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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也不行啊，放眼四周，个个饿得眼发蓝，打地主？地主家也没余粮呀。
人饿久了就发傻。出太阳的时候，士兵和老百姓都在场院里坐着，你看我我看你，木木呆呆的。况玉纯政委觉得这样下去不行，得给部队找点事情做，还不能费体力。政治处李庭桂主任想了个主意，学文化！把战士们按水平高低分成好些班，有的念报纸，有的认生字。刘大爷算是有学问的，还作为老师，被派去给“文化班”（就是扫盲班）上课，识字课本是李主任编的，第一课是——老大爷老大娘大哥 大嫂 小弟弟 小妹妹 我们是人民的八路军。
这认生字的确难倒了不少人，可战士都很认真。上课时借老乡的门板当黑板，下课后把门板还了，大伙就到人家门口蹲着，偏着脑袋看字迹，拿木棍在地上学着划。房东老大娘乐了，说“八路军给咱家派了好些个歪脖子门神”，二连的刘长生，一边刷马一边用手指头在马身上写字，写到一半忘记了，于是他的手就这么举着，冲着马屁股发呆，大家看见了都笑，说这小子魔怔了。
上了几节课以后，刘大爷就被抽调到军区学习班去了，这次不是去学文化，而是参加军事培训。各部队的操练停顿了，可战斗骨干的素质提高却不能放松，为此，军区抽调了部分战士进行轮训，学习班学员的伙食定量比教员和军区首长还要高，不饿肚子，每天训练。主要是提高射击、刺杀、爆破和工兵作业技术，也学习看地图认地形和步兵战术。刘大爷是骑兵，这些东西对他来说都很新鲜，学得也很起劲。
有一次战术演练，轮到刘大爷当组长，两边各十几个人，比赛看谁先占领一个小村子。老刘心想这还不简单，带着大家数一二三就开跑，结果气喘嘘嘘还是慢了一步。输了的人不服气，说对方的距离比他们的短，不公平。结果教员骂他是“猪脑子”，说“你们地势高，他们地势低。如果你不急着往村里跑，先在那边坡上架几杆枪，他们还敢跟你比赛跑么？在战场上哪里有什么公平可讲”。刘大爷顿时觉得这战术里面还真有学问，兴趣更浓了。
学习结束时，陈司令来讲话，主要说战术理论是死的，人是活的，要多动脑子总结经验，打得巧才打得好；武器是死的，人是活的，我们有什么武器就打什么样的仗，机枪大炮是武器，土枪长矛也是武器，甚至毛笔标语也是武器，要发挥我们的长处，牵着敌人鼻子走。
轮训毕业再去锻炼，实际上就是参加武装工作队。
当时，上级已经明确指出，不主张大规模机动使用民兵，认为大批集中民兵，不仅不能发挥更大作用，反而容易使其丧失战斗力。所以很多地方部队都分散了，除号召一部分人参加县区武装打游击外，在“不丢失一枝枪”的原则下，其余民兵陆续回到乡里，生产自救，配合抗日政府开展斗争。而八路军则抽调部分人员和区干部一起组成武工队，深入敌后给群众撑腰，并开展各项工作。
武装工作队里除了刘大爷这样的八路军战士，还有区干部。一般一个组七八个人，如果组成队就有二三十人了。武工队经常去敌占区，其实那些地方以前都是游击区，有的甚至还是根据地，大扫荡之后丢失了，现在正慢慢恢复。队里总有本乡本土的人，所以出任务之前，既不必事先通知谁，也不用找人带路，说声出发就摸着上路了。不过毕竟是在敌后秘密活动，白天住下研究工作和休息，夜晚行动，路上没人说话、咳嗽，连喘气都得憋着点，通过敌人据点旁边都不会被发现。
武工队每次出去，任务各不相同。有时候是摸情报，就是到了目的地附近的村庄，找个地势比较安全的人家，悄悄地进屋，先对房东进行教育，从对方的利害说起，使他容易接受，然后再询问当地情况，拿小本子记上。驻一村，只有一家人知道，多走一些地方，再把情报对照起来，就可以画一个图表，标明敌人的据点、兵力、兵种，以及群众基础和我们活动的条件，甚至还可以了解到敌人内部的一些情况，做到知己知彼。
更多的时候，武工队有宣传的任务。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中心口号，主要是教育群众克服“和平”幻想，坚信抗战一定能胜利；号召群众团结起来，监视坏分子，保卫自己的利益；在经济上，宣传在灾荒时期，八路军不增添老百姓的负担，鼓励大家坚壁清野，反资敌，“如果资敌，就是把敌人养肥了，使他们更凶狠地来杀害自己”。
搞宣传，采取的是“空讲话”的办法，很有效。武工队夜里摸进村子，四下警戒，宣传员选个高地方站好，拿个梆子敲几下，“老乡们，大家坐起来听消息……”，然后这边开始讲，乡亲们不点灯不起床，趴在炕头上就能听。宣传员讲话简短、明白，说清楚一个问题，武工队就迅速离开。一晚上走几个村，第二天就传得神乎其神，若是再遇到赶集，那更是到处都知道了。
