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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花、掌声几乎淹没了我。一时间，我豪气干云。对于珠心算的全国推广，很有点舍我其谁的感觉。
随着名气越来越大，上门采访的记者、来约稿的专业杂志编辑、前来取经的人络绎不绝，一些部门单位纷纷邀请我去讲课。
忙得不亦乐乎，于是我顾不上和同事交流，顾不上向校长和书记汇报，也因此惹来一些同事和领导的不满。
一次，学校收发室给我转来了几笔稿费，虽然都是20元、30元的小面额，但加起来也有160元。校长对我说：“这些稿费应该归公，因为你是学校的老师，交公是理所当然的。”我那时年轻气盛，昂着头气哼哼地说：“这些文章都是我利用晚上时间写的，是我个人的劳动所得，我不交！”
依旧我行我素，稿费不上交，但课还是兢兢业业地上。校领导便指责我目空一切，经常不点名地当众批评：有些人有了一点荣誉就骄傲自满，不务正业，自高自大……
1987年3月的一个晚上，忽然牙疼得厉害，我以为上火了，没当回事，第二天咬着牙坚持上课。但情况越来越严重，疼得说话直抖，食欲全无。半个月下来，急剧消瘦，人几乎要垮掉。终于有一天，体力不支，讲课时差点晕倒。校长不问青红皂白，先指责我没有好好上课，后撂下句不近人情的狠话：“你这样子，就不要在这儿工作了！”
我到医院去做了全面检查，医生的话让我几乎崩溃：“你的牙齿发生了病变，有可能是绝症，你要好好治疗。”绝症？怎么可能？我还这么年轻，事业才刚刚开始，老天啊！我做错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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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我的书在马来西亚被盗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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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
比我更痛苦的是父亲和母亲，母亲眼泪簌簌地流着：“思众，你真是命苦，刚刚干出点成绩，就病了，班都不能上。”父亲一直宽慰着我，激励我不在挫折面前低头。
那个时候，没有班上，我就和父亲一起探讨教学，切磋珠算。不知不觉，我阴沉的心境明亮起来，又有了做事的激情。三个月后，牙病居然奇迹般地好转。复查时，医生说，你的病好了。我高兴地回家告诉父母，父亲说，有些疾病是要靠精神战胜的。精神一旦垮了，就没有痊愈的希望了。
病好后，学校却以种种理由拒绝我回去上课。我和学校的矛盾再次升级。关键时刻，宁波人民广播电台有位记者来采访我，得知我的处境，大为不平，回宁波后，连夜起草了一份题为《专业人士受到排挤 谁来为他排忧解难》的内参。主管文教的领导非常重视，亲自批示：“徐思众是优秀的专业人士，希望有关方面督察此事，为他安排合适的岗位。”
慈溪县委立即找我谈话。一位县委领导问我：“你自己有什么打算？如果不想回原单位工作，可以重新选择，我们大力支持。”
让我选择，我选哪个单位呢？从政，走仕途？我也有资本了，得到不少的荣誉，又是最年轻的政协委员；继续教学？正在犹豫不决的时候，我的好朋友，方国祥老师提醒我，利用这次机会，为自己找一个更大的事业平台，把珠心算进行到底。
我想起了父亲。有一次，我执拗地问父亲，为什么放弃当校长的机会？父亲一直埋头批改作业，不大理会，很久，他抬起头说，我干不好别的，干了自己不喜欢不擅长的事就是活受罪。我就擅长站讲台，就喜欢当老师。“思众，一生用心去干一件事。道理很简单：纳鞋底时使用锥子是最容易穿透鞋底的。”
我想明白了。我也不适合做官，初中毕业，别无长物，心里面就是一把算盘。我只想干好这件事，也只能干好这件事。
决心已定，1987年下半年，我顺利调入慈溪县珠算协会，可以全身心从事自己所热爱的事业了。
慈溪县珠算协会挂靠县财政税务局。协会专职工作人员就我一人，既是兵又是官。办公室是冷清的，我的心气却如升腾的火焰，十分高涨。多少事，做不完，且看我怎么长袖善舞：培训各地珠心算老师，组织珠心算比赛，开展一系列珠心算活动，慈溪的珠心算教育一时间红红火火，也为单位开辟了创收之路。
1992年8月；我撰写的《中国心算大全》一书由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不久，台湾嘉一书局购买了版权，在台湾出版发行。这书的畅销，很快从台湾波及到东南亚。
1994年11月的一个晚上，我接到了台湾著名珠心算专家蔡景裕先生从马来西亚打来的一个长途电话：“徐老师，祝贺你啊！你的新书在马来西亚出版了。”
我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我没在马来西亚出书啊。对面电话中传来朗朗的笑声：“我们都是老朋友了，你还用对我保密吗？”一句“保密”把我弄得更糊涂了：“不是我保密，确实没在马来西亚出书。”
