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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为将来的发射承保。最后，双方把事故归咎于风引起的切变。发射当天的确有很大的风，休斯公司的工程师也愿意担保如果天气温和的话火箭头锥体不会有问题。中方还把原因部分归咎于火箭和卫星的连结处，这样两边都承担责任。
1995年7月，中方和休斯卫星的官员联合发布了一份新闻声明，指出“两个可能的原因导致了失败。”休斯说大风影响了火箭头锥体，中方则说在火箭和卫星的连结处有问题。在获得商业部的批准后，休斯公司将其自己的调查报告转交给了中国火箭制造商，那份报告指出问题处在头锥体上。
在妥协的那几个月中，一枚长征火箭搭载着一颗劳拉太空系统公司的卫星升空，在发射时火箭倒翻了下来。它横着飞向了附近的一个山坡，落在了一个村子里，有上百名农民死亡或受伤。保险界炸开了锅。政治妥协和要面子的解释都不起作用了。如果劳拉和长城公司不能查明原因并修理妥当，保险公司不仅会拒绝赔偿，它们以后也不会再为中国发射火箭承保。中方很快解释说他们的调查发现在导航系统中有一根电线断了，因此导致发射失败，但是保险公司并不买账。他们需要一次独立的调查。长城请休斯和劳拉共同领导调查工作。调查小组的报告指出电子飞行控制系统中的缺陷导致了火箭坠毁。委员会向中国火箭发射方提出了大致的建议，包括改进设计，质量控制，以及发射安全流程。计划在六月份与长城公司开会讨论这些建议的细节。
政治问题
突然之间，休斯和劳拉公司发现自己陷入了五角大楼和国务院针对商务部的激烈的官僚斗争中。这场战争早在三年前就开始了，当时克林顿总统将国务院对一些商用卫星出口控制的管理权限转交给商务部。后来他又将所有卫星的出口权都给了商务部。国务院手里剩下的就只有对外国政府提供火箭和卫星技术支持的出口控制权。这项决定做出后不到两个月，在台湾首次总统大选的前夜，中国向台湾外海试射了东风…15型＇1＇导弹。这是在旗帜鲜明地警告台湾谁才是老板。中国的导弹和火箭在华盛顿突然成为了一个敏感话题。
握着手上那点剩下的监管“技术支持”的全力，国务院和五角大楼及中央情报局一起对劳拉针对卫星发射失败的检查开展了调查。五角大楼国防技术安全管理局的一名出口分析员认为劳拉和休斯公司的调查人员应该先从国务院那里得到一份“技术支持”出口许可证才能展开检查工作。国务院下令两家公司立刻停止对长征火箭故障的调查工作。
1996年，一股反华情绪开始蔓延开来，当时出现了一些新闻报道宣称几名华裔掮客在克林顿1996年总统改选期间为他募集了大量资金，这些钱来自海外和大陆华人。国会的共和党为了给克林顿制造麻烦，质问他是否因为劳拉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伯纳德施瓦茨和休斯公司的首席执行官麦克尔阿姆斯特朗都为民主党捐了大笔钱，而给美国卫星在中国发射开了绿灯。在国会发言人纽特金里奇和他的盟友借此事拷问白宫的情况下，五角大楼于1997年决定“劳拉和休斯严重违反了出口控制，因为它们在未获得许可证的情况下提供了国防服务……”。两家公司被指控帮助中国发现了导致导弹事故的真正原因（导航系统中的一个能量放大器），以及将西方的诊断流程泄漏给中国，从而有助于中国提高所有导弹和火箭项目的可靠性。1997年5月，该案被移交到司法部等待可能的刑事判决。
就在报纸还在头条报道特别检察官肯尼斯斯塔尔对克林顿与莫尼卡莱温斯基私情的调查时，金里奇在1998年6月成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调查中国是否从克林顿特别照顾的公司那里非法获取了美国导弹和太空方面的敏感技术。国会委员会由五名共和党和四名民主党人士组成，主席是来自加州的保守的共和党参议员克里斯托夫考克斯。麦道公司的机床案也被卷入到调查中来，其它还包括所谓的美国核武器实验室安全问题和可能的间谍活动。委员会收集了一百五十多名个人证词，详细查阅了数万页文件，整个华盛顿笼罩在中国间谍的狂热氛围之中。
1998年12月30日，考克斯委员会通过了一份七百页的机密报告。虽然金里奇和考克斯未能如愿在克林顿面临参议院弹劾动议前向公众发布报告的非机密版本，但考克斯和其它共和党人士非常盼望着告诉记者，委员会认为中国在一点点的窃取美国的技术秘密。
“捐款门”丑闻的真实情况是四名不诚实的华裔低级掮客，他们利用1996年克林顿戈尔非常激进却又缺乏监管的资金募集活动大饱私囊，他们把大部分钱装入了自己的口袋，或者向中国官员和亚洲商业界自我标榜为在白宫内部的人。但是这一丑闻引起了人们对华裔出卖自己国家的恐惧。从考克斯委员会的听证会上泄漏出来的内容进一步引发了大众的情绪。一名能源部情报分析员告诉委员会，中国在1995年进行的一次地下核试验说明中国可能已经从美国武器实验室获得了微型核弹头设计，他还暗示一名在新墨西哥州洛斯阿拉莫斯的能源部国家实验室工作的华裔科学家是头号嫌疑人。
