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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个世纪已经过去了，根本没有理由说市场为什么不能上升。但是老一辈人
还是频频想起1929年的情形。国会对未来可能出现的破产深感不安，于是安
排了一个意见听取会。在参议院银行业委员会对肯尼恩·加尔布雷恩即将出
版的 1929年的研究——一本名为《大崩溃》的书之前——这本书震惊了市
场，造成了市场上一日崩盘。难道下一次崩溃已经来临了吗？
没有人知道，但是意见听取会的真正意图和它所陈述出来的意图实际上
是不同的。这是政治家有们重新想对华尔街探底的热望。从J。P。摩根公司的
时代开始的每一代的金融教父都被召集到华盛顿。当格雷厄姆出现时，委员
会主席J。威廉·富布莱特十分清楚地意识到他是这个时代里出色的股票挑选
家。富布莱特十分渴望能挖掘出他的秘密。于是他仔细询问交易的各个方面。
许多时候，他看上去很像一个准备打电话给经纪商的人。
主席先生：格雷厄姆先生，联系到您自己的公司来说……您如何判断某
种特殊情形有没有被低估的呢？
格雷厄姆很有耐性地把参议员带进了学校。有一次，当格雷厄姆对股票
期权表示出自己的怀疑态度时，富布莱特极力想诌媚他一番。
主席先生：我非常同意您的观点。
格雷厄姆：议员先生，我可无意想用自己的观点来博得您的赞同。
最后，富布莱特终于谈到了核心的问题。
主席先生：最后一个问题。当你发现了某个特殊的情形，并
且您仅凭臆想判断你可以用10美元买下，而它是值30美元的，于是你
买进一些。但您只有当许许多多其他的人们认为它确实值30美元的时候您才
能实现您的利润。这个过程是如何产生的——是作宣传呢？还是什么别的？
他又重述道：是什么原因促使一种廉价的股票发现自己的价值呢？
格雷厄姆：这正是我们行业的一个神秘之处。对我和对其他任何人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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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一样神奇。（但是）我们从经验上知道最终市场会达到它的价值。
虽然他的答案省略了许多东西，但这正是巴菲特创业的基础。股票会回
归到自身的价值，因此，一个坚信自己判断的投资者要有耐心。
但格雷厄姆自己对此不再有任何兴趣了。在意见听取会设立一年之后的
1956年，他退休回到了贝弗利希尔斯，在加州洛杉矶分校教书，他和自己的
妻子以及一位女法语教师一起追求着一种撰写金融著作、滑雪、读古典文学
书籍的生活。他把自己许多的金钱都花在慈善事业上，他认为任何在自己名
下有多于100万美元财产的人都是十足的傻瓜。
格雷厄姆—纽曼公司的业绩相当不错，但并不十分可观，从 1945年到
1946年它每年赢利17。4％，和标准普尔500的水平相平齐。然而这个数字并
没有包括它最成功的投资项目——它的GEICO股份——它们已经分配给格雷
厄姆—纽曼公司股东了。所有在1956年一直持有GEICO股票的人都获得了比
标准普尔500高出一倍的收益。
但是巴菲特默默在做着自己的投资，他取得了更好的业绩。自从 1950
年离开大学校园以来，巴菲特的个人资本已由9800美元激增到了14万。现
在他有了赌注，他又想回到家乡奥马哈了。站在火车站平台上，四周满是纽
约的人来潮往，他明白这并不是他向往的生活。
在1956年的春天，他和苏茜在昂德伍德大街上租了一间房子，正好离巴
菲特家的杂货店两个街区远。这次巴菲特再也没有受雇于人的念头了。5月1
日那天，就是他刚到奥马哈的那天，他把一帮家人和朋友们组织起来。有限
的7个成员：姐姐多丽丝和她的丈夫，艾丽丝姑妈，多克·汤普森——他以
前室友和他的母亲，还有他的律师丹·莫内——筹集了105000元资金，巴菲
特作为总合伙人，投入了100美元，虽然这是个很小的数目，但是巴菲特不
再是为他的父亲或本·格雷厄姆挣钱了，而是为他自己的合伙公司——巴菲
特有限公司。
那段时间，格雷厄姆—纽曼的一位投资者同时也是一位物理学家霍默·道
奇向格雷厄姆提了一个人们常常提起的问题：
“谁将继承您的衣钵？”
格雷厄姆暗示说是沃伦·巴菲特。当道奇在车后牵了一艘独木舟驱车往
西去度暑假时，他在奥马哈作了停留。他和巴菲特简短地谈了几句，然后答
应投入120000资金。
如今巴菲特有了三个小的合作企业，同时他开始预测他的家庭联营会有
某种更好的发展。8月份，他回到纽约，最后一次参加格雷厄姆—纽曼公司
的股东大会。他对格雷厄姆的另一门徒埃德·安德森提到，他正考虑遵循格
