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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例子并非少有，史书中多能见到，国君都是如此，自然不用说卿大夫和平民之家了。
后时的学者见“再适”二字而皱眉，那是宋代理学家种下的恶果。
春秋战国之时，男女之间也有自由恋爱的，甚至有私定终身的，从《诗经》三百篇中可以见到许多这样的诗篇，譬如《关雎》、《静女》、《木瓜》等诗。《关雎》是周南一带的作品，《月出》是陈国的作品，当然不是伍封写的，小说中是游戏笔法，当不得真。
自由恋爱的例子有不少，春秋时鲁庄公曾与大夫党氏之女割臂为誓，继而娶之，生下前文说过的公子般。公子般与大夫梁氏的女儿梁女亦私下往来，约立为夫人，是典型的自由恋爱。
战国时更有燕军入齐，齐世子法章逃到太史府上为佣工，与太史之女私定终身，后来继位，便是齐襄王，立太史之女为君王后。
所谓“男女授受不亲”是以后的说法，虽然当时也有男女之防，如坐不同席，乘不同车，其实当时男女常常同路同车而行。卫灵公曾与南子同车过市，并命孔子陪乘。齐桓公常带姬妾外出，管仲也因此带着爱妾随行。虽然小说中伍封与妻妾常常同路同车而行，是我对一些俗礼的有意忽略，但未必是不可能的。
春秋时的男女丑闻是极多的，其中影响政事的才会见诸史书，以史书所载之多，可以推测当时绝对没有后来森严之极的男女大防。譬如田恒故意“选齐国中女子长七尺以上为后宫，后宫以百数，使宾客舍人出入，后宫不禁”，他死时，“有七十余男”，生女还不知有多少。若非当时的社会没有后时的贞节概念，田恒绝对不会用这种方法来壮大田氏一族（按：春秋时的“宫”指大屋，非王侯专用之词）。
所以，小说中伍封与妙公主私定终身、与众女的自由恋爱绝非没有历史依据。
春秋战国之时，女人是可以拿来赠送赏赐的，运气好的被赏赐给下属为妻妾，运气不好的便是奴婢侍姬，卿大夫之间互相索要、赠送女人的事常见得很。最骇人的是齐相国庆封与大夫卢氏两家，妻妾互不为禁。
有时候为了抢女人，常常酿出影响政局的祸事。前文所说的夏姬便是如此，还有楚文王闻息侯夫人息妫之美，索性灭了息国，将息妫抢了去立为夫人，号称桃花夫人，生下二子先后为楚王，幼子为楚成王。楚平王因抢了儿子的新妇，以致逐杀太子建和伍氏一家，伍子胥奔吴，十余年后攻入楚国，鞭尸报仇。国君如此，卿大夫亦然，宋国太宰华督见司马孔父嘉的妻子魏氏甚美，设计杀了孔父嘉，连宋殇公也死于乱中，魏氏自尽，孔父嘉之子木金父被家臣抱着逃到了鲁国，其六世孙便是孔子。
一夫多妻是定制，但那时候并没有“三妻四妾”的说法，妻妾的地位分得很清楚，嫡妻只有一个，其次是媵，然后是妾，妾媵不限人数，至于姬婢便不在妻妾之列了。
现代人的历史小说中常常时有意忽略此事，写成一夫一妻，这是不合历史习惯的，尤其在春秋战国女权低下的时候，如果古人有知，必定会讥笑作者之无知了。
贤如孔子，也说“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像伍封这样爱护、善待甚至重用女子的人，当时可能是没有的，即使有也应是微乎其微，我想，这只能在小说中才能见到吧。
伍封对女子并不大守礼，因为他没有受过后世有关“男女大防”的教育，何况以当时的环境，作为贵族来说太容易得到女人。其实也可以将他写得如理学家心目中的君子，但那样太不合乎当时和环境，也不合乎伍封的性格。
7、夷人
春秋战国之际的夷人除了齐东莱夷之外，还有淮北沿海的夷人，统称九夷，小说中为了方便，只写了齐东的夷人。至于九族的名称是来自于《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史籍。小说中对各族的写法各有参照，譬如倭人便象是日本人，乐浪人、高丽人较似朝鲜人，满饰人较似后世的北方游牧民族。
8、骑马
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是很有名的历史事件，这是战国时期的事。春秋晚期，中原各国有没有人骑马呢？一般的看法是没有。不过我觉得春秋时除了代国、中山等地外，其它国家可能有少数地方也骑马，因为《左传·昭公二十五年》中有这么一句：“左师展将以公乘马而归”，这可能就是说骑马。不过，小说中伍封提倡部属骑马应该是超前了些，不必深究。
二、几点说明
1、小说中的人物
（1）、伍封
