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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会在18、19世纪停滞不前、甚至陷入衰退。弗格森说，“中国崛起（the rise of China）”这个题目不对，更确切的题目应该是“中国的回归（return），复苏（revival），复兴（renaissance）”。
弗格森归纳六个特点使西方处于领先地位：1）市场资本主义；2）科技革命；3）保护私有产权和个人政治权利（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d representation）；4）现代医药延长了人的寿命；5）以美国为代表的消费社会；6）马克斯·韦伯（1864－1920）描绘的劳动品格（work ethic）——勤俭节约、推迟消费等。
中国与美国的关系密不可分，弗格森为此提出“中美国（Chimerica）”的概念。Chimeirca是个双关语。 如果念成China和 America 的合成，意思是两个国家密不可分，就像两个人结婚以后，合二为一一样。 如果念成kimerica，指的是传说中的一种猛兽，谁也无法说清这是一种什么动物，在这个语境里也可以解释为：中美这个混合体到底是怎么回事，谁也说不清楚。但可以说清的是这两个国家加在一起，占有世界13％的陆面，四分之一的人口，和三分之一的产出。
在这对伙伴中，中国出口，美国进口；中国借出钱，美国借进钱；中国储蓄，美国消费。弗格森认为这个关系是不平衡的，不可持续的；就像一个婚姻中，一方只管挣钱，另一方只管花钱，这样的婚姻怎么能持续呢？而且，这个婚姻的好处也不均衡：中国得到的是经济平均年增长10％，美国得到的是10％的失业率。他把这个关系简称为“10－10关系”。
他说，中国大量贸易盈余和外汇储蓄是其固定汇率政策的副产品，其结果是为美国提供了大约一万亿美元的廉价资金，在21世纪更加纵容了美国的消费欲望，促成了资产泡沫。在今后20年时间里，中国的GDP总量会超过美国，但中国经济也会面临三大挑战：1）人口结构。独生子女政策会使中国的人口增长速度在今后20年中远远低于印度和非洲。2）快速工业化对环境和社会关系带来的负面影响。3）中国能否维持一个截然不同的政治体系，而在经济上与美国平起平坐？
简短讲演之后，有人问，中国早在15世纪就有郑和多次下西洋，远到非洲，但是中国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不以通商、强权为目的，而是要弘扬中国文化，显示皇恩浩荡，是“软实力”的表现；而西方是以经济利益为目的，以雄厚的技术力量为后盾，以武力征服中国和亚洲的，这是“硬实力”的表现。在21世纪，中国能否以文化的力量、软实力来领导世界呢？弗格森说，简而言之，答案是否定的，仅仅有软实力是不能称雄世界的；称雄世界需要硬实力，软实力对硬实力来说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附加品（或解释为实力与道德理念的捆绑，或外儒内法，软硬兼施等）。也就是说，硬实力加软实力比仅仅有硬实力要强大；而硬实力比仅仅有软实力要强大。
汪晖的发言把人们的视线从中国的改革开放拉到20世纪上半期的抗日战争、国共内战和朝鲜战争。汪晖曾担任《读书》主编多年，著有《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并被译成多种语言。美国刊物“外交政策”称他为“世界百名最有影响的公共知识份子之一”，德国刊物“时代”则把他列入当今12名“为未来思考的思想家”。 他的发言意在说明，共产党有呼应社会底层人心声、动员平民百姓，尤其是农民的革命传统，有独立自主的政治、经济、文化传统，在广大老百姓中仍然享有很高的声望，所以中国不会像苏联在1989年那样四分五裂，彻底垮台。
早些时候（2月11日中午），弗格森在哈佛大学与卡拉贝尔（Zachary Karabell）公开对话中也表明了类似观点。他带有历史学家的城府，认为相对权力是零和游戏；世界实力将从根本上重新布局，重心向中国移动；历史不是线性的，总是有意想不到的回旋曲折。 如果北京和华盛顿不是有意识地校正目前中美之间的不平衡，不可持续的关系，那么这个看似水乳相容的“婚姻”（super fusion）就面临“离婚”的危险，那时美国和印度就会走得更近。
卡拉贝尔相对乐观。他是River Twice Research的主席，曾任Fred Alger Management的首席经济学家和中美增长型基金主管（portfolio manager of China…US Growth Fund）。他说，正是因为人类社会进程充满了不可预料性，中美关系与历史上弱国追赶强国的经历有很多不同之处，这些特点就有可能使这个关系的发展与历史上与之类比的例子不同。 只要美国保持自己的创新精神和经济活力，中国能够帮助提供“全球公共产品”（global public good），中美之间的“婚姻”就不一定会离婚。■
九十一 历史学家看中美关系的趋近与背离（下）
