙关、勒紧腰带拼命干活。每天，各班留一人准备饭食（挖野菜），其他的人则牵马下地，早出晚归，抢种粮食。为了保护战马，人和马一起拉犁；那些有战伤的干部战士，自动结成小组，互相鼓励。每个人手上都打起了大血泡，每天都有同志因饥饿劳累，晕倒在地里，但谁都没有怨言，依然你追我赶地进行生产。三连指导员赵有金每天能耕二亩地，被评为模范；团长曾玉良天黑了还在地里忙活，被称为“铁汉”，成为大家学习的榜样。
经过了二十天的劳动，沙区的耕地补种上了粮食。与此同时，地方政权组织也重新建立起来，当地群众得到了救济，体力有所恢复，村庄也又呈现出了生气。骑兵团告别了沙区群众，又接到命令，星夜赶往鲁豫交界处的莘县，支援八旅完成生产任务。
在莘县，八旅的旅长李聚奎和政委肖永智指定了任务。骑兵们到了代耕地以后发现，这里和沙区一样，也是“无人区”。赤地一片，满目凄凉，部队住进房子，先要清除杂草和灰尘，还要清理床边屋角无人掩埋的尸骨残骸。耕种开始没多久，有人病倒了，一检查，才发现是霍乱。团领导立即报告上级，八旅旅部闻讯也吓了一跳，赶紧设置疫情观察哨，还送来了一大批烧酒，派人到处喷洒。同时，也通过当地土顽齐子修的关系，去济南搞防疫药。
当时，从敌占区弄药品一般都很困难，惟独治瘟疫的药是例外，不仅不会受到查收、限制，还免费。那一次，防疫药品运来的时候，竟然还跟来了俩日本医生！刘大爷说，当时大家都恨透了日本人，而这两个医务人员敢跑到“无人区”来，胆子真够大的。他们好象是姐弟俩，弟弟是大夫，叫都筑敦，姐姐是护士，叫什么不清楚，俩人都懂中国话，但很少说什么，只是忙着打防疫针、给人看病，还到处消毒，等疫情缓解以后就走了。
当初，马甲我曾经表扬这姐弟俩是“日本白求恩”，刘大爷不同意，他认为白求恩是国际主义，而这俩人只是人道主义，差远了。
莘县的代耕任务完成后，骑兵团立即回到冀鲁豫四分区归建。这时，春耕时节已过，八路军要打仗了。
春耕生产结束以后，骑兵团回到昆吾，向四分区报到。这时候，部队的番号虽然还是叫“129师骑兵团”，但事实上已是属于冀鲁豫军区四分区领导下的一支机动兵力。
四分区的主要活动区域是东明县、长垣县、濮阳县和滑县一带，这里，除了一部分日军以外，在濮阳驻守着伪军孙良诚部、东明有伪赵云祥部、长垣则是顽军邵鸿基。以前，四分区的武装力量比较弱，不仅分区机关所在地总是需要转移，对敌作战也只能是采取游击策略。二十一团和骑兵团来了以后，机关住所稳定了，可军事上还是习惯于“小打小闹”，经常是把正规部队分散了去搞偷袭。刘大爷他们刚到分区时，曾经组成手枪队，化装到东明县的临濮集，随随便便就击毙了十几个前去赶集的赵云祥部军官。分区领导因为这个战果高兴得不得了，可骑兵们私下里却觉得动作太小，没意思。
当初，张国华政委之所以敢拍胸脯，保证能够负担骑兵团的供给。一方面是因为四分区的一些区域靠近黄河，受旱灾影响不严重；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这里的游击区正在逐渐扩大，新建立的地方政权有征粮的余地。
43年春节，长垣县成立了抗日民主政府，可是，由于敌顽的骚扰，县政府花费了好多功夫，一直进不去。一天，曾玉良和况玉纯到军分区去找张国华政委商量事情，正巧遇到长垣县委的一帮人在他那里抹眼泪告状（张政委兼任地委书记，也管地方上的事情），原来，他们又被邵鸿基赶出来了，除了两位女同志，其余的都挨了顿板子，屁股都被打肿了。曾团长见状很气愤，立刻就提出申请，要求出兵保护县政府。
第二天，分区下达命令，派二十一团和骑兵团“到滨河地区侦察敌伪作战意图”。当时，战士们都很奇怪：派两个主力团到滨河一线去，到底要侦察什么情况？曾团长笑了笑，私底下对干部们说：估计，这次侦察的目的，就是找机会教训一下邵鸿基。
二十一团那边也是心照不宣，两个团不约而同，径自就开到了长垣县，转悠着，等邵鸿基出来。
说起这个邵鸿基，是个很复杂的人物。他是个旧官僚，从北洋政府时就当县长，可是不贪污也不坐轿子，骑个毛驴到处跑；他受过新教育，却又是旧做派，喜欢升堂判案，还有跟班举着棍子板子，旁边还放着虎头铡；他是文人，偏又乐意弄武，军事本领不怎么样，早年被“红枪会”抓住打了一顿，从此就佩服上了江湖好汉，他的部队都是会道门底子，什么“赵元帅”、“丰县虎”、“沛县狼”是他的几员大将。他则自诩儒将，仿佛宋公之明、诸葛之亮；他坚持抗日，拥护老蒋，却又同情理解汪精卫，使劲地帮伪军辩护，说什么“曲线救国也是有道理的”；他在前些年和共产党合作过，还当过边区政府的专员，可后来又极力反共，凡是八路军的主张他都要唱反调，写文章说“共产党的那一套我都懂，我都有办法对付”，因此，他被敌人吹捧为“反共专家”。
严格地说，邵鸿基并没有以武装与八路军摩擦，但他就是不让共产党政权进入他的地盘。他说自己是正宗官老爷，八路军是流寇，可地方上的老百姓偏偏也就相信了那一套，对他敬畏有加。不打掉邵鸿基，抗日民主政权真没办法在长垣县立足。
过了些天，有消息说邵鸿基部一千四百多人要出动了，曾团长马上派人通知二十一团，常仲连团长和参谋长魏文建都来了，商量以后都说要打。于是曾玉良动员部队，说顽军邵鸿基侵犯我根据地，要到大小索庄抢粮食，反动气焰十分嚣张，“我们不打则已，打就要狠狠把他打痛了”。干部们听了直乐，三四月份，青黄不接的，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