雷厄姆的模式建立一个合伙企业——也许最低要有5万资金。然而谁又能说
他是否能接过格雷厄姆的火炬呢？当股东们正式投票决定格雷厄姆—纽曼公
司不复存在的时候，一个名叫卢·格林的投资者讽刺他，赞美了一番格雷厄
姆，曼哈顿交易所的负责人宣称格雷厄姆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他没
能发掘出贤人。格林为了清楚地划出这条界线，详尽地解释道：“格雷厄姆
之所以不能继续经营下去，是因为他们能够委任的唯一人选是沃伦·巴菲特。
而又有谁想和巴菲特去打交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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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创业
一系列的市场决策，不管你是否相信，
都在叠加成对一个人品性的刻划。
——亚当·史密斯 《金钱游戏》
随着合伙人企业的建立并开始运作，巴菲特被一种看似古怪的忧虑所困
扰着。正如他写信给“大男孩”（杰里·奥兰斯）所说，他害怕到最后自己
的企业变得过于庞大，从而金钱会将他的孩子们腐蚀。他甚至找不出“一种
符合逻辑的方法来处理这些金钱”。
目前这还没有成为一个问题，但是乐观地来看，它是会发生的，我想了半天也没有什
么结果。我敢肯定自己的确不想留给孩子们大堆的金钱，除非等我再老点，等我有时间
看看这些孩子是否已经成材后再这样做。然而，留给他们多少钱，剩下的钱怎么办等等
诸如此类的问题让我大伤脑筋。
此时巴菲特有26岁，他有着中等的积蓄和并不稳定的收入。要是其他人
对自己尚未挣到的百万财富如此忧心的话，他一定会招到别人的暗暗讥笑。
但对于巴菲特而言，这可不是在虚张声势。他知道正如别人所做到的一样，
他一定也会很富有——这并不仅仅是一种显示成功的富有，而是富有得让人
不知如何处理才好。他所担心的是如何花费他的“金钱”。确实，以前他曾
经也有过如此忧虑——而并不是如何挣到它们。
在他的业绩还只处于中等水平的时候，巴菲特这种令人敬畏的自信心正
是激励他的动力。在1957年的时候，巴菲特还仅只是为几个亲戚朋友掌管着
区区30万的数目。如果他不甘心只作一个奥马哈的平凡股票经纪人的话，他
就需要有资本，有大量的资本。而如果巴菲特要筹集资本，除了他那令人惊
愕的自信以外，有什么能使吸引投资者信任他呢？
巴菲特没有作为独立操作者的辉煌业绩，他没有任何明文表达的东西可
以说明他值得大家信任。而且他不仅仅要求能自由运用客户的资金，他还想
绝对地控制它。他不希望任何人过问他在股票上所做的决策——没有像巴菲
特—福尔克里的那种小心谨慎的客户，没有像格雷厄姆—纽曼里的那种疑虑
重重的上司。
到目前为止，巴菲特对所有现有的股票和债券都了如指掌。一行一行地，
他把每一份财务报告和穆迪的书都牢记在心；一天一天地，他在心目中建立
起了对“华尔街”的整个详细轮廓，就好像他能辨别出地平线上的每一块石
头。他相信没有任何人的分析能比自己的更好。
在写给奥兰斯的信中，他会评价那些业绩非凡的共同基金，会对国库券
作出一些建议，还会在一大段令人窒息的语句中抨击关于为资本或收入而投
资的传统箴言。当他把所有的才识都聚焦于一个单一的、始终执著的目标，
当奥兰斯写信就共同基金向他讨教一番时，巴菲特和颜悦色地回答他：
你在信中提及的那些目标没有任何意义，这都是负责人们侃出的一派胡言。每个人都有
着相同的目标——那就是承担最小的风险来获得远远多于投入的金钱产出。
假使连巴菲特内心的自信和清醒的规划都得不到公众的信任，那么还有
什么能博得信任呢？如果不是因为他性格中具有那些鲜明的方面，他又为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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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要尝试进行他的事业呢？
1957年的夏天，巴菲特接到了一个叫埃德温·戴维斯的奥马哈著名的泌
尿科医生打来的电话。他们从未见过面，但是戴维斯的一个病人，一个叫阿
瑟·威森伯格的纽约投资顾问，在纽约时认识了巴菲特。威森伯格听说巴菲
特正在努力筹集资金，于是他建议戴维斯打电话给他。尽管戴维斯对投资于
这样一个乳臭未干的新手颇感疑虑，但他还是同意见巴菲特一面。在约好的
那个星期天，他召集全家人一起对这个年轻人作一番评价。在他的第一眼印
象中，巴菲特的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