弗格森提出了他的核心问题：Chimerica会不会在今后某个时间，因为某些原因，分道扬镳，而中国的崛起会随之嘎然而止呢？
弗格森的观点与他两年半以前（2007年10月30日晚）在剑桥论坛（Cambridge Forum）做公开讲演里表达的观点一脉相承，但他当时（金融危机之前）并没有认为，中美“婚姻”之间的好处没有平均分配。 他当时的题目是“中西方关系中的趋近与背离” （convergence and divergence）。
那天，弗格森也是首先感谢听众前来倾听一位“不是中国专家的人对中国的想法”。他说，自己最近在伦敦参观了一个关于中国秦始皇的展览。这个展览显示了公元前221年中国丰富多彩的文化；中国不远千里把这些古文物送来伦敦似乎是在提醒我们，中国在两千多前就已经是一个帝国了，大英帝国只不过是一个后来者而已。
然后他进入主题，描述中国在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取得的经济成就。在大约四分之一的世纪里，通过向全世界大量出口制造品，中国的GDP增长了10倍。 他说，这些成就使中国回到了1600年以前，那时候中国不亚于西方，他们是平起平坐的。目前经济学家讨论的“全球不平衡”其实就是一个不平衡：中国的经常项目盈余马上就要高达3800亿美元（2007年数据）。美国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吸收了中国20％的出口，与中国的贸易逆差将近2600亿美元。在几年之内，中国就会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制造商。在经济方面，中国在以迅猛的速度追赶西方。
“这有问题吗？西方是否应该担心中国的悄悄崛起（quiet rise），尤其是中国在经济方面的成就？”弗格森自问自答。 一些美国政客和评论家都认为，这对美国来说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因为美国公司在把制造业的工作大量输出到亚洲，尤其是中国，使美国制造业成了一个“空架子”（hollows out）。但弗格森认为这是美国人最不用担心的，因为中美的经济关系并不主要是关于物品和服务的贸易，而是关于资本的流动。为了避免亚洲1997－98年金融危机重演，中国政府总是进入外汇市场，人为阻止人民币升值，使中国出口产品显得便宜，致使中国外汇储备高达1万3千亿美元（2007年数据），其中大部分是美元作价的投资（dollar…denominated securities）。
他建议，我们应该把这个双边关系从Sino…America这个关联词改为Chimerica一个词，从而更突出二者的一体性。他说，中国生产效率的提高（对其他国家）有意想不到的好处。美国人享用物美价廉的产品；低通胀意味着更低的长期利率。经济学家对中国在美国的大量投资而导致的美国长期利率偏低的程度有不同的估计，但基本可以说，美国长期利率因为“中国因素”（China factor）低了100个基点，也就是1％。美国公司利用低利率和中国便宜的劳动力，在海外（尤其是中国）配置资源，赚取了大量利润。 “在很长一段时间，美国的金融服务业几乎很难不赚钱。所以即使我们很难想象美国的制造业东山再起，‘架空美国’（hollowing out America）也是我们最不用担心的。”
那么我们应该担心什么呢？弗格森这时提出他的核心问题：Chimerica会不会在今后某个时间，因为某些原因，分道扬镳，而中国的崛起会随之嘎然而止呢？他提出四个理由值得担心。
第一，中国的经济增长在缺少一些机制改革的情况下能持续多久？这些在西方看起来对持续经济增长必不可少的机制包括：保护明确划分的私有财产，法治社会（Rule of Law）和民选政府。中国现在经历的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组织的，在地方政府高层中腐败比比皆是的工业化。
第二，因为中国多年执行的只生一个孩子的计划生育政策，中国的人口增长会在今后25年到50年当中低于印度和美国的人口增长。现在65岁以上的老人占中国人口的8％，到2050年就会占24％。中国会像今天的欧洲一样衰老。
第三，弗格森提到最近一期《外交事务》杂志（Foreign Affairs，2007）中一篇名为《大倒退》（The Great Leap Backward）的文章。文章说，急速工业化（break…neck industrialization）使中国的空气质量降低到了人可以忍受的极限，中国的饮用水供给也已经达到了自然条件的极限。弗格森认为，这与缺少明确划分私有财产和保护产权有关。当一条河被污染，是谁的水被污染了？当一块农田被污染，是谁的田地被污染了？是谁的权利被侵犯了？在英国，公有的地（public land）总是比私有的地被更加过渡地开采或使用。
第四，2007年中央电视台联播的《大国崛起》分析了九个大国在崛起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其中提到加强海军建设，在国内保持安定统一的情况下，成为海上强国（maritime power）的重要性。弗格森说，如果