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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金融危机新论
（1）羊群行为理论
该理论主要研究投资者行为。羊群行为是信息连锁反应导致的一种行为方式，当个体依据其他行为主体的行为而选择采取类似的行为时就会产生羊群行为。该模型解释了投资者在这样的环境下产生羊群行为为什么可能是理性的。如果每个投资者拥有一些私人信息而且也知道其他投资者也拥有私人信息，那么在不能有效地分享他人的信息的情况下，观察他人的行动便可以获得他人拥有信息的有用线索，从而使得模仿他人的行为成为一种理性的行为。这些理论通常假设不同的单个投资者的投资决策是序列进行的，这样后来的投资者在采取行动之前会观察前面投资者所采取的行动。Calvo和Mendoza（1998）提出一个模型认为，即使在投资者是同时进行投资决策的情况下也可能存在羊群效应。在存在着信息摩擦的情况下，随着世界资本市场规模的增加和日趋复杂，羊群行为可能会越来越普遍。随着全球化的进程，收集关于某一特定国家的信息以辨别流言的成本会加大，经理们在面临存在着信誉成本的情况下会模仿市场上通行的资产组合。在这种情况下，谣言就可以诱发羊群行为进而使经济从一个没有投机攻击的均衡转移到一个有攻击的均衡。
（2）金融恐慌论
Diamond（1983）指出“金融恐慌”会导致并恶化危机。所谓金融恐慌是指由于某种外在的因素，短期资金的债权人突然大规模地从尚具有清偿能力的债务人那里撤回资金，这是一种集体行为。1998年，Radelet 和Sachs对金融恐慌论进行论述和修正，观点可概括如下：首先在危机之前一段较短的时间内，突然流入的外资潜伏着巨大的风险。第二，危机爆发前后，金融市场上出现了一系列导致金融恐慌的触发事件，包括金融机构和企业的破产、政府违背自己的承诺或是金融市场上投机者的恶意炒作。第三、危机爆发后，一系列因素使金融恐慌不断放大，恶化了危机。
六、金融危机实例与理论运用
（一）墨西哥金融危机（1994）
1994年爆发的墨西哥金融危机，被认为是新兴市场国家在“新兴市场时代”爆发的第一次金融危机。导火索是比索贬值。就墨西哥和亚洲金融危机，Sachs（1998）等人提出了银行挤兑和流动性危机模型。
来看看墨西哥危机前的经济状况。20世纪８０年代后期墨西哥开始大幅度地降低贸易壁垒，进口急剧增加，而出口则相对增长乏力。另外，墨西哥历届政府虽在反通货膨胀上取得了不错的成效，但是以“汇率锚”为核心的反通货膨胀计划在降低通货膨胀的同时却高估了比索的币值，因为比索的贬值幅度小于通货膨胀率的上升幅度，也不足以抵消墨西哥通货膨胀率与其主要贸易伙伴美国国内通货膨胀率的差距，从而严重打击了本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理论上说，只要国际收支中资本项目能保持相应的盈余，那么经常项目即使出现较大的赤字也并不说明国民经济已经崩溃。但是，使资本项目保持盈余的外资不应该是投机性较强的短期外国资本。而墨西哥恰恰使用了这种资本。大量热钱的流入在弥补经常项目赤字的同时，也提高了比索的币值，因而使经常项目赤字更难得到控制。一旦这些短期外资抽逃，政府只好动用外汇储备来弥补缺口。
如果说外汇储备的减少、比索的贬值与危机的爆发三者之间存在着明显而直接的因果关系，那么，用投机性强、流动性大的短期外国资本弥补巨大的经常项目赤字，则是导致墨西哥金融危机的深层次根源。
1994年下半年，墨西哥政府处在一种越来越被动的局面。一方面，政府无法摆脱对外国间接投资和短期国债的依赖，另一方面，这两种资金来源使墨西哥经济更加脆弱，政府的回旋余地不断减少，而金融投机者的影响力则持续增加。
银行挤兑和流动性危机模型假设了每个债权人的规模太小而不能独立提供处于流动性困难中的债务人所需的全部借款。如果债权人作为一个整体来提供这样的贷款，债务人就能摆脱困境，但每个债权人都理性地预期到没有其他贷款人愿意提供这样的贷款而拒绝向处于流动性困难的企业提供贷款，由此导致债务人被迫违约，投资项目被迫放弃，金融危机就会发生。墨西哥金融危机正是由于投资者因墨西哥国内一系列的政治经济动荡而影响到信心，从而引起短期外资抽逃，造成流动性危机。
墨西哥国内的金融体系结构也存在着严重的问题。从八十年代末期到九十年代初，墨西哥国内金融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信贷市场规模迅速扩张，银行信贷年平均扩张率为27％，其中，对私人部门的信贷更是高达51。9％。由于银行缺乏有效的信贷风险控制机制，会计信息特别是贷款信息又披露不足，信贷的迅速扩张必然导致银行资产质量恶化。银行的流动性负债的规模以年平均43％的速度扩张，加剧了该部门的脆弱性。货币供应的过度增长，导致了利率的降低，在客观上鼓励了消费、进口的增加和投机的盛行。大量资金流入股市，出现了严重的泡沫，六年间股价上涨了十多倍。所产生的财富效应和收入再分配效应对经济产生了极其不利的影响。
