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淑苇也时常跑到当年自家住过的后院去站一站，这几年，这里变了一些，但那种熟悉的气息还在，偶尔站得久了，恍惚间廊下还有幼时自己的身影一晃而过。
每一次上完课，佑书都送淑苇回家。
淑苇觉得有点怪，她这么跟佑书来来去去地，从来也没有觉着太多的羞涩，许是因为佑书实在安静，他就像这夏天的气味一样包围着她，没有一点侵略性，天经地义似的。
他们在黑夜里趁着星光散步，那时空气没有污染得那么严重，便是在城市里夜来也有极好的星光。尤其夏天，一天的繁星，明媚宁静，这是生命里最安宁不过的一晚又一晚。
淑苇有一天问佑书：“那个小金花生，其实是你捡到的对不对？”
佑书有点意外：“为什么又想起这个来？”
淑苇说：“前前后后一联想，就明白过来，实在是，对不住你。开学以后，我会跟学生会的人说明。”
佑书无声地笑得眯了眼：“已经过去了的事啊。江淑苇，清者自清，不是每一件事都要跟别人交待的。”
淑苇说，我不是跟别人交待，我是跟我自己交待。
有一天，天太热，小屋里实在呆不久，课下得早，佑书送淑苇出来的时候，还是傍晚，天是青色里染了一抹嫣红，佑书说，有晚霞，明天又是大晴天。
也不知怎么的，淑苇就想起小时候的事来。
那时母亲还活着，还没有病得起不来。
母亲的娘家早已经没有人了，可是她特别羡慕人家女子有娘家可以去。每月的初五，她会雇一辆黄包车，带着姐妹两人，说是去城南外婆家。
其实不是。她只是这样对车夫说。
车夫会说，太太坐稳了，小小姐坐稳了。婆婆会给什么好吃的？
那是她们母女间的一点小秘密。
车夫的那辆车上有一个黄铜的铃铛，老旧了，声音哑了，一跑起来，颠得只是喀啷喀啷响地响。
没有多久母亲就病得起不了床了。她们也就再也没有这样坐了车出去过。
淑苇慢慢地说给佑书听。
佑书忽然说：“我陪你去。”
于是他们沿着路牙一路走，没有坐有黄包车，怪的是淑苇觉得自己好像听到了喀啷喀啷响的声音。沿街渐渐地有吃了晚饭的人搬出竹凉床或是小凳子出来乘凉，路灯一盏一盏地亮起来，有小贩在卖白兰花，放在白磁的盘子里，上面盖着湿的白纱布。佑书过去掏出角子来买了两朵，给了淑苇，淑苇把它别在胸前第二颗扣子上。
佑书还穿着白布的衬衫，他一共只得两件衬衫，有时雨天洗了不得干，他也穿在身上，半湿的衣服更显得皱，像一张疲惫衰老的脸，却衬得人格外的年青，有些瞬间，淑苇甚至觉得，他会一直一直这样年青下去，没有尽头的。
开学以后，佑书升入三年级，这一年里，他只有头一学期有课，后一学期，将会去小学见习与实习。
淑苇升入二年级。
这是一个热烈明媚的夏天，学校门口又如去年一样拉起了红色的横幅，欢迎新考入的同学。校园里浓荫如盖，到处是年青人或俊拔或轻盈的美丽身影。女孩子们嘻笑着从穿梭在校园不那么宽敞却打扫得十分干净的道路上，梳着油黑的长辫子或刘海齐眉的短发，许多人穿着鲜艳的布拉吉，远远的有人在唱歌。
有一角，有高年级的同学在做演讲，是陈磊。
江淑苇走过围成一圈的人群。
陈磊演讲的内容是有关抗美援朝战争的战况，他的话语依然那样鼓舞人心，人群里不时地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淑苇也站住了听了一会儿，这是每一个人现下都极为关注的事情。她不知道陈磊有没有看见她，她只知道，她面对他的时候，不再那样地卑怯。她想她得好好地学习，将来有一个安生立命的工作，可以从那个充满了霉味的家里搬出来，带着张妈与小弟，开始新的生活。
好好地活着。
淑苇到底还是在开学之后不久去了学生会，把金花生那件事跟学生会的干部们说明了，说希望能够当着他们的面，跟沈佑书同学道歉，也恳请大家不要误会沈佑书，他是一个诚实的好同学。
可是新的一批入团名单里依然没有沈佑书。
不过，学校团支部也找了佑书等几位同学谈话，告诉他们，出身固然不由己，但是道路是可以由自己来选择的，希望他们可以接受学校进一步的考验，不要灰心，继续努力，团组织是不会丢下任何一个要求进步的年青人的。
生活平静地向前，这是一个热烈昂扬的年代，空气清新，阳光有着无比的穿透力，每一个年青的孩子心里都澎湃着勃勃的激情，他们上课，搞社会活动，游园，演出，相比之下，江淑苇与沈佑书的生活则要平淡得多了，也狭窄得多。
佑书并没有按照支部的要求积极地投入各类活动，或许是他天性里的安静与内敛，他依然是班级里成绩最好而又最不受人注意的一个存在。
每个班级的菜地开始重新翻土，打算种新的蔬菜了。
