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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路军没人贪污（私拿五斤小米就枪毙，谁敢贪污），确实是没有粮食。
骑兵团更加困难，人饿肚子还可以勉强顶着，可战马没东西吃，做什么思想工作也没用，塌背、拐腿、患软骨病，病倒了一大批。战士们成天守在马跟前，眼睁睁地看着它蔫下去。
好容易开春了，粮食虽然没有，但杨树、榆树长出了嫩叶，地里也长出了新草，骑兵们于是就牵马出去放牧，同时自己也挖野菜充饥。可是，这时，老百姓也把树叶当成了主要的食粮，各种无毒的野菜、树叶、地果都拿来当饭吃。几天以后，军区政治部特意为此下了文件：部队单位不能在村庄附近采摘树叶和野菜，要留给群众。战士们服从了命令，但心里却难过极了，“当兵打仗，到了这个地步，要和群众抢野菜吃……”。于是，当天就有人开了小差。
最严重的的是一连的胡彦明排。他那个排补充兵多，彼此不大了解。有一天出去找食物，走了十好几里地，旷野里遍是挖取野菜的男女老幼，硬是没寻到符合上级规定的采摘场地，胡彦明缺乏经验，就把人员分散了。结果，白天出去二十六个，晚上回来十三个，正好跑了一半。胡排长急得满嘴是泡，找了两天也没把人找回来。要说，骑兵开小差的确是不好找，一是因为单独行动时象通讯员，不容易引起怀疑；二是骑马跑得快，你上哪里追去。
骑兵团正在开会教育防止开小差，上面突然又来了命令，说是杨得志司令员恢复组建冀鲁豫支队，要从骑兵团抽调七十匹马。一开始，军区来的干部也太随意了点，他们直接下连队去号马，看见合意的就系上条布带子，准备过后拉走。战士们顿时不干了，有的人拎着马刀坐在马槽里，谁拉他的战马就和谁拼命。四连更是炸了营，韩永正烈士的“猛子”也被做了记号，这下，连李树茂都不愿意了，差点没和人家打起来。团领导一边稳住大家的情绪，一边去和上级商议，最后决定马匹由团里自己选送，军区不插手。于是，骑兵团重新编成四个连和一个徒步大队，刘大爷的战马也就是这时候被调走了。（可是，过了些时候，杨司令带着部队去延安了，那批马匹也跟着去保卫党中央。骑兵团战士立刻又后悔了，后悔先前没有把最好的战马都送上去保卫毛主席。刘大爷的坐骑去了延安，他因此十分得意）。
刘大爷回部队的头两天，二连又出了事。本来，骑兵喂马时，各匹马的缰绳拴的长短应该要一致，因为缰绳拴得长，马的活动范围大，抢吃的食料多；反之，拴得短的就吃亏了。晚上喂料的时候，有个战士偷偷把自己战马的缰绳放长，被别人发现了。这要在平常，最多也就是拌嘴吵架的事，可这段时间人们火气太大，结果竟发展到动刀杀人，出大事了。
保卫部特派员来了，一经调查，他认为骑兵团成分复杂。的确，当时在华北，马匹是个贵重牲口，一般贫穷老百姓平时接触马匹的机会很少。因此，除了那些老红军，一般战士当兵前有乘骑基础的，都有些跑江湖的阅历，部队的战斗骨干也有不少是富裕户子弟出身，或者，起码象刘大爷这样，在外面跑过腿当过伙计，社会关系复杂。特派员觉得问题严重，立刻就调了一帮干事过来，开展政治审查、防奸除奸，一时间，弄得全团上下人心惶惶。
刘大爷这个新排长上任，首要任务就是防止叛逃。晚上，各班长睡觉都把铺位安在门口，房门用绳子拴着，另一头系在自己手上。连排长一天要查几次人数，出任务时更是紧张得眼都不眨一下。有个战士偷偷来找老刘，说“你让我走吧，我不带枪、不骑马，保证不去当汉奸。我回家吃几顿饱饭就回来接着打鬼子”。刘排长回答“你讲的这些我都相信，可是如果你敢逃跑，我一样开枪打你……”。
就在这紧张的气氛中，又传来了一个很让人沮丧的消息：120师的骑兵团在大青山解散了，129师骑兵团也要下马改成步兵！这个消息是确切的，因为，上级有人认为，骑兵消耗太大了，养不起。
的确，养骑兵困难，算一笔帐就知道：当时，八路军士兵的口粮已经降到每天六两杂粮，其中，留一两作为应急储备、拿出二两支援群众，实际上只剩下三两左右；而由于没有草料补充，战马的豆料降到每天三斤就不能再减了。这样一来，一匹马的消耗几乎是一个战士的十倍。解散一个骑兵团，可以多供应四五个步兵团。
还有个消息说，骑兵解散后，大部分战马都将被宰杀。这更让部队军心大乱。团领导没办法向下做工作，只好去找上级提意见，说明“骑兵团从红军时期保留到现在不容易；再说，把马匹都杀了也没有多少肉，解决不了大问题”。战士们也提出：“如果嫌骑兵消耗大，我们宁愿到敌占区去活动。到那里战马可以吃草，我们也能和鬼子拼一下”。七七八八的意见反映上去，上级领导也犹豫了，正式文件就拖着没有通知下来。
