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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别说，在当时，象他这么神气的兵真不多。骑兵团是刚从一二九师骑兵营升格为团级单位的，虽然叫做骑兵团，可兵力只有三个连外加一个营。三个连都是正宗的红军老底子，战马是配齐了，可战刀却是五花八门；另外的这个营叫做“独立营”，实际上是个新兵训练营，只有一百来号人，马匹都没多少，就更别提军刀了。
其实，当时骑兵团征兵是比较容易的，想当骑兵的人多嘛。刘大爷记得有次团里来了个小伙，左手牵着匹骡子，右手拎着关老爷的大刀，死活就要当骑兵，把大家逗得直乐。骑兵团对扩充兵源很慎重，主要原因是骑兵花钱多，咱穷八路养不起大规模的骑兵团。
骑兵少，当骑兵的就有优越感。别说看不起一般步兵，就连同样骑马的通讯员、警卫员也看不上眼，说“那不过就是四条腿的步兵”。想想看，咱们刘大爷当年，头戴“四片瓦”、身着新军装、腰挂俄国刀、手横汉阳造，跨下一匹枣红马、臂上三字“八路军”，二十郎当的小伙， 一米七八的个头，那真是要多帅有多帅。
帅气归帅气，新兵还是新兵。是新兵，就得干新兵的活，从38年到39年，刘大爷干的工作主要就是四件：割电线、贴布告、跑通讯、征税粮。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干骑兵游击队的活”。
38年，一二九师骑兵团在陈再道司令员的领导下，配合东进纵队基干团，积极开展打击日伪军，平定地方反动会道门武装的斗争。刘伯承、徐向前师长对这个红军底子的宝贝疙瘩也十分重视，反复叮咛：“要背靠太行山、面向大平原。记住，要游要击、要游要击……”。
这个阶段，骑兵团战士的军事素质尚不完善，团队的战斗能力也不够强，在作战中，对敌人的精神威慑力远超过实际的战斗杀伤效果。在相当一段时期内，骑兵团对日军作战所起的主要作用还只能是：破坏交通、牵制和消耗敌人。
由于骑兵的作战特点，骑兵团很少分散行动。但刘大爷不同，他干的是“斥侯”啊，于是乎，新兵老刘，时而三五成群、时而单枪匹马地游荡了一两年。
“斥侯”的另一种叫法是“远端前卫”。严格地说，其任务是在部队行进时担任越前搜索、在部队驻营时担任远方警戒；同时，还担负一定的袭扰、钳制、侦察功能。当时有句话说“吊儿郎当通信兵，东游西逛侦察兵，吃香喝辣勤务兵”，这“斥侯骑兵”，可就是吊儿郎当、东游西逛、吃香喝辣都占全了。
刘大爷能当上斥侯兵，原因有三。第一他是当地人，情况熟悉；第二他骑乘技术好，上马下马一溜烟，团里比赛“抢毛巾”，他能把老骑兵都拽下马来；第三，他是新兵，暂时没资格学习队列战术。在这之前，骑兵团还没怎么练过队列。原地列队、行进列队倒还可以，可冲锋就是一窝蜂，撤退就更象是放了羊，所以应该赶紧练战术。骑兵练队列得人马合练，训练规模也只能从小到大，从党员干部开始，逐渐到战斗骨干，象刘大爷这样的新兵，打仗时跟着班长跑就行了，战术的事还轮不到他操心。由于边打仗边训练，干部和骨干们的时间都很紧张，刘大爷有能力有精力，就得以补充进斥侯兵了。
当斥侯兵在营地的时候也要出操站岗守纪律，可出了营地就自己管自己了。刘大爷出营地最乐意干的事是割电线。
八路军到平原打游击，一开始最不适应的就是日军的战术反应太快。他们通讯条件完善、运输手段完备，八路在这个点刚一开打，周围几个县的鬼子就全围上来了。吃了几次亏，陈再道司令发话：“把鬼子电话线给我割了”！
割电话线的位置一般远离八路军营地，而且还应该选择离老百姓村庄较远的地方动手（这一方面是为了不被人发现，另一方面也是免得事后老百姓受连累）。这个活，在地方游击小组壮大之前，基本上是由斥侯骑兵来干。
一开始，动作简单。刘大爷拿着根长竹竿，上面绑把镰刀，跑到电杆下面，瞄着电壶底座一划拉，线就下来了。一晚上跑个几十里，收割的电话线能带的带走、不能带的埋掉，完事。可没想到，到天亮以后，鬼子开来摩托车，忙乎好一阵，把电话线又都接上了。得，刘大爷晚上还得再去。
再去就多叫上几个人了，带个长杠子，先绑在木头电杆上，横着象推磨一样这么一转，线也断了电杆子也倒了，再拿锯子把电线杆锯成两截丢掉。哼！我看你小鬼子怎么办。等到天亮，鬼子开来摩托车，看看不行，回去，第二天，又开来大汽车，忙乎好一阵，把新电杆埋上、电话线都接上。得，刘大爷晚上还得再去。