佑书他们班的那块地，依墙所种的那一排蔷薇全铲除了，在佑书的争取之下，只留下了角落里最薄瘦的一株。
空出来的地种上了蓖麻，因为人们相信蓖麻籽可用做飞机润滑油，这样做可以支援抗美援朝。
佑书与淑苇在菜地里碰上时，他对着那唯一的一株蔷薇扬扬下巴，对淑苇说：“明年春天还是有花可以看。”
这一个周末，学校的每一寸空气里似乎都酝酿着甜美与兴奋，许多本该在周五晚上就进城回家的同学都留了下来，包括江淑苇。
因为这个周末，学校要举行舞会，地点就在学校的食堂。
食堂里桌椅被堆在墙角，空出的地面早就被打扫得干干净净，总务处为了这次舞会又多拉了几盏灯，房梁上装饰着彩色皱纹纸做成的彩带，还挂上了小灯笼，角落拼起了两张桌子，上面放着一台留声机，齐整地码着些黑胶唱片。这些都是学生会的人领头布置的。
女孩子们头上扎着蝴蝶结，穿着布拉吉，有些家庭条件好一点的姑娘穿长裙、小翻领上衣、半高跟黑皮鞋，男生们多半是白色衬衫与蓝布的裤子，还有的穿着学生装，用装了热水的大搪瓷杯烫得平平整整。
当第一首乐曲响起的时候，第一对下到空地翩然起舞的，是校长与一位女教师。接着，一对接一对的教师，一双接一双的年青学生，纷纷踏着舞步，和着乐声，在空地上旋转。
江淑苇站在食堂的窗外看向里面，不知为什么，她在孤单里觉出一点快活来，她转过头来的时候，看见沈佑书，佑书身上的一件原本是天蓝色的衬衣洗得几乎成了羽白色，落了灯光，染了一片暖暖的浅黄。佑书也看见了她，微笑起来。
忽地，佑书用手一撑，坐在了矮矮的窗台上，招手示意淑苇也坐上去。
佑书伸出右手的食指与中指，支在窗台上，比出一个舞步来，笑得有点调皮，这笑容使得他平淡的面目生出一层光来。
淑苇乐了，也伸出手指，挨着佑书的手，比出一个舞步来。
他们坐在窗台上，和着室内的音乐，以手指为戏，仿佛，他们真的共舞了似的。
第十二章 失得
这一年冬至的这一天，天寒地冻，江家的堂屋里热热地摆了一桌子酒菜，江淑苇的大伯一家，连带淑苇张妈和小育宝，团团地坐了一屋子，桌上紫铜的火锅袅袅地冒着热气，不时有火星迸溅出来，大伯的二女儿拿了一张纸去引那火星，纸上被烫了一个洞，差一点儿就烧起来，被大伯大声喝斥住。伯母今天倒一点没有发脾气，端坐在上桌，梳了齐整的头，棉袄上还搭着件新制的棉护肩，团圆的脸，比先前富态了许多许多，她的小腹隆起，腰身显得肥硕，行动也有点不变。
在生过四个女儿之后，这个女人竟然又怀上了，找了经验老道的妇人们看了，都说会是男胎，大伯夫妻两个喜得不知怎么是好。
都说冬至大似年，平时总是抱怨开销大的大伯两口子，今天却慷慨起来，铺排了这么一桌。
淑苇刚把一勺子肉末豆腐喂进育宝的嘴里，便听伯母说：“育宝要好好地吃，吃得饱饱的。明天起，小育宝就睡堂屋好不好？育宝要做哥哥了，把屋子让给小弟弟，育宝是好孩子。”
淑苇听了一怔，转头就看见张妈眼里含了泪，淑苇说：“堂屋里冷，育宝还小，怎么能住。大妈你们的儿子还得等等才会出生吧。何苦赶我们赶得这样急！”
大妈的脸登时就放下了：“这说的是哪里的话，我们怎么赶你了？这点房子是姓江的不错，难道我们不是姓江的！政府也批准我们住在这里的，我们并没有讨你们的便宜。小娃娃生下来要找娘姨的，半夜三更要起来喂奶，我们也是怕吵了你们的觉头。”
淑苇气得胸口要胀破了似的，一股酸痛直冲上来，话音里就带上了哭音：“店子你们占了，房子你们占了大半，还要怎样？现在把我们赶到堂屋里，再过些时日是不是要赶我们到大街上？我爸是杀人犯不假，可新社会不讲连坐，我们是没有罪的。何况，你们孩子还没有生出来，何苦逼我们这样紧？”
大妈啪地扔了筷子：“大姑娘家家的，一口一个生孩子，像你也生过几个似的，你不嫌难听我还嫌难听！”
淑苇连眼泪都流不出来，抓紧了一只白底蓝花的瓷勺子只是发着抖，张妈已哭叫出来，育宝也哭了。
一场冬至家宴不欢而散。
隔了一周，淑苇再回到家时发现，张妈和小弟育宝搬到了堂屋的一角，那里搭了张床铺，拉了一道帘子，他们现在就住在那里。大伯家的女孩子们都搬到了西屋，他们原先住的屋子腾了出来，新添了张床，还有一个摇车，新刷的天蓝色，一股冲鼻子的油漆味。大妈已搬到这里来睡，说是晚上女儿们吵得她睡不好，动了胎气了。
大伯一家借口大妈怀了孩子，真找了一个帮佣过来，跟淑苇他们分开来吃饭了。回回张妈做饭，都要等他们用好了炉灶才匆匆地烧一回，大妈有永远也炖不完的汤水熬不完的保胎药，他们连顿囫囵饭都吃不好。
育宝病的那天，是星期天，大伯不在家，大妈在午睡，只有大伯家的那个二女儿躲在廊下偷着擦火柴玩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