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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市场上就是，如果你认识到了某种股票的价值 （公司的价值），那么关
于它下跌的消息就不会引起你的恐慌。事实上巴菲特在每次投资之前都要完
全相信它，这样即使市场连续几年处在崩溃的边缘，没有一点股价上升的好
消息时，他也会为拥有这样的股票而自豪。这听起来很特别，但人们的房子
并没有每天的报价，多数人却不会为担忧它的价值而失眠。巴菲特就是这样
看可口可乐的。
当1989年2月，他的这次投资公开之后，伯克希尔·哈撒韦的股票也像
注入了二氧化碳一样咕咕冒泡。它卖到了4800美元一股，仅6个月之后它又
上涨了66％，到了8000美元。
现在值38亿美元的巴菲特好像是专为这项新投资而生的。他很快就成了
可口可乐主义的提倡者。他会向每位愿听的人背诵可乐在世界各国的人均消
费量，或按它的财务成分分析每罐可乐。他知道它的销售情况和增长率。当
他看到超级市场中堆着的红白相间的可乐时会感到一种冲动和舒服。他对来
访者解释说，他知道人们每时每刻都在喝这种产品，就好像他们正坐在巴菲
特的办公室一样。他牢记着这样一组数字：每销售8盎司一份的可乐就有1
美分的利润，每天卖7亿份，每年可卖出2500亿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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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豪伊的伤感
1980年，巴菲特在奥马哈《世界先驱报》上发表了一篇激烈的文章，强
烈抨击大富翁们的奢侈生活。在巴菲特看来，大批财富，包括他自己的，代
表的是一堆“有主支票”，最终是要服务于社会的。他把炮火对准了赫斯特，
后者把自己的有主支票挥霍在浮夸的圣·西蒙上，因此占用了“大量用于其
他社会目的的人力和物力”。
巴菲特也同样批评把财产留给子孙后代的大富翁。比如说，后期的杜邦
公司“对社会的贡献几乎没有，却多次声称捐献了产值的多少”。巴菲特用
人人平等的目光说，杜邦“可能认为自己很有眼光，发现穷人们的食物越来
越少了”，但他们自己的“食物都多得吃不了”。
杜邦自然找不出巴菲特一家的毛病。沃伦有个堂弟在开出租，他的一位
侄子在爵士乐队演奏等等。他们中有些人拥有伯克希尔的股票，但巴菲特总
是公事公办，不会给他们特别照顾，也不透露内部消息。他认为，如果没有
经济依赖这种讨厌的因素，他的家庭会更“纯洁”。
最重要的是，他希望已长大成人的孩子们能过正常的独立生活。这迫使
他，至少在他眼中，停止了给孩子们的经济资助。他很担心为可爱的孩子们
“提供食物”会毁了他们，于是拒绝给他们丝毫的经济帮助，而这样的帮助
即使是中等富裕的父亲都觉得是理所当然的。
他的态度使许多富翁朋友们迷惑不解， （芒格除外，他基本上赞同巴菲
特的作法。）当格雷厄姆集团在讨论给孩子们留“多少数目”才合适时，巴
菲特说几十万就够了。拉里·蒂施反对道：“沃伦，你错了。如果他们到12
岁时还没被毁了，那就不会被毁了。”当时正为儿子接管《邮报》而伤神的
凯·格雷厄姆回忆说：“这正是我们（她和巴菲特）争辩的话题。”
巴菲特的确非常关心自己的孩子，而且他是个慈祥，甚至有点活泼的父
亲。他鼓励孩子们模仿心目中的明星，当有谁遇到丧气事时——比方说，工
作或婚姻方面——他也很耐心。但一旦涉及钱的问题他就变得强硬，公事公
办，好像孩子们只是初级经济伙伴一样。他的方法中有许多明智之处，亿万
富翁应该有限度，但巴菲特就像在职业中一样，从无折衷的余地。当苏茜需
要 20美元在机场停车时，她必须给父亲带回发票。当巴菲特给孩子们贷款
时，他们要订协议，白纸黑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他们就这样上了合法
的钩了。
伯克希尔的许多股东都把大量股票当作礼物送给孩子，但巴菲特不是这
样的。他只在圣诞节给孩子们及其配偶每人 1万美元——刚好是免税的限
额。
这些限制给他们个感觉，就像给了他们几百万一样。当孩子们还是学生
的时候，巴菲特给杰里·奥兰斯写过一封信说，他想推迟给孩子们钱，最早
到他明白“树上结什么果子”时才给。步入青年的苏茜、豪伊和彼得认为父
亲仍把他们当作刚长成的幼苗。原则上他们支持父亲的作法并为此而自豪。
但他们止不住想，就像豪伊说的，为什么他“高兴不起来”，有时好像还痛
恨这种单调的激励措施。
在巴菲特眼中，孩子们的方式都很活泼、直接了当。 （他们没有谁喝比
可乐更烈性的饮料。）他们都像巴菲特那样急切，但花开得很迟。他们的大