银行流动性负债规模的扩大不仅加剧了银行部门的脆弱性，而且也增加了银行挤兑的风险。
墨西哥充分注意到了盲目扩张财政赤字、外债规模以及高度的通货膨胀所带来的不确定性恶果，采取了宏观经济稳定化计划。因此，危机爆发之时，关于经济危机万用宏观指标（低增长率、高财政赤字、高通货膨胀率、低储蓄率，低投资率、实际汇率升值、债务负担过重等）的解释能力不强。外部经济环境也十分有利，例如全球贸易稳定增长，西方工业国家的利率低而且稳定。对于这些事实，原来的第一代和第二代货币危机理论显得解释乏力，而第四代理论模型正给出了一个较为恰当的解释。
（二）东亚金融危机（1997）
自1997年7月开始，发生于泰国、印尼、马来西亚和韩国等国家的金融危机对这些国家的经济造成了巨大破坏，使他们的经济在1998年都呈现负增长，而在1997年之前，增长率超过5％。这次危机的主要特征是：（1）危机发生时外汇市场的剧烈波动性。（2）危机发展的异常迅速性。（3）危机过程的延续性。（4）危机波及范围的广泛性。（5）危机后果的严重性。
Dooley（1997），Krugman（1997）和Makinon（1997）等人提出的道德风险模型，Sachs（1998）等人提出的银行挤兑和流动性危机模型都对东亚金融危机作出了合理的解释。另外，东亚金融危机也可用羊群行为理论和金融恐慌论来解释。
1。 道德风险模型
道德风险模型是基于亚洲国家政府、银行和企业的特殊关系而提出的。亚洲各国普遍存在中央银行、政府和商业银行关系密切的现象。政府宁愿保护金融业，也不愿关闭破产的银行和金融公司。政府对银行和大企业的保护、受政府引导的投资、有效信贷审查和监督技术的缺乏，以及对增长源泉的错误理解，共同构成了发展中国家道德风险产生的基础。Park（1998）就曾指出道德风险在促成韩国金融危机爆发上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大家都以为，韩国政府不会让商业银行和商人银行公司倒闭。政府的隐含担保还体现在对待业绩不佳的金融机构上。事实上大部分东亚国家和地区都存在着隐含的保险措施。亚洲国家还普遍存在政府干涉银行贷款，这易于产生大量银行不良债权。同时，亚洲各国普遍未能对金融机构实施有效的监管，监管不严使金融机构道德风险更加严重。金融机构的过度借贷行为也由政府的隐含担保而产生。金融机构虽知道他们是投资于高风险低利润的企业，但仍然有恃无恐，因为如果成功，就可以从中获得高额利润，而一旦失败，政府则会出来收拾残局，以政府资金来援助。政府对金融机构的这种担保承诺，使银行产生一种只得利、不承担风险的所谓的道德危机（Moral Hazard），这种道德危机自然导致过度借贷行为。东亚各国金融机构的不健全，以及缺乏适当的监督管理机制又进一步助长了这种道德危机。
正是因为亚洲各国政府对金融机构的负债存在默示的担保，加上政府对金融机构经营的过度干预，普遍存在政府指令性贷款，以及中央银行独立性不够，监管不利，使金融机构产生严重的道德风险，从而产生不良贷款问题。
另外一个重要问题是国际银行业的道德风险，在经济繁荣时过度供给资金，助长泡沫；在危机发生时又争先撤出资金，恶化危机，对金融危机的产生和扩大起了推波助澜的负面作用。亚洲各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普遍依赖外来资金的投入，相当一部分是借款而不是直接投资，而且是短期借款。借款不仅每年要偿付巨额的本金利息，而且当形势发生不利的变化时难以继续展期，积累了巨大的爆发债务危机的能量。
由于各种原因，长期以来，以银行中介融资为主，曾经构成东亚国家金融结构的基本特征。在以中介为主的金融体系中，银行和企业之间存在着长期的密切联系，这不仅体现在融资和金融服务上，而且体现在两者之间在经营甚至所有权的相互联系上。所以，以中介为基础的金融体系通常都会演变为以关系纽带为基础的金融体系。
2。银行挤兑和流动性危机模型
Sachs（1998）等人认为，东亚五国（印尼、韩国、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所发生的金融危机，只是一种流动性危机而不是一种清偿性危机。在Sachs看来，东亚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国际借贷制度内部结构的不稳定性，这种不稳定性导致了“自我完成的危机”——即每一个放款者都遵循一种理性行为，而市场却在这种个体的理性行为下在总体上表现了一种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