再去就得再动脑筋了，叫上几个人，还是忙着锯电杆、割电线。刘大爷自己不干那个了，他找个地方爬到电杆上，把电话线从电壶底座那里切断，再弄根黑色的弦线连接上。别人来明的，他来暗的。天亮鬼子又来了，忙乎了两天抢修完毕，电话还是不通，于是继续检查，线没断，可电话就是不响。敌人急了，大鬼子骂小鬼子，小鬼子骂汉奸，汉奸骂线务员。这回好，电话足足断了一个礼拜。割电话线的目的是破坏敌人的通讯，可八路军也要让老百姓听到自己的声音，这就需要张贴布告、散发传单。
抗日战争时期，冀鲁豫各地方政府组织以及军分区部队都经常张贴布告、散发传单，这些宣传品大都是手刻油印的，比较粗糙。而一二九师骑兵团的材料却不同，那都是根据地的大印刷厂印制的，样式精美，有些传单（比如《告日军官兵书》）还是日文的，一看就知道是大部队的正规东西。所以，每次鬼子汉奸一看见骑兵团传单，就以为八路军主力出动了，四里八乡也都传言附近埋伏着化了装的老八路。敌人立刻全城戒严、关闭城门，好几天都不敢出动。这样，八路军和抗日政府在乡村开展各种活动就方便多了。
贴布告是越贴越胆大，一开始是在乡村集市、城外公路电杆上贴，后来就贴进了城，把传单撒进兵营，布告贴到了日本宪兵队的墙上。干这事当然是斥侯兵的工作，但也需要地方政府的配合，刘大爷他们都是便衣进城，贴布告、散传单，出城打马就走，还从没有出过事。
有时候也穿着军装贴布告。39年，刘大爷有次去鲁西的东阿贴布告，回来的时候布告还剩两张。地方上的同志说，当地有个恶霸，倚仗着大汉奸李连祥是他亲戚，有十几个伪军给他看家护院，经常欺压百姓、报复抗日积极分子，简直坏透了，干脆把这两张布告贴到他家去。刘大爷当然同意。地方干部又找了张纸，写了个顺口溜，那是在当地老百姓中间流传的民谣，意思是这老家伙很坏，不得好死。刘大爷带上这些，穿戴整齐、全副武装，就奔恶霸家大院去了。
骑马进村，地方干部就喊“八路军骑兵团下战书来了！”，老百姓于是都跑出来看热闹。恶霸家院门紧闭，刘大爷抬手朝着大门就是一枪，接着把布告和顺口溜都贴在门上。然后，向人民群众挥挥手，跃马扬长而去。嘿嘿，动作着实潇洒。
当晚，恶霸老头又气又怕，暴毙。呵呵，果真不得好死。
对抗日根据地而言，骑兵真是个奢侈的兵种，人吃马嚼的，花费很大。人艰苦点还好说，战马可不行，几天没喂好，立刻就弱了，特别是在经过激烈的运动作战之后，如果没能及时调养，军马还容易带伤。战马使残了，最终吃亏的是部队。
当时，骑兵团全团四个连、四百多匹军马，每天消耗的粮草在三千斤左右。只要在一个村庄驻营两三天，那地方就粗粮光、谷草光、饮水光，被老百姓戏称为“骑兵团的三光”。群众负担真的很重。
（所以，马甲我对《亮剑》里的李云龙很怀疑，他以一个独立团的力量，在贫穷的华北游击区，怎么可能养得起骑兵连。要知道，那时侯的所谓独立团，不过是二类基干团的代名词，活动范围并不大）。
八路军是人民的队伍，不能一味地增加根据地群众的供给压力，因此，骑兵团必须向各地征粮征税。
从38年开始，共产党在冀鲁豫地区努力发展抗日力量。通常的模式是：进入一个新地方之前，先由敌工部开展工作；然后，部队带着委派的县长、县委书记寻机出击，由八路军先打击一个日伪显要目标，唤起老百姓的抗战热情，树立威望，这叫“打开局面”；接着就召开大会，建立抗日民主政府。如果日后有哪个讨厌的家伙，敢跟咱们的新县长作对，八路就回来敲打他一下，这叫“巩固局面”；再如果作对的人多了，八路军就多来几支人马，多驻扎一阵，“稳定局面”。
不管怎么说，既然有了咱们自己的政府，就可以开始搞宣传、做工作，并且，征收税、粮。
征收税粮也不是容易的事。抗战初期，国民党政府机构全跑了，冀鲁豫立刻出现了各种名目的地方杂牌武装，地方豪强迅速填补了权力真空，他们打着“保家护乡”的旗号鱼肉百姓；不久，日伪政权也纷纷建立起来，鼓吹“东亚共荣”，实施“以战养战”；现在，当共产党的抗日民主政府建立之后，三方力量就在同一块土地上交错争斗（后来还要再加上第四方：返回来的国民党中央政府——顽军），大家打来打去，争夺的重要目标却都是指着老百姓的粮食口袋。
人民群众当然都是向着共产党八路军的，但日伪强盗和地方土匪的欺压，也确实让他们苦不堪言。抗日民主政府要征收粮税，不仅必须向人民进行宣传教育，还要带领群众和敌对势力作斗争。
骑兵团的征收税粮工作主要是由斥侯兵完成的。说实话，刘大爷最头疼这项任务，用他的话说“收粮款，就象光屁股打狼——不要脸、不要命，是个胆大不害臊的活”。刘大爷胆量足够，过封锁线、深入敌后都无所谓，可他不会做宣传工作，向苦哈哈的穷兄弟当面要粮食，他开不了口。
开始的时候，领导还要求刘大爷练习口才，他于是跑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