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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一种嗜好，而现代人则纯以它为一种商业投资，只求赚钱，从不谈兴趣与否。
这种现象主要是起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日趋淡薄，而最重要的，是人类与其本身的关系日谈所致，因为人类似乎不是在出卖他所制造的货物，而是在出卖他自己，他感觉到，他把自己也像货物一样的在出卖给别人，譬如：工人出卖劳力，商人、医生、普通职员等都在出卖灵魂，人的价值各因环境及才能而异。才能须与环境配合，如果在某一环境中不需要某一类人才，则他的才能即毫无价值，就像货品一样，不买的人是对它不予估价的。所以，人的自身无法为自己估价，行情好，价格就高，行情不景，则乏人问津，而越是大众化，有名气的则愈被钟爱，这就是为什么“大众欢迎”四字是那么重要的原因了。
至于人如何才能在这种社会现象之下感到有安全感呢？第一，他必须要有财产，譬如衣物及房地是其财产之一部分，他如拥有的愈多，安全感也随之愈强，如果没有财产，或失去了所有的，则他自己和他以外的别人都会觉得是一个不完整的人。其次是权位及声望，此两者一方面是视同个人财产之另一部分外，也是他在与人竞争之中成败的关键，被人赞赏及有驾驭人的权力，是稳固及增加财产的象征。
至于一般财产不多，声望不高的人，则以家庭为施展之所，在家庭中受到妻子儿女的尊敬与服从，从事领导统御，发泄了内心的领导欲。他在外也许不太有地位，但在家中却是“王”。另有一些人，曾经获得国家授予之荣衔，也自认为了不起，像欧洲国家的阶衔制度，得到爵位的人则往往自妄自大，目中无人。
以上因素，是促成个人在社会中自觉稳固的一种病态现象。与本章开头所言之经济、政治之自由而促使个人发展绝不相同。上述各因素只能造成不安全感和焦急怨愤。虽然一时或因夜郎自大而掩盖了“自我”的孤寂与彷徨，但不是寻求安全感的根本办法。
人类之自由，若从它的积极意义看来，是在获得人性尊严及个人力量。当中产阶级抬头，旧制度瓦解之时，像英、法、美、德等国情形大致相同，人都在追求人性尊严及个人力量。像康德及黑格尔等均极力主张个人自由。而法国大革命时期及十九世纪之哲学家如富尔拜、马克思、史汀诺及尼采等均一致主张，个人除了为自己寻求快乐及享受人生外，不应为他人作任何服务，而与他们同时期的一般理性主义的哲学家们并认为，除了充分发展个人自由外，并应讲求精神满足与生活保障，自由主义至此发展至顶峰状态，不仅中产阶级为其中坚，劳工阶级亦群起响应，为个人乃至整个社会的经济成长而奋斗。
但由于近数十年来资本主义猛速振兴，使得人类追求人性尊严及个人力量的两种自由观念不得不随而消失。人类的孤寂感与彷徨感与日俱增，所谓“自由”，已受限制，个人经济成长亦被削弱，环境与许许多多外在的力量时时给予严重的威胁。
主要的原因，是独家资本主义压制了个人能力的发挥和勇气及智慧的施展，原有的勇气与信心，已完全代之以灰心和一种无力可施之感。权力只由少数集团所掌握，他们也同时能左右社会的命运，一九二三年的德国通货膨胀及一九二九年的美国经济崩溃，愈使人类失去安全感，并全然打消了“自我努力即可成功”的传统观念。
小资本和中等资本的商人，虽或也受到大资本家的威胁，但仍能保障其利润及独立经营而不受影响，可是一种不安全感却始终存在着，于是他就想尽方法，总要与那个比自己庞大很多的资本家相抗衡。这些在现代工业社会中所产生的中小型独资经营的商人是现代经济发展的特色，亦自有其贡献，他们与旧有的中小型商人在心理状态和心理反应上是不同的，譬如说，从前的一个杂货店商人，必须具备做生意的技巧和一些必备的尝试，他必须选择买哪一个批发商的货，并且知道行情和识货，他同时要了解顾客的需要，然后选择要买的货品，大体上说，旧式的商人不但要独自挑起经营的担子，还须具备技巧、知识，及勤勉的好习惯。而一个现代的加油站商人则不同了，他只售一种货——汽油，他也只与石油公司打交道，每天只是机械地为别人加油，无须任何技巧，他的利润所得来自于两种因素之差额：一、购买汽油的本钱。二、卖出的汽油的价款。两者之差额即为其利润，但是，他对于这二者之任何一种均无法有把握，非自己能控制，他不过是个经手人而已。从心理反应上看，说他是独自经营的商人也好，说他是受雇于人也好，在根本上无差别，一如大机器中之小零件一般。