学都没毕业，婚姻上也都是早婚而不幸。经济上孩子们继承了祖父的那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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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沃伦为他们在伯克希尔投资的。因此他们本来可以一天活都不用干就成
为百万富翁的。
苏茜卖了部分股票（当时价格不到1000美元）买了一辆波尔舍轿车，她
在婚姻破裂后搬到了华盛顿，并与凯·格雷厄姆有了联系。后者主动帮他在
《新共和》杂志找了一份管理工作。1983年，苏茜再次结婚，丈夫阿兰·格
兰柏格是一位公共利益律师，后来成了国会里的助手。沃伦和妻子对格林柏
格心满意足，他是那种不很英俊但温和的人，巴菲特夫妇称他为“理想的女
婿阿兰”。
当格林伯格夫妇搬到杜邦公司附近的一座房子时，苏茜的伯克希尔股票
也花完了，这对年轻的夫妇把自己房子的大部分租了出去，只留下一个很小
的厨房。当苏茜怀孕后她想要个大点的厨房，以便孩子出生后再添张桌子，
并开个通往后院的门。她订好了计划，估算了一下大概要花3万美元。苏茜
知道父亲不会为她付钱的，于是她申请贷款，利息从优。
沃伦拒绝了。
“为什么不像别人那样去银行贷款呢？”他建议说。
他们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沃伦解释说，如果他是内布拉斯加橄榄球队
的四分位，要是只把球传给子女那是不公平的，在钱的问题上也是如此。这
个回答十分“合理”，但不“合情”，好像苏茜只是个普通人。她对这十分
不快。
当苏茜快生第二个孩子的时候，她常常卧床不起。她的密友“格雷厄姆
夫人”常带着食物来与她共进晚餐，她把水煮桃子和冻鲨鱼肉一直送到楼上
卧室。格雷厄姆发现苏茜只有一个黑白小电视，她建议她买个大点儿的彩色
的，当苏茜说她买不起时，格雷厄姆夫人吓了一跳——这可是巴菲特的女儿！
毕竟巴菲特自己有个大屏幕彩电。格雷厄姆立即给巴菲特打了电话。这次巴
菲特发了慈悲，给苏茜买了个像样的电视。
但格雷厄姆还是忍不住替他感到害臊。
也许钱是他生活中的主要动力，好像巴菲特以为所有人也都只是关心
钱。他可能认为苏茜会以钱来衡量新电视，就像他自己一样，或者这样的礼
物会改变女儿活泼乐观的性格。但在苏茜眼中，它只是个电视而已。
但苏茜十分崇拜自己的父亲，很容易接受他的影响。她认为厨房事件只
是她了解的父亲的一部分。“他是个很直率的人，”她说，“只不过不给我
们钱罢了。”
对豪伊来说，靠父亲养活比打仗还难。他也像父亲那样不修边幅，不打
领带，只穿运动鞋。只有一点不同，即他可胖得多了。他把伯克希尔股票卖
了之后开办了自己的掘土公司，可惜好景不长，公司很快就倒闭了。于是豪
伊跑到洛杉矶的喜诗糖业工作。80年代初他回到了奥马哈，第二次婚姻后建
立了一个小家庭。他从事房地产业务。作为副业，他租了块地种庄稼。
沃伦知道，豪伊真正感兴趣的是农场。在一段时期的“自我折磨”之后
（用某位朋友的话说），沃伦提出了一个在他看来最慷慨的建议。他要买下
个农场然后以标准的商业交易形式租给豪伊种。 （豪伊必须把经营农场的部
分收入交给巴菲特并承担税收。）
豪伊问他母亲为什么父亲想插手。
“别问，”苏茜说，“弄到农场再说。”
但事情没这么简单。沃伦根据农场的潜力提出了封顶价格。豪伊跑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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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个农场，但由于出价太低，只能被人嘲笑回来。他对买农场都绝望了，但
沃伦拒绝妥协。最后在1985年他们以30万美元在内布拉斯加的蒂卡马哈买
下一个农场，就在奥马哈北部，驱车只要45分钟。
“这是典型的沃伦·巴菲特购买方式，”豪伊说，“我们是以市场最低
价买下它的，我想他也是想教我点谈判技巧。”
豪伊的农场里连电话都没有，但那儿是他得意的避难所。每年春秋两季
他就带着一家人开着拖拉机种玉米和大豆。但沃伦是不会和他一起度过这些
时光的。“我不能让他到这儿来看看庄稼长得怎么样了。”豪伊哀怨地说。
6年里巴菲特只去了两次。他对豪伊的新事物不屑一顾。他说：“把租
金拿来，可不要少了。”尽管他买这个农场时已经左思右想，但豪伊还是不
能相信他这么干不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他可以看豪伊的书，但不看他的庄
稼——那正是豪伊最关心的。在沃伦眼中，这只是场交易，玉米和大豆也只
是商品。他对农场的这些事不屑一顾并讽刺说：“没人会到超市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