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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武器的巨大杀伤力使处于冷战中的人们认识到；核战争的结果无异于人类的集体毁灭；经济和贸易的全球化发展使得世界变得越来越“小”；环境生态等全球各国面临的共同问题日益加剧。这些深化了国际政治研究者们对于世界政治中相互依存的认识；也最终促进了相互依存理论的诞生。
相互依存理论的代表人物有罗伯特·基欧汉（ＲｏｂｅｒｔＫｅｏｈａｎｅ）、约瑟夫·奈（ＪｏｓｅｐｈＮｙｅ）和理查德·罗斯克兰斯（ＲｉｃｈａｒｄＲｏｓｅｃｒａｎｓｅ）等。基欧汉现为美国杜克大学教授；奈是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两人长期合作研究；成果丰硕；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国际关系理论学界被传为佳话。相互依存理论就是两人共同创立的；其代表作也多是合作完成的。主要有《跨国关系和世界政治》、《权力与相互依存》等。后者是相互依存理论的巅峰之作。罗斯克兰斯现为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其反映相互依存思想的代表作是《贸易国家的兴起》。
相互依存理论全方位挑战了现实主义的一些基本设定。现实主义认为；主权国家是国际政治中唯一重要的行为体；国家之间的关系构成了国际政治的基本内容；非国家行为体尽管存在；却不能发挥什么实质性作用；只是主权国家权力政治的从属物。
相互依存理论反对国家中心主义；认为主权国家不再是世界政治的唯一行为体；越来越多的超国家和跨国家组织在国际层次上发挥着重要作用；例如联合国等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等等。相互依存理论重视对跨国关系的研究；注重对一体化后果及影响的分析。现实主义认为；主权国家的首要目标是追求军事上的安全；其次才会考虑经济、环境等事务。相互依存理论认为；一体化的发展不仅使得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加深了；而且加强了军事、政治、经济、环境和生态等领域全方位的“复合相互依存（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ｎｔｅｒ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现实主义从军事、安全等“高政治”向经济、环境等“低政治”过渡的优先次序被打破了；世界事务越来越成为一个整体。以主权国家强权和利益为核心的国际间政治模式应该逐步让位于超越主权国家范围的众多跨国问题研究议程。
相互依存理论的出现打破了现实主义理论独霸国际关系理论领域的状态；大大拓宽了理论研究的视野；带来了一种全新的世界政治变革分析的思路和议程；为现代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迅速发展和崛起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正是在相互依存理论或复合相互依存理论的基础上；新自由制度主义才得以诞生；并对于冷战后出现的全球治理论等最新自由主义世界政治理论产生了直接影响。以至于相互依存理论的代表作《权力和相互依存》被誉为“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领域的里程碑式著作”。
（二）新自由制度主义
在复合相互依存理论的基础上；以基欧汉为中心的一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学者进一步深化和丰富了自由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提出了被称为“制度理论（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ｔｈｅｏｒｙ）”或“规制理论（ｒｅｇｉｍｅｔｈｅｏｒｙ） ”的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除基欧汉以外；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研究的代表人物还有奥兰·扬（ＯｒａｎＹｏｕｎｇ）、恩斯特·哈斯（ＥｒｎｓｔＨａｓｓ）等人。
与相互依存理论不同；自由制度主义理论接纳了新现实主义理论的若干基本假设；如主权国家是国际政治中唯一重要的行为体、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等；尽管对这些概念的理解及其后果有不同的解释。
与此同时；它还吸收了博弈论、理性选择等新的研究方法；使其理论分析更加严谨而实用。
根据斯蒂芬·克莱斯勒（ＳｔｅｐｈｅｎＣｒａｓｎｅｒ）被普遍接受的定义；所谓“规制”指的是“一系列明示或默示的原则、规范、规则和决策程序；行为体对特定国际关系问题领域的预期围绕它汇聚起来”。尽管不同的学者对于“制度”或“规制”有不同的定义；但其基本含义大多包含在这个定义中；强调了制度在规范行为体的行动；汇聚其期望上的重要作用。这也是新自由制度主义研究的基本出发点和归宿。
建立在博弈论基础上的理性选择理论（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ｏｉｃｅＴｈｅｏｒｙ）是新自由主义制度研究的主要方法论工具。理性选择理论又称公共选择理论；它最早来自经济学研究的分析方法；其基本观点包括；把集体行动的个体看作是富有理性的行为者；这些个体的目的是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在自身行动中他们可以在权衡利弊后作出于自己最有利的选择。
从而构成集体行动的一般逻辑。理性行为体通过功能、博弈和学习三种途径建立合作。