而现代的各级工作人员情形也不同，他处在一个复杂的社会当中，随时在与别人竞争，所谓优胜劣败，丝毫没有人情，他时时没有安全感及独立感，同时，在他所服务的机构中职员上千百，所谓“董事长”，“总经理”对他已成抽象名词，一年难得见到一次面，久之则愈觉得自己是一个毫无重要性的小职员罢了！
但是，以上所述有关个人的孤寂感及无力可施的苦闷并不是社会中每一个人都能明确地感受到或细心地去体验的。一般人工作之余，尽量参加社团活动，与外界建立各种社会关系，不断接触，尽情享乐，到处游历，而孤寂感暂时不会产生。然而，在心灵的深处，仍充满了空虚，恐惧，与孤寂感，迫使我们时时企图挣脱这种精神上的压力。而去争取新自由。
有关个人在社会中究将如何，以及如何对这种心理反应来适应自己的生存，我们将在下一章里继续讨论。
《逃避自由》
E。弗洛姆著
第四章 逃避的心理机构
我们的讨论已从中世纪一直到现代，现在开始讨论法西斯主义的心理重要意义及在民主或独裁下自由之意义，然而我们论断的适当与否完全视所谈心理的大前提是否正确而定，因此我们愿意暂时不按一贯的想法，而另辟一章来详细及更实在的谈论一下这些心理上的机构，这个大前提之需要详细讨论，主要因为其立论之根据是一种与非意识力量有关而却以一种很合理的方式表达出来的观念。
在此章中笔者愿特别一提个人心理学和心理分析所用的观察法。精神分析虽非遵行多年来一直以试验法为准的学院派心理学的理想，是以经验法则，对个人的梦境，幻想及未经检查的思想之努力观察而得的，我们今日所面对着令人混淆的合理化行为，无论对个人或整个的文化而言，只有用非意识力量观念的心理学才能透彻地了解。我们如果放弃一种观念，即人类常相信自己的思想，感觉和行动是诱发动机引起的，则很多类似不能解决的问题都会霍然消失。
有些读者更提出问题，问是否对个人的观察可导致对群众心理的了解，我们的答复是肯定的，任何团体或群众都是个人组成的，我们发现任何群众的心理机构也就是支配其个体的机构，研究个体的心理学也就是研究社会心理学的基础，我们有时做着许多如在显微镜下观察物体的事情，这样可以使我们更进一步了解操纵社会生活的所谓心理机构，如果我们研究社会心理的现象不以个体行为的精确为基础时，则其结果必失去经验的特性及其确实性。
但是研究个体行为既然这样重要，有人便会要问，在对一般认为精神病者所做的研究是否有助于解决社会心理学的问题，我们的回答仍然是肯定的，因为精神病者的研究与一般正常者没有什么不同，惟一不同的，只是这种现象在精神病中较正常人更突出，明显而易受影响。
为了更易明了起见，对神经质，正常或健康及区别应予进一步的解释。
所谓正常或健康其定义可分为二，第一站在社会功用的立场言，一个正常或健康的人只要履行其社会上应尽的义务即可。更具体的讲，即一个只要能符合其特定社会需要，能参与其社会的再造，换言之，即是能够养家，便是一健康之人。另外，从个人的观点看，对个体的成长与幸福最适宜的条件即为健康与正常。
如果某一社会能供给个人使其获得幸福最适宜的条件，在这种情况下，两种观点即可合而为一，大多数的社会都够不上这个条件，虽然在程度上有所不同，毕竟欲使社会功能更圆满的达成及对个人发展获得满足，这两者之间还是存在着相当的矛盾。因此这种事实使得两种健康的观念有着很大的差别，一个是以社会需要为准则，另外一个则以与个体生存之目的有关的价值与标准为准则。
但是不幸的是这种差异却容易被忽略。大多数心理学家以他自己的社会形态为准，只要是不太适合社会的人其价值即减少，亦即是能适应社会的人即为价值之人。如果我们将正常者与精神病者加以区别，可得下列之结论。一个适应性好的正常人反而不如一个有人类价值的精神病者健康。一个适应性好的人常常抛弃其原来的真面目，希求逐渐改变成其希望中的人，以至所有纯真的特性与自然个性一扫而尽，然而在精神病者而言，他们并未完全屈服于为自己的战斗中，虽然这种战斗并未成功，但为了拯救自己乃至于产生精神病的症候，并将自己投入一个幻想的生活中，因此，如站在人类价值的立场而言，这些人比起那些失去个性的正常人还要来得活力。当然实际社会上很多人既非精神患者亦非失去个性的适应者。而精神患者只有谈到对社会功效来讲才能算正确，对于一个社会而言，这种解释又发生疑义，因为社会功能之推动及社会之存在惟有赖于其组成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