《史记·伍子胥列传》中的确有伍子胥将其子托付给齐国鲍氏的记载，其后不见于史书，而伍封之名又是从《吴越春秋》中而来。在《东周列国志》中也提到过伍封其人。不过，《天下春秋》中伍封的事迹却是虚构的。
根据一些记载和民间传说，伍子胥身高一丈，力大无穷，武勇和智谋都是出类拔萃。伍封作为他的儿子，身高一丈、天生神力是可能的，不过，那时候的一丈相当于现在的2。25米左右，伍封身高超过两米，的确是很高的了。
（2）、其他人物
妙公主、楚月儿、庆夫人、平启、子剑等人都是虚构的；支离益、任公子、董梧、颜不疑、市南宜僚、南郭子綦、东郭子华、朱平漫、阿九、渠公等人一般取自于《庄子》、《列子》中的故事，譬如朱平漫散尽家财向支离益学屠龙之术，学成而无所用；任公子在东海钓上大鱼；颜不疑向董梧求学等等，这些人物历史上未必真有，市南宜僚的故事在《东周列国志》中也有描写；老子、孔子、孔子的弟子既是历史人物，也可算是传说中的人物；越女、柳下惠、柳下跖是传说中的人物；书中的人物大多在历史上确有其人，如周襄王、楚惠王、吴王夫差、越王勾践、齐简公、齐平公、卫出公、晋定公、田恒、田盘、田逆、蒯聩、浑良夫、桓魋、范蠡、西施、文种、伯嚭、智瑶、豫让、赵鞅、赵无恤、刘卷等等。
2、关于老子
司马迁在《史记》中就已弄不清楚老子究竟是是何年代的人，在他矛盾的说法中，老子有三个年代：
第一，老子名李耳，是孔子曾向他问礼的老聃，那么老子便是与孔子差不多时代的人，孔子的生于公元前551年，卒于前479年，那么孔子向老子问礼应当在这些年中，那么老子应是春秋晚期的人。
第二，老子是前374年见过秦献公的周太史儋，那么老子的生存年代又是战国中叶后了。
第三，老子的儿子名宗，曾做魏将，封于段干。有人疑之为《战国策·魏策》中的段干崇，段干崇是战国晚年之人，那么老子也是战国晚期的人了。
由于《道德经》对战国中期的黄老学派有很大的影响，有人说《道德经》应该是战国早期的作品，那么太史儋和那位段干先生的父亲都不可能是老子，我以为老子还应该是孔子问礼的那个人，但孔子在春秋晚期死了，其后便开始渐渐入了战国时代。我想，老子未必年老，说不定年记还小过孔子，因此是跨春秋战国之交的人也有可能。另一种想法，也可能老子是个极长寿的人，若他能活一百多岁，孔子向他问礼与战国初期写《道德经》便有可能了。
如果《道德经》是战国初期的作品，那么有关“道”的说法在《道德经》之前就有了。
公元前594年，也就是鲁国“初税亩”的那一年，《左传·宣公十五年》记载，晋国大夫伯宗曾对晋景公说：“谚曰：高下在心，川泽纳污，山薮藏疾，瑾瑜匿瑕，天之道也。”《道德经》中有“是以圣人云：受国之垢，是谓社稷主”之句，这两个观点是一样的。
公元前484年，《左传·哀公十一年》记载，夫差赐剑命伍子胥自杀，伍子胥临死时说：“吴其亡乎！三年，其始弱矣，盈必毁，天之道也。”《道德经》上说：“得此道者，不欲盈”，仿佛与伍子胥互为问答。
《国语·越语下》记载，范蠡曾说：“上帝不考，时反是守，强索者不祥。得时不成，反受其殃”，“无过天极，究数而止”，“必顺天道，周旋无究”，“圣人之功，时为之庸，得时不成，天有环形，天节不远，五年必反”。这些物极必反，强弱互变的道理，纯粹是《道德经》中一类的道家者言了。
有关“天之道”必定是老子的时代或其之前时代有识之士的认识，或者是《道德经》书成之前就有的了。
3、朝鲜
朝鲜的国主据说是周武王封的，名叫箕子，朝鲜至今还在流传的歌谣中，也说他们的祖先是箕子。这位箕子是商王之后，周武王夺得天下之后，不肯臣事于周，武王招见他，他便写了一篇《洪范九畴》的文章交上去，然后去了辽东，也就是现在的朝鲜。由于朝鲜在历史上分为百济、新罗、朝鲜等国，分分合合，箕子是哪一国的祖先已经不可考究了。由于朝鲜与中国相交，自古以来关系密切，乐浪人、高丽人散居朝鲜是大有可能的事。
4、日本
关于日本人的起源问题，日本人在明治之后就进行了考古学、人类学、语言学等多方面的研究，其中有两种说法与中国有关：一种说法是日本人的祖先来自于中国南方，这是从各种文化联系上得出的结论；还一种说法是日本人的祖先来自于中国的东北、蒙古等北方游牧民族，这是从古坟、陪葬品的马具研究后得出的结论。
根据近年一项新的基因研究成果，科学家们通过对日本人DNA排序研究发现，日本的本州岛上的日本人，有四分之一基因排序与中国人完全相同，也就是说，这四分之一日本人的祖先是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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