相应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的分析起点是理性地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国家。自由制度主义同样承认国家政治的无政府状态；但它认为；即使是在无政府状态的自助的国际体系里；国家之间的合作也是有可能实现的。基欧汉认为；主权国家之间的合作并不必然地依赖利他主义、理想主义、个人荣誉、共同目的、规范的内化或对某种文化价值观的共同信仰。
相反的；富于算计的理性的国家之间关系并不必然是冲突；国家的优先目标也并非仅仅是军事安全。在国际制度和规制的规范和强化作用下；国家之间的合作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甚至在开始时创建制度主导合作的霸权国家消失后；霸权后的合作也仍然是可能的。
在这里；制度的力量逐渐发挥了独立而持久的作用；国家关注的不再是相对收益；而更多的是绝对收益。为此；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目标应当转移到探讨合作在何种条件下得以出现并维持；以及制度合作的演变上来。合作制度一旦建立起来并得以维持；行为体的预期就会受其规范；增加彼此获取的信息；建立信用体系；从而降低交易成本；最终推动该制度下所有行为体利益的最大化。
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借鉴了现实主义理性分析的前提和方法；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认为无政府状态下的合作是可能的；从而在世界观上持有一种乐观主义的态度。它紧紧把握住了世界政治发展的新趋势和新问题；给出了全新的解释。新自由制度主义在20世纪70、80年代的崛起在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史；尤其是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史上具有非凡的意义。尽管基欧汉自己也承认它存在不少缺点
；但它对当代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的意义却是显而易见的。作为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一个重要流派；它和新现实主义之间的争论构成了冷战结束前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史的主要内容。当然；制度主义并非这一时期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全部；民主和平论（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Ｐｅａｃｅ）在20世纪70年代的出现及其在冷战结束前的“再发现”就是明证。
（三）共和自由主义：民主和平论
虽然“民主和平论”被认为是冷战后世界政治研究最有意义的成果 。但作为一种安全模式的思想；它早已存在；因而它被称作“重新发现的”（ｒｅｄｉｓｃｏｖ ｅｒｅｄ）理论 。最早提出类似理论的是康德；他论述了被称之为“永久和平”（ＰｅｒｐｅｔｕａｌＰｅａｃｅ）的安全模式。具有民主和法制精神的共和国组成的不断扩大的共同体可以在国际法的原则下最终达到“永久和平”。因为共和政体的制约机制能阻止共和国家冒险进行战争；而非民主国家是否进行战争则全凭独裁者不受制约的意志 。康德的思想被称作“自由主义的国际主义” ；它在一战前后得到进一步发展；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十四点”中提出；“依照自己的方式生活；决定自己制度的国家”“爱好和平”；“能够获得正义的保证；并得到世界上其他民族的公平待遇而不至遭受暴力和损人利己的侵略” 。1919年Ｊ·熊彼特进一步提出“民主的资本主义能导致和平”的命题 。当代学者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重新认识民主和平的问题；并逐步理论化系统化。斯莫尔（ＭｅｋｖｉｎＳｍａｌｌ）和辛格（ＤａｖｉｄＳｉｎｇｅｒ）于1976年首先把民主和平作为一种基于经验事实的现象进行描述 ；1983年多伊尔（ＭｉｃｈａｅｌＤｏｙｌｅ）在《康德、自由主义遗产与外交》一文中正式将“民主和平”作为一种理论提出来 ；冷战结束后；“民主和平论”成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界的研究热点之一；有关著作层出不穷；其中；布鲁斯·拉塞特（ＢｒｕｃｅＲｕｓｓｅｔｔ）在其著作《把握民主和平：冷战后世界的原则》中对它作了系统论述 。
作为一种关于国际安全模式的假说；现代“民主和平论”的主要观点有
：（1）国际关系中的一条经验法则是；民主国家之间从不（或很少）发生冲突；（2）即使它们之间发生冲突；彼此也不大会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因为这有悖于民主的原则和理性；（3）专制国家之间或者民主国家与专制国家之间更容易发生冲突；而且更易于以武力解决争端。更有甚者认为；与民主国家相比非民主国家更加好战（Ｗａｒ ｐｒｏｎｅ） 。
作为一种经验法制；“民主和平论”者的重要依据之一便是“民主国家少战争”的“经验事实”（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ｆａｃｔｓ）。如果说康德的“永久和平”只是一种理想的话；那么当代“民主和平论”者则试图通过各种统计与分析；证明这一现象在不同的时间段内普遍存在。斯莫尔和辛格及多伊尔认为；自1816年以来民主国家之间几乎就没有真正发生过战争。
对此；“民主和平论”者的理由有二；一是民主国家内部的制度约束（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ｓｔｒａｉｎｔｓ）；一是民主国家之间共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