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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
除了林毅夫自己，没人知道他当初为什么逃离台湾。林毅夫1952年出生于台湾，在家里七个孩子中排行第五。他在班上总是名列前茅。1971年，他被台湾大学录取，然而他放弃入学，改投台湾军事科学院。他的决定对台湾军方来说可谓幸事。当时台湾的经济正在蓬勃发展，但是军方却困难重重，自从尼克松和北京和解之后，私营企业吸引了大批最优秀的人才。国民党的宣传机器抓住机会，把林毅夫打造成一个模范公民，而有意忽略了林家的实际情况，那就是林家支付不起台大的高昂学费，而军事科学院则提供了免费教育。
自然，林毅夫在军事科学院的成绩也很优异。毕业后他被任命军职，所有人都预计他将平步青云。他结婚生子，然后被派任驻金门部队的连队长，距中国大陆只有二千米之遥。接下来在1979年的5月17日，林毅夫跳进了分隔金门和中国厦门的潮汐之中，把自己的妻子、孩子还有前途无量的军队生涯抛在了身后。他从未告诉任何人自己为什么这么做。他的朋友们猜测他的这一举动混杂了理想主义、好奇心以及对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台湾人的困惑，在这个岛上，所有的权力都被1949年从大陆逃出来的国民党难民所把持着。但是无论原因到底为何，林毅夫从不讨论他当初叛逃一事。
共产党欢迎林毅夫的到来，但并非全无戒心。当他告诉当局他希望继续自己的研究，他们同意了，但附带条件是他进入北京大学，而不是党的精英所在的人民大学。他的政治背景太有问题了。对于林毅夫本人，他拒绝共产党把自己当作一个宣传工具来利用。他在台湾已经受够了。
如果仅靠林毅夫自身的力量，他肯定不会留下什么痕迹。但机遇总是会发挥作用，当林毅夫在北京大学进修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硕士学位的时候，人生中的大转折来了。适逢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舒尔茨（Theodore W。 Schultz）到北大来做讲座，林毅夫在台湾从小培养出来的流利英文让他当上了舒尔茨的翻译。在舒尔茨的帮助下，他在1982年获得硕士学位之后就进入了芝加哥大学进修该校久负盛名的经济学博士学位。在那里，他和来自台湾的太太和孩子重聚了。林毅夫获得了PhD学位，学位论文是关于中国农村改革的，毕业后在耶路大学工作了很短一段时间。1987年，林毅夫携家人回到中国，这是自共产主义革命后首名从美国回到中国的经济学博士。
回国后，林毅夫在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继续研究农村改革政策，当时该中心的领导是王岐山。同时他还参与了一项旨在将中国沿海经济融入全球经济的重大研究。林毅夫得以从一个内部人的眼光来看待中国政府如何制定政策，这是非常宝贵的经历。他本人并没有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也没有接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或芝加哥大学的自由市场思想。相反，他思考并观察。他说：“我从来不信任任何理论。我总是试图去理解现实，然后以此为出发点寻找是否还有可以改进的地方。”
1993年，林毅夫在北大兼职教授，当时的校长吴树青是一名传统但却思想开放的马克思经济学者，他正在寻找现代化的经济研究和教学方法。吴树青询问林毅夫的意见，他们制定了一项计划，组成一个经济学家的智囊团，附属于北京大学。但是这个团体将独立运作，避免受到大学政治和校内党组织的影响。1994年8月，林毅夫和其它几名海外归来的学者成立了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中心的办公室位于北大地理系大楼内。
北大所能做的全部支持就是给在中心工作的学者每个月发大约120美元的普通教授工资。其它的就要靠林毅夫了。他的第一项任务就是安排基本的生活工资，否则他就无法从美国和欧洲吸引到最优秀的中国学者。福特基金会当时在北京设有办事处，它向刚成立的经济研究中心提供了每年一万美元的捐款，用于给十二名学者发放工资，该项捐助持续了两年。虽然仍显单薄，但这些钱已经足够吸引来优秀的学者，此外这些人还承担世界银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以及其它机构的研究项目来维持中心的盈亏平衡。
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很快就开始参与国家的政策研究与讨论，并在报纸和期刊上发表研究报告。由于经济政策的讨论在中国比其它政策讨论都要公开，中心在中国领导人之中建立起了很强的信心。研究中心在推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进程中发挥了特别大的作用。在中心工作的研究学者本人也开始在各自行业的改革中发挥影响。周其仁，中心的学者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PhD，成为了积极鼓吹电信行业竞争的领导人物。当时的电信沙皇吴基传在读过周其仁发表在中国报章上的文章后，经常把他叫来一起讨论。最终，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成员得以被频频邀请参加制定中国的五年计划。