蔡先生疑惑了：“那怎么这里到处都是你的《中国心算大全》啊？当地许多珠心算教育机构都在用这本书教学呢。”
我的书一定被盗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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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你们以为我是在开玩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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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来西亚被称为“神算子之师”
朋友们得知，为我出主意：“可以告盗版商，让他们赔钱。”
我笑着回答：“感谢他们还来不及呢。因为——
第一， 盗我的版，说明我的书好，很有市场价值；第二， 盗版书无形中在扩大我的影响，替我做免费宣传，我何乐而不为？
第三， 盗版发生在马来西亚，我想去查也鞭长莫及。”
这三条理由，很有点自我宽慰的味道，但马来西亚出现盗版书，对我来说或许还真是因祸得福？因为盗版书的“引荐”，我在马来西亚名声大噪。没过多久，马来西亚ＡＬＯＨＡ儿童心算学院千方百计找到远在中国的我，邀请我赴马讲学。
1995年2月28日，我应邀抵达吉隆坡。
3月1日中午，我在马来西亚珠算心算总会会长刘水钦和ＡＬＯＨＡ儿童心算学院院长罗文桑的陪同下，在教育部举行了新闻发布会。
真是无巧不成书。
恰恰我来吉隆坡前两天，也就是1995年2月26日的晚上；马哈蒂尔总理检查养子的作业，突然发现他数学进步很大，便问夫人：“你让他学了什么？他的数学进步这么大！”
马哈蒂尔夫人茜蒂哈斯玛回答：“我让他学了一种叫珠心算的方法。”
“你把老师叫来，我要问一下情况。”
当晚，教这门课的马来女老师查米娜就来到了马哈蒂尔家中，给马哈蒂尔作了详细讲述。查米娜对总理说：“我教他的珠心算，来自于一个名叫徐思众的中国珠心算老师编写的教材。”
哦？查米娜的话引起了马哈蒂尔强烈的兴趣。立刻又问了许多相关问题。
查米娜一一作答，最后补充了一句：“总理对珠心算这么有兴趣！这两天，我看到新闻报道，徐思众老师两天以后要来马来西亚讲学。”
马哈蒂尔总理说：“徐思众先生到马来西亚后，我要见见他，向他了解中国珠心算的情况……”
ＡＬＯＨＡ儿童心算学院很快接到了总理府的电话，大家都惊疑地相互看着：首相要见徐思众（马来西亚人把马哈蒂尔称为马哈迪首相）？这不太可能。是不是电话错了，以讹传讹了？
由于主办方谁都不相信这是真的，结果没有安排我见总理。
有趣的是马哈蒂尔以为他的“最高指示”下达后，不会有误。按照事先的安排，2号下午4点他在总理府准时等候我，可左等右等不见人影。他感到奇怪。
总理放下手中的文件，找来秘书：“怎么回事？那位中国老师为什么没来？”
秘书立即打电话询问后才得知：接待方怀疑这件事有误，没当真。
马哈蒂尔总理马上写了一封亲笔信给邀请单位，大意是：你们以为我是在开玩笑吗？我真的要见见那位从中国来的徐思众老师。我要和他一起讨论一些问题。如果你们不信，我会让教育部作出安排。
邀请单位看到总理的亲笔信，慌了神：“看来这事是真的！怎么办？”因为再安排我去见总理已经来不及了，马哈蒂尔正按计划出访丹麦。
因总理出访期间无法安排，便先让教育部部长苏莱曼接见我。
苏莱曼部长告诉我，总理指示他，等他一回到马来西亚，就安排时间接见我。
“我到贵国的期限就是3月15日。超时不归，会违反中国的有关法律和规定。”
苏莱曼部长用右手敲着太阳穴，略加思考后说：“既然这样，这事要向总理报告。”他立刻打电话给马哈蒂尔总理。
总理此时又从丹麦出访伦敦。接到苏莱曼部长的电话，马哈蒂尔立即指示：要给徐思众先生办好延期回国的手续。
马来西亚政府通过外交途径，通知中国驻马大使馆，说明此事。
大使馆出面，帮我顺利办理了延迟回国的手续。
…
（6）贵人从天而降
…
贵人马哈蒂尔。
我不知道冥冥中是谁的安排，我从没想过所谓机遇所谓贵人。而事实是：我生命里的贵人从天而降，我珠心算事业的机遇从天而降。
永远记得生命历程上有着特殊意义的这一刻——1995年3月17日上午11点零5分到12点45分。上午10点，我特地去理发店吹了一个发型，穿上西服，系好领带。一切安排停当，总理府的工作人员已经来到宾馆。
马来西亚总理府气势宏大、金碧辉煌亦庄严肃穆。工作人员引我走到一扇大门，轻声告我：“这是总理的办公室，他在里面等你。”
走进那扇大门，一眼就见到了马来西亚国家的最高统帅马哈蒂尔。他高大的身躯在窗外阳光的映射下，显得俊朗、威严。
总理微笑着，轻轻地拉住我的手，缓缓坐到沙发上，亲切地问着：“来了多长时间了？”“都到了哪些地方？”“生活习惯吗？”
我向总理介绍，我来自中国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