过了些天，冀鲁豫四分区的张国华政委突然跑到骑兵团来，笑嘻嘻地东看西看。原来，上次骑兵团派人配合四分区到河南卫辉抢粮，虽然没成功，但骑兵的作用给张国华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回听说骑兵团面临解散，他就提出意见，认为：其他根据地都有山地作为战略依托，只有冀南和冀鲁豫完全是平原，在这样的地形开展游击作战，保留骑兵作为机动兵力是必要的。张国华还保证，四分区有办法解决骑兵的供给，如果别人觉得难办，他们要！
上级经过协商考虑，同意将129师骑兵团从冀南调到冀鲁豫军区，由四分区领导。当时，四分区的正规部队只有一个二十一团（也是趁灾荒缺粮刚要去的），现在又白拣了一个红军底子的主力团，张政委能不高兴么？
骑兵们也很高兴，能保住部队、保住战马，大家都松了口气。骑兵团长期在冀南征战，现在要到河南去了，战士们也感到新奇和兴奋。
部队到了范县（冀鲁豫军区所在地），区党委书记黄敬和四分区司令员赵承金来看望大家，在干部大会上传达了一个新任务：到沙区去帮老百姓种地。原来，因为旱灾，老百姓大部分逃荒去了，地没人种。为了不耽误春耕，军区、行署和区党委机关都要派人去参加生产救灾。黄敬书记是个很开朗的人，他告诉干部们“你们执行任务之前，要做好战士的思想工作，犁地可能要伤战马。我在冀中工作时是有体会的，伤了马战士们可想不通了，哭鼻子，难办啊难办”。况玉纯政委当即表示“豁上一个连的马也要完成生产任务”。当时，其他人都没接嘴，黄敬书记见状也挺明白，笑笑说“任务要完成，也要做思想工作”。
思想工作是在加强党的组织生活和政治教育基础上进行的。主要是反对盲目的单纯依赖上级的错误情绪；同时，号召全体同志爱护病号，爱护身体，爱护马匹，加强生活管理，宣扬先进单位，增强官兵团结，克服认为参加生产是“额外负担”的思想。另外，犁地伤害战马是不可避免的，但曾玉良团长和边乔参谋组织大家想办法，争取把损失降到最低点。
部队出发前，发了几大车粮食。马匹和人的伙食一样，全是黑豆。黑豆这东西，虽说是杂粮，也比不了小米，甚至不如山药蛋和荞麦面。它一般是用来喂牲口的，即使最穷的人家，也不会拿它当正经粮食。刘大爷当兵前，家里是开豆腐坊的，见到的豆子多了，可说什么也不会想到要吃黑豆。这玩意炒着吃，又苦又涩，难以下咽；下锅一煮，出来的是黑红色的稀汤，气味难闻，本来饿得很，闻到那味道，还是猛翻胃，简直吞不下去。
刘大爷参加革命后，从没有当过逃兵，可确实，有两次动过开小差的念头。
第一次是当兵不到一年的时候。当初刚参加八路军时，还谈不上有多少革命觉悟，更多的只是受到干抗日工作的荣誉的吸引，觉得光荣。再加上和伙伴们一起，跟着队伍走，有人管吃住，既不受长辈的约束，也没有掌柜的催着干活，扛枪骑马，十分痛快。可时间长了，新鲜劲一过，就有些想家了。有一天在村口站岗，看见个六岁大的孩子哭哭啼啼地回家。那孩子大概是到哪里捉鱼，掉到水里了，衣服破了个口子、浑身满是泥汤，他妈妈拎着个小棍跟在后头，走几步敲一下，那孩子咧着嘴大哭，被敲一下走几步，再敲一下又走几步……刘大爷开始的时候看着笑，可看着看着就突然想起自己妈妈了，想家得不行，于是把步枪挂在了树上，准备开溜走，可最后，还是没有动身。
再一次，就是这次去沙区的路上。当时，刘大爷作为收容后卫，远离大部队有十多二十里，慢腾腾地走着。这时候，路边岔道上过来两个生意人，边走边开心地说着话，年纪大的那人带个礼帽，年轻的头上包着白毛巾、穿着小褂，一看就知道是河北老乡。俩人干净整洁，见人就热情地打招呼，很有礼貌。这让刘大爷一下子就想起了自己在石家庄饭馆里当伙计时的情景。“如果不当兵，现在自己也在跑买卖了吧，也许成家了吧……”这么想着，就动了开小差的念头。可这次也只是痛苦地想了想，没有行动。
为什么没有行动？是因为看见了老百姓。“群众热情地冲着我们笑，打招呼、问好，他们那么尊敬军队、相信八路军，怎么还好意思去当逃兵呢”。
虽然如此，但到沙区去的路越走越穷困荒凉，部队的情绪也越来越低落。以往行军的目的是去打仗，对周围景致并不在意，可这次是去搞生产，战士们对地理条件就比较关心，走着走着，四边逐渐全是荒地了，连路人都看不见，大家于是越发敏感起来。领导们也觉得气氛不对，一个劲地鼓动打气，可效果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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