作为中心的创始人和领导者，林毅夫身负众望，在他自己的研究论文和政策建议中，他能够在经济改革的政治险滩中游刃有余。林毅夫并不谈论自己从台湾逃到中国的经历，而总是突出自己在到了中国后所取得的成就。他贴在互联网上的简历长达二十五页，其中不厌其烦地列出了他所作的每次演讲，所有撰写的书籍和章节。但是也正是他作为一名创业者和全球网罗人才的能力才创办了这个研究机构。就在成立经济研究中心后，林毅夫开始四处奔走，招收海外的华裔教授和研究学者，组成了顾问委员会和学术理事会，其中糅杂了中国的最高政策制订者、中美学术领导人以及来自香港和台湾的愿意提供慷慨捐助的商业大亨。
很多回国在中心工作的教授都曾经历文化大革命，他们在青年时期就被派到农场劳动。他们对这个国家的政治和经济问题有着深刻的认识。他们之所以回来，只是因为林毅夫保证他们将继续扮演中国传统的学者角色，建设国家，同时恪守西方社会对治学诚信的观念。研究中心鼓励他们进行创新，开展公正的政策研究。如果他们到中国的其它大学去，充其量不过是一个边缘角色，人们会认为他们的背景已经受到西方社会的腐蚀。不过久而久之，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鲜明立场以及中心研究学者提供给国家领导人的意见也开始鼓励其它学校建立自己的研究中心。很快，全中国的大学都开始以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为榜样成立自己的经济研究中心。突然之间，在中国的学术市场上出现了竞争。学者向国家领导人提供建议的老传统本身也开始了复苏。
BiMBA
另一个得以复苏的传统是中国向西方学习商业实践和管理技能的渴望。古代中国有两种学校。一种教授学生儒家理念、中国文化和历史，为科举考试做准备。另一种向工匠和商人教授基本的语文和算术知识。教授博学艺术课程的现代学校是在十九世纪由西方传教士引入的。他们在大城市成立了英语高中和大学，商人们把他们的孩子送到这些学校，学习如何与西方人做生意。1949年共产党执政后，有二十四家基督教会管理的大学被吸收到由苏联专家建议成立的集中的国立教育体系中；它们专注于语文、政治、数学、科学和技术，所有这些都是建立工业化的社会主义国家所必须的。
在邓小平发动市场经济改革之后，美国和欧洲大学的管理者们很快就发现西方教育在中国有巨大的市场。一批批的大学管理者组队访问中国，寻找机会和合作伙伴。其中就有Ron Anton。Ron Anton是一名天主教牧师，他也是位于玛里兰的Loyola大学校长。1993年，十六家天主教商学院的院长开会计划在中国开展一项MBA教学计划，他们派Anton到中国找合作方。Anton在Loyola大学时从一名曾在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工作的中国同事那里知道了林毅夫的研究中心。Anton和林毅夫见了两次就设计出了教学大纲，该项教学将向在北京学习的中国学生授予美国大学的MBA学位。在纽约Fordham大学的领导下，由二十六家美国天主教大学组成的团队与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合作。每所大学都承诺负担一名教授到BiMBA进行每四个学期一次的教学费用。
在林毅夫为扩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办公场所和BiMBA学员上课教室募钱的同时，商业管理领域的中国教授也纷纷从海外归来，在这个资金充裕的组织中承担教学工作。其中有杨壮，他的家庭是中西方文化结合的典型。他的父母都是新华社的记者，精通英文，曾在燕京大学就读，后者是卫理公会成立的学校，其校园就是现在的北京大学所在地。杨壮小学毕业后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他和其它孩子一起在北京的地下挖掘庞大的防空洞，这是毛泽东准备抵御苏联进攻的措施，杨壮对自己的工作深感厌恶。但当尼克松历史性的访华之后，有大批美国人来到中国，杨壮的英语解了他的围。作为美国人的导游，杨壮知道了外面的世界，并决心出国。他在北京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学习新闻学和英语，并在1982年被普林斯顿大学录取，进修公共管理硕士学位。虽然他在暑假时赢得了在华尔街日报和华盛顿邮报的新闻实习机会，杨壮觉得新闻学不如人类行为学有趣。他转学另一项硕士学位，这次是哥伦比亚大学的社会学，此后他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学习，并获得管理学的PhD学位。他的PhD论文研究了一百多家日本公司的管理体系。
1990年，杨壮在Fordham大学获得了助理商学教授职位。他的太太刘虹（音译）当时是一名律师，被一家美国律师事务所派到中国工作，杨壮随着回了国。在两年的派遣期间，杨壮担任一家中国公司的顾问，从内部深入了解到了大约五十家中国公司的组织和管理状况。两人回到纽约后，杨壮继续在Fordham大学任职。1998年BiMBA挂牌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