队里也有能写信的文化人，了解到谁在帮鬼子汉奸办事，就写一封信投到他家门上，严肃警告，不许死心塌地替敌人效劳！并且，还要求他在多少多少天内，找到多少多少户人家担保，证明他没办坏事，然后再把联保信放到什么什么地方……收信人吓坏了，第二天赶紧四处讨好发誓，求人担保，因此对乡亲们也就不敢太欺压。有的地主，吓得把收来的公粮还给农民（这叫做“倒粮”），有的乡长、保甲长，赶紧辞职不干了，说“八路没走干净，再干下去就没命了”。
但是，日本人的赏赐，使一些汉奸似乎在一夜之间就暴富起来，这对部分民族意识薄弱的人具有着很大的吸引力。武工队一手搞宣传、一手拿枪，对这种“坏中坏”，当然是坚决镇压，杀一儆百。刘大爷是队里的战斗骨干，杀汉奸除恶霸，自然最拿手。
但是，有一次执行任务，可真叫这个久经沙场的战士痛心了。那是在刘大爷的老家南宫县，乡里有一个混混痞子，从来就偷拿骗吃、不走正道，原先参加过会道门，后来投靠了日本人，帮着搞“剔抉”、“宣抚”，还强迫抗属“检举”、“自首”，罪行累累。这小子也知道八路军要除掉他，整天东躲西藏，不好找。一天夜里，武工队打听到他在某村一个小寡妇家睡觉，立即赶过去，翻院墙踹门，把他给堵上了。
一进屋，刘大爷就楞住了，这小寡妇是他堂姐！原先，她可是家乡有名的漂亮人啊，懂礼貌爱面子，刘大爷参军时的衣服和挎包都是她送的，几年不见，她怎么竟和这混混痞子搅在一起了呢？
小寡妇哭闹着不让拉走汉奸，还说“这是孩子他爹”，可她抬头看见刘大爷，立刻就不吭声了。八路把汉奸拉到村口，抬手就崩了，其他人还在讨论怎么处理小寡妇，刘大爷铁青着脸说“放人！”。队长虽然不是本地人，不了解情况，但他经验丰富，看见老刘气得浑身发抖，马上就把那女人给放了。
第二天，队长把队伍带到刘大爷的家乡，让他回去看看。当时，家里门关着、屋里也是黑的，翻墙进去，听见有人说话，知道是他父亲的声音，于是叫开了门。老人家激动得不行，说“听人讲，你前几个月被打死在枣强县的一个道沟里，头朝南脚朝北，瞧得清清楚楚，我和你伯父还去找着收尸……”，老母亲也哭着说“你叫门的时候，我还以为孩子死的屈，阴魂回家了呢”。又问了几句，才知道是保长家儿子造的谣，武工队立刻就把那家伙抓了来，说是要枪毙，老刘大爷做好人求情，八路军于是警告说“先记上一笔，再搞破坏就严惩”。保长儿子失魂落魄，连说“再也不敢了”。
在家聊家常的时候，刘大爷讲到堂姐的事，十分气愤。俩老人家想了想，说“她的事，我们也知道……孩子啊，你也别太怪她，她那是饿的……”。
的确，在那个年月，无依无靠的寡妇实在太多了，苦难中的人们，又怎么能苛求所有不幸的妇人都成为烈女呢？
都说；“战争让女人走开”。可是，战乱中的苦难，女人们又何尝躲避得开呢？
经常协助八路军行动的地方干部，有一位冯大姐（其实是她丈夫姓冯，她是“老冯家的”），是个很刚强的中年妇女，能说会道，办事既果断又有条理。在敌后活动，无论环境多危险、条件多艰难，她毫不示弱，甚至从来不会显得疲倦，大家都很佩服她。
冯大姐的丈夫很早就参加了抗日组织，帮八路军跑交通。有一年鬼子清乡，正值河里涨大水，敌人把渡船封锁了。她十四岁的儿子知道父亲水性不好，就抱了一串葫芦泅到对岸去接人，结果这一去就没回来，几天后在河边见到尸体，父子俩搂在一起，身上除了枪眼，还捆着那串葫芦……
冯大姐原本是家庭妇女，这以后就参加了抗日活动，先是在村里工作，凭着自己出众的能力，逐渐到区里、县里担任了领导职务，后来成为地方工委的委员。据说参选区干部的时候，冯大姐还创造了一个记录。当时是搞“投豆选举”，候选人坐在前面，后面桌子上放一个碗，投票人列队从背后走过，中意谁就在相应的碗里投一颗豆子。结果，其他人的碗里还是空的，而冯大姐碗里的豆却已经盛不下了。
然而，这么一个能力出众、深受群众敬佩的干部，在抗战胜利后却突然辞职不干了，原因是她仅存的女儿嫁给了一个商铺伙计，她要去和自己的孩子生活在一起。当时，各级领导都做了工作，拦不住。
解放后，冯大姐的很多同事都在河南省担任领导，可她住在开封的女婿家里，乐呵呵地带外孙，当家庭妇女，没提任何要求，非常满足。
冯大姐舍弃荣耀，选择了天伦之乐（这使得在后来的政治运动中，许多战友都非常羡慕她），或许，经过了战争的女人才明白，安宁的生活，是她们最大的愿望。刘大爷的那位堂姐无疑也是期望安宁的，但她走错了路，她不够坚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