纽约时报详细报道了此次指控，两天后，能源部长比尔理查德森解雇了于台湾出生的科学家李文和，原因是“未能妥善保护机密材料……”。联邦调查局并没有足够的证据指控李文和参与间谍活动，但是从联邦调查局不断透露出来的信息和克林顿的反对者们精心炮制的理论引发了媒体大规模的口诛笔伐，报道中巧妙地糅杂了政府批准在中国发射卫星、“捐款门”大选捐款以及对李文和的指控等事件。其寓意路人皆知：克林顿政府不能保护美国的秘密，为了乞讨大选资金而给美国和中国公司以特别照顾。
＇1＇原文为M…9型导弹。M…9是中国出口时使用的名称，解放军自用的导弹称为东风…15。
付出代价
1999年4月，鲍勃希特被召到华盛顿，联邦检察官对他进行了长达六个小时的质询，调查为什么六台机床未经批准就转道南昌。司法会议结束后，质询希特的美国律师对他说他并不感到担心，希特算是松了一口气。
“你和这件事的确没有任何关系。”检察官告诉他。
一个月后，非机密版的考克斯报告被公布了。报告中关于劳拉、休斯和麦道等个案的陈述部分都中规中矩、事实充分，但报告的分析和结论对任何一个稍微了解一些现代中国的人来说都是非常可笑的。这份报告将中国政府描绘成铁板一块，共产党政治局控制着工商业的各个方面，其目的就是为了在全世界范围内向美国的利益发起挑战。报告说“国民经济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支持建立现代化的军事武器和支持人民解放军的目的。”
正是在这样的一个夏天，一个新的司法部检察官小组接受了麦道公司一案。1999年10月19日，小组对麦道公司和中国航空技术进出口公司提起了十六项罪名的起诉。希特本人在第一项起诉中，指控他和两名CATIC员工——采购人员胡伯儒（音译）和曾前往哥伦布市检查设备的阎立人（音译）——同谋违反了美国的法律。一夜之间，希特将面临着可能高达二十五万美元的罚款和五年监禁。麦道和希特都否认有罪。
草草完成的起诉书充斥着事实上的错误和生造出来的法律理论。比如说，希特本人从未见过他所谓的同谋者阎立人。调查人员只是简单地从前往哥伦布市的人员名单中捡出这个人来。检察官还在一起编织了一套“集体认知”和“自觉回避”的理论。就算麦道公司任何一个单独员工都没有对法律“蓄意的明知故犯”，但是由于公司有“集体认知”导致了对出口法律的“蓄意的明知故犯”。除此以外，检察官还说，麦道公司忽视了CATIC可能不会建立北京制造中心的迹象，因此做出了对信息的“自觉回避”。这样就导致公司在填写出口许可证申请表格的时候提交了错误信息。很显然，这份起诉书是为了讨好五角大楼和国会中保守的共和党派，而不是执行法律。麦道公司的律师申请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工作，他们利用起诉书中的缺陷强迫政府披露了出口控制体系中一些从未披露、相互矛盾的做法。
2001年5月，联邦上诉法院撤销了对希特的起诉，希特得到解脱。他的律师为他进行了成功地辩护，由于希特被指控与中国官员的同谋本应在1994年9月份获得出口许可证被批准后就已经结束了，而这离1999年10月份对他的起诉正好超过五年，因此五年的法律追溯期已经过期。起诉撤销后的三个月，希特被诊断出患有肺癌，他于2002年12月退休。
克林顿政府换届后，对总统的仇恨终于烟消云散了，当初正是这种仇恨对调查工作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检察官现在想要尽快清理出口控制案的烂摊子。对CATIC的起诉在2001年5月和解了，中国公司请求不对违反出口法律进行辩论，并支付了二百三十万美元的罚款。2001年11月，所有针对麦道公司的起诉都被撤销了。政府承认公司并未参与任何不当行为，也没有向政府提供错误信息。作为单独的民事诉讼的和解方案，公司同意支付二百一十万美元的罚款，作为其承担中方行为和声明中的部分责任。
对劳拉和休斯公司并没有任何刑事诉讼。2001年1月，劳拉公司支付了一千四百万美元与政府达成了民事和解。公司不承认有任何不当行为，但是也同意支付六百万美元加强公司对出口法的遵守。2003年3月，休斯公司同意支付三千二百万美元罚款对民事诉讼进行和解。公司表示“对未获得本应获得的许可证一事表示遗憾”。
为了和麦道和休斯公司达成和解，政府不得不和波音公司进行谈判，波音当时已经成为了这两家公司的新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